好基友魏征與唐太宗相愛相殺不離不棄的故事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鉅鹿郡(一說在今河北省巨鹿縣，一說在今河北省館陶縣)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共同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被后人稱為“一代名相”。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官至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謚號“文貞”。葬禮從簡。同年入凌煙閣。

魏徵陵墓位于陜西省禮泉縣。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傳下來的諫文表---《諫太宗十思疏》。

魏征與唐太宗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廢除與魏家的婚約，撲倒自己手書的魏征碑，但這些事不大被人提及，人們津津樂道的，仍是他們作為明君賢臣的故事。其實，這對中國歷史上的君臣楷模，有其真實的一面，也有被后人的記載著意塑造的一面。

貞觀十七年(643)正月，當朝名臣魏征病危，唐太宗甚是關心。不僅用自己別殿的質材為魏征宅修筑了正殿，賞賜各種家用物什，還專門派中郎將住在魏家，隨時稟報病情變化，藥品御膳自是送了不少，還不時親自前往探視，有時一去便逗留一整天。眼看魏征大限將至，太宗問他有何心愿，魏征拖病體勉強穿上朝服，對唐太宗說：“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語出《左傳》，意為：“我對自己和家里的事無心可操，就是恐怕國家出亂子”)。

唐太宗為此深受感動，不久，便決定將小女兒橫山公主嫁給魏征之子魏叔玉，希望魏征能在生前看到這個新媳婦。但未得成婚，魏征便撒手人寰，去世后，太宗罷朝五日，并親自書寫碑石立于其墓前。此后不短的時間里，太宗都思念不已，時常登凌煙閣看魏征的畫像，或寫詩悼念這位名臣。

然好景不長。由于魏征生前曾經舉薦杜正倫和侯君集為宰相，結果杜因為過失而遭罷官，侯因叛亂而被誅殺，加之有人在太宗面前說魏征結黨營私，令太宗大為不悅;又有人說魏征曾讓史官褚遂良看過自己的諫諍文章，這一點更是觸犯了太宗的神經(由于玄武門之變這一事件，太宗對國史的編修非常看重且親自過問)，于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廢除橫山公主與魏叔玉的婚事，隨即又下令撲倒了自己手書的魏征碑，親手終結了自己和魏征之間為后人所追慕的一段君臣佳話。

此舉不免令人心生疑惑，憑魏征與唐太宗之間深厚的情誼，如何到最后竟是這般的恩斷義絕呢？

我們都知道，魏征在隋末先是追隨瓦崗軍首領李密，后才投奔李唐的。歸唐后，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內任職，并在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關系緊張時，勸說太子建成當機立斷，占得先機，但終于李世民高出一籌，發動玄武門之變，親手除掉了自己的同胞和政治對手，并一步步贏得了天下。

不過，李世民當上皇帝后，不僅沒有降魏征的官，反倒是加以重用，史載：“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余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舊唐書·魏征傳》)也就是說，魏征與唐太宗，彼此都深感遇到了知音，兩人在國家大事上總能密切協商，通力合作。最重要的，魏征總是能說中太宗的心思。

太宗多次在大宴群臣時說，自己定天下，是房玄齡之功，而治天下，則多仰魏征。對于自己與魏征之間的融洽關系，太宗在各種場合反復說起，這種言辭上的不斷自我確認，其實一定程度上反而說明，唐太宗對魏征的真正態度是比較矛盾的，他雖然肯定魏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卻始終難以百分之百信任魏征。由此，也就有助于我們了解上述太宗對魏征態度的巨大反差。

那么，魏征與唐太宗之間的佳話是如何被經典化并傳頌下來的呢？這就不能不談到吳兢和他修撰的《貞觀政要》。吳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宮廷史官，一生經歷了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勵志勤學，博通經史”而受到人們的欽佩，負責修撰國史，曾編修著名的《武則天實錄》、《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無論《舊唐書·吳兢傳》，還是《新唐書·吳兢傳》，都沒有提到《貞觀政要》。而今天，《貞觀政要》的版權不僅歸于吳兢名下，還成為一本廣為人知的政治典范之作。

事實上，吳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針對“襲武周之制”還是“依貞觀故事”的政治紛爭，開始了《貞觀政要》的編修，到開元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實呈現了貞觀年間的政治風貌，尤其突出地記錄了唐太宗與以魏征為代表的貞觀名臣的問答與政論。或許是同為諫官的原因，吳兢尤其突出了對魏征的描繪。但此書上呈后，吳兢非但沒有受到玄宗的稱贊，反倒隨即遭到貶官。由此，《貞觀政要》雖入藏宮中，其下落卻隱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貞觀政要》才由時任史館修撰的蔣乂(吳兢外孫，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后的唐憲宗(778-820)，非常喜歡讀《貞觀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必召蔣乂“咨訪”，蔣乂“征引典故”。現今所見“讀《貞觀政要》”最早的記載，就是在唐憲宗朝，也就是說，正是蔣乂，使其外祖父吳兢的遺著得以重見天日。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讀、所見的《貞觀政要》，都是蔣乂整理過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時，尤其癡迷《貞觀政要》，并將此書寫在屏風上，每次閱讀都非常正式，視為大事。唐文宗甚至因為聯想到魏征的賢達，派人去尋訪魏家后人，由此當時魏征五世孫魏謨被提拔為右拾遺。魏謨姿宇魁秀，深得文宗賞識。到唐宣宗朝，魏謨被擢為宰相，當宰相時，在朝廷中論政議事，其他宰相或委抑規諷，只有魏謨直言不諱，無所回畏。唐宣宗曾說：“謨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新唐書·魏征傳》)可見，兩百多年后，魏征的形象已作為某種常規式的歷史記憶，進入唐代帝王乃至很多官僚文人腦海之中。

如此我們便可以看出，魏征與唐太宗成為后人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有其歷史事實的一面，但還有一條隱約可見的線索，那就是吳兢《貞觀政要》一書的流傳與逐漸受人重視。到五代宋初，“君臣共治”的觀念漸趨濃厚，《貞觀政要》更是成為一本廣為人知的著作，魏征與唐太宗之間的君臣之誼以及貞觀之治的政治理想，也隨之在人們心中愈加經典化和符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