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回憶父親載灃 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殺掉袁世凱

對他說來，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有一個傳說，光緒臨終時向攝政王托付過心事，并且留下了“殺袁世凱”四字朱諭。據我所知，這場兄弟會見是沒有的。攝政王要殺袁世凱為兄報仇，雖確有其事，但是被奕劻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了。詳情無從得知，只知道最讓父親泄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么辦？”結果是隆裕太后聽從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家去養“足疾”，把他放走了。

本文摘自：《我的前半生》 作者：溥儀 出版：群眾出版社

我做皇帝、我父親做攝政王的這三年間，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認識自己的父親的。那是我剛在毓慶宮讀書不久，他第一次照章來查看功課的時候。有個太監進來稟報說：“王爺來了。”老師立刻緊張起來，趕忙把書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見王爺時該做什么，指點了給我，然后告訴我站立等候。過了一會，一個頭戴花翎、嘴上沒胡須的陌生人出現在書房門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這就是我的父親。我按家禮給他請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書按老師的指示念起來：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來了。幸好我的父親原來比我還慌張，他連忙點頭，聲音含混地說：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書吧！”說完，又點了一陣頭，然后站起來走了。他在我這里一共呆了不過兩分鐘。

從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什么樣：不像老師，他沒胡子，臉上沒皺紋，他腦后的花翎子總是跳動。以后他每隔一個月來一次，每次呆的時間也都不過兩分鐘。我又知道了他說話有點結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動，是由于他一說話就點頭。他說話很少，除了幾個“好，好，好”以外，別的話也很難聽清楚。

我的弟弟曾聽母親說過，辛亥那年父親辭了攝政王位，從宮里一回來便對母親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親被他那副輕松神氣氣得痛哭了一場，后來告誡弟弟：“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滿族語父親)那樣！”這段故事和父親自書的對聯“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雖都不足以證明什么真正的“退隱”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對那三年監國是夠傷腦筋的。那三年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失敗的三年。

對他說來，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有一個傳說，光緒臨終時向攝政王托付過心事，并且留下了“殺袁世凱”四字朱諭。據我所知，這場兄弟會見是沒有的。攝政王要殺袁世凱為兄報仇，雖確有其事，但是被奕劻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了。詳情無從得知，只知道最讓父親泄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么辦？”結果是隆裕太后聽從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家去養“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內務府干過差使的“遺少”給我說過，當時攝政王為了殺袁世凱，曾想照學一下康熙皇帝殺大臣鰲拜的辦法。康熙的辦法是把鰲拜召來，賜給他一個座位，那座位是一個只有三條好腿的椅子，鰲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給問了一下，因此構成了“君前失禮”的死罪。和攝政王一起制定這個計劃的是小恭親王溥偉。溥偉有一柄咸豐皇帝賜給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們把它看成太上寶劍一樣的圣物，決定由溥偉帶著這把刀，做殺袁之用。一切計議停當了，結果被張之洞等人攔住了。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點是真的，這就是那時有人極力保護袁世凱，也有人企圖消滅袁世凱，給我父親出謀劃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凱在戊戌后雖然用大量銀子到處送禮拉攏，但畢竟還有用銀子消除不了的敵對勢力。這些敵對勢力，并不全是過去的維新派和帝黨人物，其中有和奕劻爭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權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殺袁世凱和保袁世凱的問題，早已不是什么維新與守舊、帝黨與后黨之爭，也不是什么滿漢顯貴之爭了，而是這一伙親貴顯要和那一伙親貴顯要間的奪權之爭。以當時的親貴內閣來說，就分成慶親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載澤等人的一伙。給我父親出謀劃策以及要權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這一伙。

無論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覺羅、八旗世家、漢族大臣、南北謀士;這些人之間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載字輩的澤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慶王的總揆奪過來，而醇王府的兄弟們首先所矚目的，則是袁世凱等漢人的軍權。就是向英國學海軍的兄弟和向德國學陸軍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攝政王處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間，一會兒聽這邊的話，一會兒又信另一邊的主意，一會對兩邊全說“好，好”，過一會又全辦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滿意他。

其中最難對付的是奕劻和載澤。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領銜軍機，太后死后改革內閣官制，他又當了內閣總理大臣，這是叫度支部尚書載澤最為忿忿不平的。載澤一有機會就找攝政王，天天向攝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攝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攝政王支持了載澤，或者攝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對立的態度，奕劻只要稱老辭職，躲在家里不出來，攝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腳。所以在澤公和慶王間的爭吵，失敗的總是載澤。醇王府的人經常可以聽見他和攝政王嚷：“老大哥這是為你打算，再不聽我老大哥的，老慶就把大清斷送啦！”攝政王總是半晌不出聲，最后說了一句：“好，好，明兒跟老慶再說……”到第二天，還是老樣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辦事，載澤又算白費一次力氣。

載澤的失敗，往往就是載灃的失敗，奕劻的勝利，則意味著洹上垂釣的袁世凱的勝利。攝政王明白這個道理，也未嘗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無辦法。

