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也曾判糊涂案 被小吏犯人聯手蒙騙致判罰失當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一向被認為是科技著作，實則其里面的內容十分龐雜，除了“高科技”之外，還有很多人文記載，譬如我們鼎鼎有名的包拯包大人，也有幸入了大科學家沈括的法眼。說的是一個平民，犯了法，將要被處以杖打脊背的“杖脊”重刑。恰好又是開封府尹包拯審理此案。包大人是“黑臉”，從不講情面的，此君要大受活罪了。

但這位老兄不是坐以待斃的主，便買通了府衙內一位負責杖責犯人的小吏。此小吏告訴罪犯：到時候包老爺的判決書當庭發下來，一定是我去執行杖責之刑，還沒有開打之前，你就必須第一時間拼命地喊冤。然后，小吏便大聲訓斥他說，老老實實接受懲罰吧，廢話怎么那么多。如此一來，馬上就會有轉機。

罪犯當然言聽計從，在臨受杖責之前，便與那個小吏合作唱了這出戲。包大人一聽小吏口出狂言，有仗勢欺人的舉動，就氣不打一處來，把小吏打了七十大板。而對那位罪犯，包大人卻有了不忍之心，將其輕判，隨便打了幾下便收工。小吏雖然挨了板子，但也算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只是包大人，活生生被小吏騙得好慘。

沈括寫《夢溪筆談》時，包拯才去世二十多年，他倆算是同時代人，沈括的記載應該不會太夸張，可信度很高。不知沈括到底是在告訴大家，包青天審案也有糊涂的時候，還是在揭露小吏這種人的陰壞。中國專制時代的行政制度是“皇權不下縣”，即縣級以下的地方，根本沒有朝廷命官，基本由鄉間士紳自治，再委之以縣衙的小吏，縣太爺便可高枕無憂。而且，從縣衙開始，每一級政府機構里，都有很多不入流的小吏，來執行官員的命令，如剛才那位玩弄包拯的高手。

古代實行流官制，官員干幾年就走了，對當地事務本就不熟。而且本縣本府人士要避嫌，不能在原籍任職，可小吏都是本地人，對家鄉物事人情了如指掌。所以，地方上的事，縣太爺或許是個“昏官”，小吏卻異常“清醒”。

正是這種很不利于官員主政一方的狀況，才造成了小吏成為中國歷史上極為囂張貪瀆的一個整體形象。古代很多“公家事”，都壞在他們手上，而官員的名聲，也會一不小心，被他們搞臭。《聊齋》上有一篇《梅女》，講到一小偷，行竊于一戶姓梅的人家，卻被這家待字閨中的姑娘“梅女”抓了現行，并叫家人將小偷扭送縣衙。可惜，縣衙里負責治安的某“典史”收了小偷的賄賂，便反誣梅家小姐與那小偷有私情，此乃風流案，并非盜竊案。接著，還要將梅小姐羈押審問。梅小姐恐受侮辱，便懸梁自盡，以示清白。

聊齋上說的“典史”一職，本是不入流的小吏，到了清代，一度被提拔為級別最低的“朝廷命官”。蒲松齡筆下的這位典史，參加工作之前，乃當地一個潑皮無賴，是花錢買的這個典史之位，故此人與小吏亦無太大差異。此典史作惡多端，在聊齋先生的如椽大筆之下，當然使其全家都得到了應有的報應。只可惜，中國漫長的專制時代，小吏們幾乎都是對上哄瞞“朝廷命官”，對下欺詐盤剝老百姓，又有幾個會得到所謂的“報應”。

我們敬愛的包大人，也是因小吏搗鬼，才留下了一個污點，大大有損其一貫高大上的形象。其實，《夢溪筆談》里的這位小吏，只是相當準確地抓住了包大人審案的第一邏輯與法則，即同情弱者。所以他故意狐假虎威，在包拯眼皮子底下大聲呵斥罪犯，讓包拯認為他正在作威作福，欺壓弱者。于是包拯同情心大發，寬恕了那名將要面臨重罰的罪犯，也上了小吏的道。包拯的這種心態，讓人會忍不住聯想到海瑞。比包拯晚個五百年的明代大清官海瑞，遇到疑難案子時有三大原則：長輩與晚輩，或者兄長與弟弟鬧矛盾，一般站在長輩與兄長這邊;貧民與富民之間的訴訟，一般站在貧民這邊;老實人與刁鉆者打官司，一般站在老實人這邊。

這一套理念，完全是儒家不講技巧，只顧抽象道德訴求的一種體現。孔子所謂的“不患寡，患不均”，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海瑞不是在具體的案件中去死摳細節，以事實真相作為第一準則，而總是一味地照顧弱勢者，想著強勢者即便受點委屈，也只是把某種“不均”的狀況，稍稍減弱了一些。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海瑞當然認為自己的理念無可厚非。

包拯與海瑞，是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且不分伯仲的兩個青天大老爺。沈括筆下的包拯，又讓這兩人為官辦案的理念如此接近，這恐怕不是一種巧合。仔細一想，包拯是一個被后代小說和戲劇嚴重神話的人物，他殺陳世美、查明“貍貓換太子”真相的故事，本沒有史實做依據，但其中隱約透出的還是同情弱小的那種套路。推而廣之，古代很多所謂的清官，很多都是只講道德，不顧事實真相的“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