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的月亮圓 第五次反圍剿迷信蘇聯顧問李德

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與奧托·布勞恩在上海整整相處一年。一年之中，兩人就中國革命問題交換了些什么看法？怎樣評估蘇區的武裝斗爭？如何使這一斗爭再進一步發展？現在已經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實說明，這段時間使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絕對的信任。

很快臨時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蘇區。動身前提出要奧托？布勞恩一同去。布勞恩并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但他有自己的考慮。作為一個曾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現的艱險。況且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弗雷德)正在來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將很快無事可做。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蘇區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個： 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所以當尤爾特代表遠東局征求他意見時，他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他要憑借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事情并非奧托？布勞恩想像的那么簡單順利。他后來回憶說，“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到底是幾封，他也說不清。

隔了一段時間，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前，才收到共產國際正式且含混的答復：

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共產國際似乎是要通過這個指示讓遠東局、中共臨時中央和奧托？布勞恩明白兩點：

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沒有指示權力”，僅僅具有建議權;

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并不受托于共產國際，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顯然，共產國際沒有幫助李德完成身份轉換。只是要求中共臨時中央對自己選定的顧問負責。布勞恩后來說，“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共產國際從來不直接對他發出任何指示電報。他與共產國際也從來沒有建立直接聯系。真正由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弗雷德從上海給李德發電報，也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幫助了解情況的臨時助手而已。

一直到進入蘇區，布勞恩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微妙。在蘇區的軍事會議上起初他一再說明，他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但博古不容他這樣講下去。在介紹他的第一個歡迎會上，熱情揚溢的博古便展開了他的演說才能：

“同志們！我們在這里召開一個特別會議， 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志。”“為了保密和顧問同志的安全，會后對他的稱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又是位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他來到中國，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懷與巨大支援，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給予了他“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這把尚方寶劍。還給他戴上一連串“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豐富斗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還親自給他起了個中國名：李德。

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進入中國革命史冊。

作為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人，博古進一步說明，李德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份列席中央及軍委會議，參與黨和紅軍各項方針決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別對軍事戰略、戰役和戰術，負有指導和監督的重任。

奧托？布勞恩從軍校畢業時間并不長，開始還不適應“李德”這個名字，不適應“太上皇”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見每一個人似乎都認為他這個顧問具有極大的權力，而且他在日記中寫道：“博古也許還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

他說對了。年輕的博古需要旁邊有個鐘馗，以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是對他一竅不通的軍事工作的權威。李德就扮演了這樣的鐘馗。

當時的工作程序是，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并完成翻譯后，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

奧托？布勞恩逐漸熟悉了李德這個名字，也逐漸習慣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來了。

他與博古商量以后，在10月中旬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說，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里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現在一定要擺脫過去一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

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和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明顯是博古的語言，借李德之口說出而已;新原則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東西了： 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于陣地之前。

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套老戰法。

這些新的原則被通過、付諸實施了。

11月11日，尋淮洲率新成立的紅七軍團進攻滸灣，遭敵夾擊，彭德懷率三軍團赴援。陳誠以部分兵力牽制我三軍團，以主力向七軍團猛攻。七軍團陣地被突破，尋淮洲率部倉忙后撤。彭德懷的三軍團也在多次向敵陣地沖擊過程中，遭密集火力殺傷和低空飛機掃射，傷亡重大;兩個軍團傷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一部從敵人堡壘間隙北出，配合三軍團作戰。17日，陳誠以10個師兵力從側面出擊，企圖斷我歸路;另以5個師向我發動正面攻擊。云蓋山、大雄關一帶，一軍團、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被迫放棄陣地。

如果說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揮，也不完全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此時李德已經擁有了決定性發言權，紅軍各級指戰員不得不執行他的原則方針。

中革軍委11月20日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帶有鮮明的李德印記 ：“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斗”。

軍人不能拒絕戰斗。更何況革命軍人。

于是革命軍人不能拒絕進攻堡壘。

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歷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一軍團，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 三岬幛、乾昌橋和廣昌戰斗，除了鳳翔峰、三岬幛戰斗苦守陣地而取得小勝外，其余都打了敗仗，損失嚴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戰斗，一軍團一師三團9個連隊，竟然陣亡了13個連級干部。

歷次反“圍剿”猛打猛沖能啃硬骨頭的紅三軍團，1933年11月的滸灣戰斗傷亡重大，12月的德勝關戰斗傷亡重大，1934年3月的駐馬寨戰斗傷亡重大。

下一個，便是李德親自出馬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幾乎將紅軍主力拚光、導致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的廣昌戰斗。

4月10日，國民黨北路軍陳誠指揮十一個師進攻廣昌。 面對敵軍的嚴重攻勢，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共九個師堅守廣昌。博古、李德赴前線組織野戰司令部直接指揮。司令員在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擔任政治委員。周恩來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衛廣昌的政治命令下達。 命令簽署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博古、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代總政治部主任顧作霖：

“我們的戰斗任務，是在以全力保衛廣昌。為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一切戰斗員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有最大限度的緊張與努力，我們的堅定的堅決的頑強的英勇的戰斗，非但能夠保衛赤色廣昌且可能消滅大量的敵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圍剿’。”