后來武昌起義的風暴襲來了，前去討伐的清軍，在滿族陸軍大臣蔭昌的統率下，作戰不利，告急文書紛紛飛來。袁世凱的“軍師”徐世昌看出了時機已至，就運動奕劻、那桐幾個軍機一齊向攝政王保舉袁世凱。這回攝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為袁做擔保的那桐發了脾氣，嚴肅地申斥了一頓。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頭保袁世凱，必然有恃無恐。攝政王發完了威風，那桐便告老辭職，奕劻不上朝應班，前線緊急軍情電報一封接一封送到攝政工面前，攝政王沒了主意，只好趕緊賞那桐“乘坐二人肩輿”，挽請奕劻“體念時艱”，最后乖乖地簽發了諭旨：授袁世凱欽差大臣節制各軍并委袁的親信馮國璋、段祺瑞為兩軍統領。他垂頭喪氣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們包圍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歸山，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來，就請這一伙王公們出主意。這伙人說，讓袁世凱出來也還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權，不能委派他的舊部馮國璋、段祺瑞為前線軍統。經過一番爭論之后，有人認為馮國璋還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載洵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題來頂替段祺瑞。王公們給攝政王重新擬了電報，攝政王派人連夜把電報送到慶王府，叫奕劻換發一下。慶王府回答說，慶王正歇覺，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說。第二天攝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這一個上諭，奕劻就告訴他，頭一個上諭當夜就發出去了。

我父親并非是個完全沒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為了維持皇族的統治，首先把兵權抓過來。這是他那次出使德國從德國皇室學到的一條：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當軍官。他做得更徹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還必須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載濤做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建立皇家軍隊。袁世凱開缺后，他代替皇帝為大元帥，統率全國軍隊，派兄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另一個兄弟載濤管軍諮處(等于參謀總部的機構)，后來我這兩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軍部大臣和軍諮府大臣。

據說，當時我父親曾跟王公們計議過，無論袁世凱鎮壓革命成功與失敗，最后都要消滅掉他。如果他失敗了，就借口失敗誅殺之，如果把革命鎮壓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軍權，然后設法除掉他。總之，軍隊決不留在漢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凱手里。措施的背后還有一套實際掌握全國軍隊的打算。假定這些打算是我父親自己想得出的，不說外界阻力，只說他實現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稱了。因此，不但跟著袁世凱跑的人不滿意他，就連自己的兄弟也常為他搖頭嘆息。

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出使德國赴任之前，到攝政王這里請示機宜，我七叔載濤陪他進宮，托付他在攝政王面前替他說一件關于禁衛軍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說還沒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經邁的面子。李經邁答應了他，進殿去了。過了不大功夫，在外邊等候著的載濤看見李經邁又出來了，大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沒辦，就問李經邁是怎么回事。李經邁苦笑著說：“王爺見了我一共就說了三句話：‘你哪天來的？’我說了，他接著就問：‘你哪天走？’我剛答完，不等說下去，王爺就說：‘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連我自己的事情都沒說，怎么還能說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瘡時，請中醫總不見好，父親聽從了叔叔們的意見，請來了一位法國醫生。醫生打算開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對，只好采取敷藥的辦法。敷藥之前，醫生點上了酒精燈準備給用具消毒，父親嚇壞了，忙問翻譯道：

“這這這干么？燒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這樣外行，在他身后對翻譯直搖頭咧嘴，不讓翻給洋醫生聽。

醫生留下藥走了。后來醫生發現老太太病情毫無好轉，覺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過的藥膏盒子拿來看看。父親親自把藥盒都拿來了，一看，原來一律原封未動。叔叔們又不禁搖頭嘆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張文治是最愛議論“王爺”的。有一回他說，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廟，供著一口井，傳說那里住著一位“仙家”。“銀錠橋案件”敗露后，王爺有一次經過那個小廟，要拜一拜仙家，感謝對他的庇佑。他剛跪下去，忽然從供桌后面跳出個黃鼠狼來。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報了上去，于是大臣們就傳說王爺命大，連仙家都受不了他這一拜。張文治說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細，原來這是王爺叫廟里人準備好的。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歡自稱是維新派，我父親也不例外。提起父親的生活瑣事，頗有不少反對迷信和趨向時新風氣的舉動。我還聽人說過，“老佛爺并不是反對維新的，戊戌以后辦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緒要辦的嗎？醇親王也是位時新人物，老佛爺后來不是也讓他當了軍機嗎？”慈禧的維新和洋務，辦的是什么，不必說了。關于父親的維新，我略知一些。他對那些曾被“老臣”們稱為奇技淫巧的東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態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個備汽車、裝電話的王府，他們的辮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個。但是他對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為例，可見一斑。他穿了許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納悶地問我杰二弟：“為什么你們的襯衫那么合適，我的襯衫總是比外衣長一塊呢？”經杰二弟一檢查，原來他一直是把襯衫放在褲子外面的，已經忍著這股別扭勁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經把給祖母治病的巫婆趕出了大門，曾經把仆役們不敢碰的刺猬一腳踢到溝里去，不過踢完之后，臉上卻一陣煞白。他反對敬神念佛，但是逢年過節燒香上供卻非常認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風俗把這天叫做“破五”，他不許人說這兩個字，并在日歷的這一頁上貼上紅條，寫上壽宇，把堅筆拉得很長。杰二弟問他這是什么意思，他說：“這叫長壽嘛！”

為了了解攝政王監國三年的情況，我曾看過父親那個時候的日記。在日記里沒找到多少材料，卻發現過兩類很有趣的記載。一類是屬于例行事項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頭”，每逢立秋，則“依例因分發”;此外還有依例換什么衣服，吃什么時鮮，等等。另一類，是關于天象觀察的詳細記載和報上登載的這類消息的摘要，有時還有很用心畫下的示意圖。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內容十分貧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種對天文的熱烈愛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說不定他可以學成一名天文學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樣的社會和那樣的家庭，而且從九歲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