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執政開啟貞觀之治 物價低廉米價最低

古代的米價，是社會政治狀況、經濟狀況、治安狀況、發展前景的風向標，如同今天的股市、房市一樣，時時牽動著上至皇帝公卿，下到胥吏平民的心。過高或過低都會引起恐慌。我們就來打量一下唐朝的米價。

古代的計量單位中，一般的最小單位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石)。升和斗為最常用的計量單位，平頭百姓因此被稱為“升斗小民”。自秦漢開始它們之間都是十進制，南宋末年一斛改為五斗。一斛在今天折合為一百二十斤，一斗等于十二斤。但古代計量十分混亂，一時一地皆不同，大約就是這么個數，上下經常浮動，有時候浮動的幅度還不小。

再來讀讀杜甫的詩歌《憶昔》：“……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百馀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也就說，到了杜甫寫作這首詩的時候，一匹絹的價值為一萬文錢。不排除這種可能：為了押韻或者表述順暢，杜甫進行了簡化，一匹絹不一定可丁可卯地賣一萬錢，但上下應該差不了多少

在這里提絹的價格，是為了對照米價。唐時一匹絹的價格大概相當于一斛米。如果一斛值一萬錢，那么一斗就是一千錢。杜甫的《憶昔》作于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一千文錢買十二斤米，顯然已經超級貴了。

往回捋一捋。在唐朝以前的隋煬帝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亂，河北一帶斗米大概幾百錢，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戰亂甫平，民生凋敝，洛陽一帶斗米飆至八、九千錢。這都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米價，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安史之亂以后。《舊唐書·代宗紀》中說：“廣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師米斗直一千文。”“永泰元年三月，歲饑，米斗千錢，諸谷皆貴。七月，時久旱，京師米斗一千四百，他谷亦是。”跟杜甫詩中描述的幾乎一樣。“大歷四年八月，自夏四月連雨，至此月，京師米至八百文，五年七月，京師米斗千文。”《新唐書·劉晏傳》中亦云：“代宗立，時大兵后，京師米斗千文。”

其實，唐朝米價一度非常賤。《新唐書·魏征傳》中：“于是帝即位四年(貞觀四年，630年)，米斗三錢。”沒錯，是三錢。該書《食貨志》中重復了這個數字：“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資治通鑒·唐紀》中也強調：“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值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歲(四年)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貞觀四年是個分界線，這一年，經過李世民的休養生息政策，天下大治，再加風調雨順，米價降至最低點。不僅在唐朝，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米價最低的時候。從貞觀元年的米價千錢到貞觀四年的三五錢，不過三四年時間，這說明政府只要干正事，總是能干成的。有句話叫做“谷賤傷農”，貞觀年間米價如此低，百姓怎么看？類似的資料比較少，但從各類野史筆記中，零星可見，朝野基本對此都持正面態度。米價低，證明生產力高，畝產高，豐收了，天下不愁吃的。即使農民沒有因此增收，但對整個社會來說，生活成本更低，生存更容易了，終究是件好事。溫飽問題歷來是中國最難解決的問題，但比之下，“飽”比“溫”更重要。如果穿不暖，將就一下還能活下來，如果沒飯吃，幾天就挺不住了。

貞觀之后，武則天前后統治多年，朝廷內部爭權奪利，政治混亂，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后來李隆基上臺，肅清對手，整理內政，社會經濟逐漸發展。《舊唐書·玄宗紀》云：“開元十三年，時累年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東都指洛陽，青州齊州在今天山東境內。這幾個地方具有指標意義，可證米價偏是普遍現象。一直到開元二十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折合下來，一斗不到二十錢。當時沒有什么通脹率，貨幣(金銀銅錢等)超發不多，如此低的米價，都可佐證當時是難得的治世，可惜，好景總是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