“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斗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

“我突擊力量應該努力隱蔽的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敵火下之不必要的傷亡而進行出于敵人意外的突然的攻擊，在攻擊時應不顧一切火力奮勇前進堅決無情的消滅敵人。”

從這些令很多指揮員費解的西化語言中，人們活脫脫看見的是李德。

陳誠以10個師構成5公里寬的攻擊正面。5個師為河西縱隊，5個師為河東縱隊，一個師為預備隊。以河東受阻則河西推進、河西受阻則河東推進戰法，夾撫河兩岸交替筑碉，向廣昌推進。

紅軍9個師，敵軍11個師。這是一場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的搏斗。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被壓縮到了廣昌一隅。

陳誠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隊十一師、十四師都在那里;河東部隊相對較弱。李德抓住這點，計劃以九軍團和紅二十三師在西岸牽制敵主力;以主力一、三軍團和五軍團十三師集中在撫河以東大羅山、延福嶂地區，對河東之敵實施短促突擊，給其以殲滅性打擊。

結果弱敵不弱。我主力一、三軍團還未突擊，敵河東縱隊就向大羅山、延福嶂發起猛攻。河西縱隊也乘紅軍主力集中東岸作戰之機，4月14 日突破九軍團陣地，占領甘竹。

河東紅軍主力也未頂住敵河東縱隊，于19日丟掉了大羅山、延福嶂陣地。

計劃好以我弱旅吸敵主力，以我主力殲敵弱旅，反被敵以弱旅膠著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線。

敵人似換了一個人。我們也似換了一個人。

4月27日，陳誠指揮河西河東兩岸敵軍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

當晚，紅軍被迫撤出廣昌。

廣昌保衛戰是李德戰略戰術發展的頂點，紅軍損失巨大。戰斗持續18天，紅軍傷亡5500余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5。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這個第五次反“圍剿”的結局，在廣昌已經奠定。

紅軍在廣昌的確戰敗了。因為失敗，出現了一些不準確的說法。例如說在戰前就提出了口號：“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 “勝利或者死亡”;其實這些口號是4月28日《戰斗報》發布的。發布之日， 紅軍已經退出了廣昌。

又有文章說“博古和李德害怕敵人突破所謂根據地的門戶廣昌，荒謬地提出要‘把廣昌變成馬德里！’‘像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廣昌！’”;這就偏離當時的事實更遠了。西班牙內戰發生在兩年之后。沒有人能夠用1936 年底發生的保衛馬德里戰斗， 來形容1934年4月的廣昌。

李德的作戰指揮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巨大，事實已經鐵一般地擺在了那里。脫離了事實的感情升華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總結出經驗教訓的人們，陷入另外一種迷霧。

李德的翻譯之一王智濤說：“他是由上海那個真正軍事顧問派來打前站的”。

如果來蘇區的不是假顧問李德，而是真顧問弗雷德，中國革命的運氣是否能夠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顧問弗雷德1933年春天來華。他在中國時間雖短，卻于6月13 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給中央蘇區一封著名的“長電”，指示紅軍今后作戰方針。他反對集中使用兵力，主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以主力組成東方軍，打通福建出海口，獲取蘇聯可能的武器支援。

連國際代表尤爾特和還未出發去蘇區的李德都認為他的想法不切實際。

即使如此，弗雷德對提出異議的蘇區中央局還去電嚴厲申斥：“必須時時記著：我們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步驟來浪費我們的任何時間”。

有個正式頭銜，說話口氣便不知比李德強硬出多少倍。

為了弗雷德不切實際的空想，紅一方面軍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軍團組成中央軍，留守原地，以三軍團為基干組成東方軍東出福建。

幸虧弗雷德來華時間不長。否則“長電”之上再加幾封“長電”，李德之上再多個弗雷德，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來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離開中國。

他后來成名于西班牙戰場。真正的“保衛馬德里”去了。看來他在那里更有成績，人們稱他克勒貝爾將軍。

歐洲更適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李德的身影中，人們總看見博古。博古的錯誤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 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

國際只允許他有建議權。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權、決定權。那不是共產國際決定、而是中共中央的決定。

有人說，博古當時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話說得刻薄了一些。不懂軍事向別人請教，無可非議，哪怕被請教者是個外國人。如果僅僅如此，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歷史，會有另外一種寫法。

起初的確局限于請教。但后來則想把自己的某些東西塞到里面。借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臺，壓人。于是李德變成了鐘馗，用他來“打鬼”───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特戰法的人。

首當其沖者自然是毛澤東。

當時的左傾中央，無一人想起要向蘇區中自己的同志請教。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

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

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

從地理氣候上說，中國經常是東南暖濕氣流與西北干寒氣流的交匯地點。1931年這兩股氣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 新加坡生成的熱帶臺風卷走了牛蘭夫婦，西伯利亞南下的強勁氣流卻把奧托？布勞恩送到了中國。

歷史鏈條的某些環節，總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組成。沒有那個倒霉的共產國際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艱難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說命運的話，這是李德的命運，也是中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