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總喜歡西征 竟是因為恐懼？

成吉思汗的領土擴張，一度引起爭議，冉平卻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現(xiàn)代人的腦中，業(yè)已形成的思維定勢是，侵略就一定是為了爭奪能源、財產(chǎn)、人民。可對于成吉思汗來說，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為了斂財和統(tǒng)治，原動力是從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慮和不安。“一本書寫完，和作者就沒關系了。它有它的命。”日前，記者在采訪《蒙古往事》作者冉平時他說，“現(xiàn)在仍有人讀《蒙古往事》，我相信它比我命長。”

我們所看到的《蒙古往事》帶有濃重的蒙古特色。這是因為在創(chuàng)作《蒙古往事》前，冉平接觸到蒙古族現(xiàn)存最早的歷史文學長卷《蒙古秘史》，被書中簡單而樸實的漢語形式所打動。因此，在寫作《蒙古往事》時，冉平放棄使用漢語成語，并盡量少用形容詞。

在冉平看來，蒙古歷史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它流傳了幾百年，幾乎不走樣。無論是眾多版本的《蒙古秘史》，還是由它改編而成的文學作品，基本都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蒙古往事》同樣也源于《蒙古秘史》。最初，冉平希望能寫出一部蒙古族的史詩，但后來他放棄了，只寫到成吉思汗立國稱漢便戛然而止。冉平解釋說：“像電影的閃回一樣，我用不同的敘事角度，片斷式地寫成吉思汗的后半生情感。這樣比從頭說起更易接受。如果覺得不完整，可以去看史書。”

在內(nèi)蒙古生活了30年，冉平對于蒙古族的文化有自己的看法。成吉思汗的領土擴張，一度引起爭議，冉平卻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現(xiàn)代人的腦中，業(yè)已形成的思維定勢是，侵略就一定是為了爭奪能源、財產(chǎn)、人民。可對于成吉思汗來說，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為了斂財和統(tǒng)治，原動力是從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慮和不安。在冉平的想象中，“成吉思汗看到城墻會覺得滑稽：這怎么能保護我的財產(chǎn)和子民？我要把城墻推倒，讓這個地方長滿青草，使得馬兒能夠自由馳騁。”

他認為，成吉思汗的目的就是如此單純。如果住在房子中，反而會讓他覺得像進入墳墓一般喘不過氣，所以他在城外支起帳篷，看著城池中大火漫天，城市被夷為平地，他很愉快。這是一種文化心理的驅使。冉平認為，58歲的成吉思汗能帶著12萬人征服世界，除了由于西方世界的統(tǒng)治者寫信表示看不起成吉思汗而引起他的憤怒外，更多的是為了抗拒衰老和對死亡的恐懼。他對坐下來無所事事感到焦慮，所以才要行走，要征戰(zhàn)，要有事可做。

當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牧民走進城市的時候，民族文化也在漸漸消逝。許多人站出來吶喊，要保護民族文化傳統(tǒng)，冉平卻唱起“反調(diào)”。“民族文化的退化是一個國家文明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原始文明是怎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除了一些文物和典籍之外，剩下的都是我們的想象。

所謂的毀壞，誰又能知道它原本的樣子？”冉平認為，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們從草原遷徙出去，并不是文明的毀滅，只是生存方式被擠壓。牧民雖然放棄了馬匹，卻把離開故鄉(xiāng)的悲傷留在了心里，這比留在草原更重要，因為能存留在人們心中的文明才是永遠無法被毀滅的。反而是那些為民族文化代言、大聲叫喊著我們的文明被毀滅的說法很可疑。

冉平提出，文明的弱勢和少數(shù)都無關緊要，變異才最可怕。他提到鄂溫克族民族鄉(xiāng)——敖魯古雅。國家為保護這片僅有幾百人的土地，建起了房屋、電影院甚至是博物館。由于這里的鄂溫克族人以打獵為生，政府怕他們獵殺稀有動物，或者誤傷人類，就沒收了獵民的槍支。獵民很憤怒。“獵民并不需要房子、電影院，這些不能成為他們尋求快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