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撞船之后中國對越關系大逆轉 美國原形畢露
越南作為中國南方的一個鄰國，在面積、人口和經濟規模上似乎都不太突出，但是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越南卻成為中國一個最突出的麻煩制造者，雙方在1979年的戰斗極為激烈，此后10年間，兩國軍隊間的沖突時常發生。
然而，在新世紀伊始，中越關系卻異常樂觀，兩國分別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12月簽署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和《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標志著此前被雙方爭奪數十年、一度大打出手的陸上邊界和北部灣劃界的解決。
就在人們樂觀地憧憬著中越南海問題也會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時，中越關系卻突然進入了下坡路。
這條下坡路在2011年終于演變成中越關系的緊張局面：越南對南海問題的寸步不讓以及越南在南海非法控制區的軍演使得中國人再次把目光聚焦于越南這個已經被很多人遺忘20年的鄰邦。
而相較于中國時常對越南表現的漠不關心，越南卻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消息，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行為，這種關心表現了越南對華安全認知的敏感性。
中國擁有14個陸上鄰國和若干個海上鄰國，其中也不乏將中國視作威脅、同中國時常發生邊界沖突者，但越南在這些國家中非常特殊，它的特殊性可以在3個層面上進行分析。
首先，越南作為中國的一個鄰國，其對華安全認知具有大多數中國鄰國的一些共性，在這一層面上，越南同印度等國大同小異。第二個層面是，越南作為一個長期收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它同中國的交往如同韓國等國一樣，充滿很多矛盾性。
第三個層面，也就是越南自身的特性、自身獨特的歷史和意識形態，這些使得越南對華安全認知出現了其他國家不曾產生的看法和心理。
首先來分析一下越南作為鄰國對中國的安全認知。鄰國之間交往的最大問題莫過于領土糾紛，既然是鄰國，雙方就擁有共同的邊界線，而經過變動的邊界線往往通過武力方式甚至戰爭而實現。
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自從民族主義崛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爭不是起源于同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于因喪失神圣領土而產生的民族的被剝奪感。”在鄰國之間維持彼此的安全互信異常困難，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在世界范圍內也難以徹底解決。越南作為中國的鄰國之一，對中國的安全認知會持續充斥負面的評價。
第二個問題就涉及到制衡了。在被明確解釋過的三種制衡理論中，威脅制衡論的行為體是不論國家大小的。沃爾特提出，國家之間結成聯盟的關鍵在于“制衡威脅”，而取決威脅程度的四個因素中就包括地理鄰近度。
不要忘記的是，“東盟成立的時候只是美國的一個小伙伴，如今則力圖維持其他大國勢力的平衡，避免某一大國的勢力做大。張錫慎也在其書中寫道，越南早已在1995年加入了東盟，中越的糾紛得到了東盟的關注。
現在，同中國一樣有邊界爭議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尼等東盟成員國同越南一道，有“使用一個聲音”同中國談判的行為，可以看出，東盟有關成員國有利用東盟組織進行結盟制衡中國“威脅”的偏好。
所以，在制衡中國方面，越南同菲律賓等國有著相近的安全認知，今年越、菲兩國相互呼應，在南海問題上挑戰中國也印證了這種意圖。
當然，越南對中國安全認知的背后還是少不了其他大國的影響，尤其是新世紀，美越關系超乎想象地迅速改善，就如同中美在20世紀70年代關系的迅速改善一樣，首先由于合作可以產生的利益最大化。
中國在70年代承受著來自蘇聯的威脅，而越南也認為自己目前面臨著中國的威脅，美國為了對中國進行制衡自然也樂于拉攏越南與之合作。而且不僅僅是越南，中國周邊許多國家也出于同樣動機同美國合作，美國同這些國家的軍事交流也會加劇中國周邊地區的緊張態勢、使問題復雜化。
更危險的是，某些國家甚至高估了美國對其支持程度，對中國的挑釁行為也超出了美國允許的范圍，直至美國都開始呼吁南海問題各方保持克制。
其次，來分析一下越南作為中華文化圈內國家對中國的安全認知。如果按照文明沖突論來判斷，中國、越南與韓國等國家應該同屬所謂的“儒教文化圈”，考慮到“儒教”是否是一種宗教存在爭議，姑且將越南算作中華文化圈內的國家。
如果用文明沖突論來衡量中越關系，那么雙方應該充滿親近感，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圈內國家的認知更為復雜和微妙，尤其是中華文化圈。因為該文化中基本上是完全以中國為中心的，不論越南還是韓國，其文化絕大多數是中華文化的刺激擴散甚至是遷移擴散。
自身文化的缺失會令這些國家對中國產生抵觸，因為它們覺得自己會比中華文化圈外的國家更容易被中國同化。越南和韓國也都在上個世紀進行了去中國化行為，越南人使用的根據漢字創造的“字喃”被拉丁拼音取代，韓國人也更樂于使用諺文而非漢字。
可見，中華文化圈中的越南對中國作為威脅的認知不僅是軍事上或者領土糾紛，也包含了對文化侵略滲透的恐懼。
但另一方面，同一文化圈內的國家在交往上確實更加方便，而這也是中越關系當中的一個積極因素，這個因素能否很好地利用可能會成為中越兩國能否維持和平的關鍵，尤其是軟力量學說在當今國際關系領域中的流行，權力正在從“擁有雄厚的資本”轉向“擁有豐富的信息”，而中華文化對越南千年的影響至今仍然是中國對越使用的一種軟力量。
正像近代中國許多仁人志士留學日本一樣，現在越南在中國留學生的規模也相當可觀，截至2007年，越南在華留學生數量已位居在華外國留學生數量的第四位。
除了地理相鄰和成本相對低廉外，共同的文化和心理也是越南人選擇留學中國的原因。除教育外，越南發展迅猛的旅游業亦吸引了大批中國游客前來觀光，位列越南前10個國際客源市場之首。還有就是經貿，中國目前也是越南第一大貿易伙伴，越南成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
當然，這些雙方已形成的相互依賴有地理相連的原因，但并不是每個鄰國之間的往來都能像中越這樣緊密，中越貿易幾乎是中國陸上貿易中最繁忙、規模最大者，雙方共同的文化使得彼此產品更能為對方所接受，也令雙方在交流時更能了解對方的意圖，較少地涉及對方的禁忌。
而樂觀的是，越南對中國的依賴要遠遠大于中國對越南的依賴，畢竟中國是大國，可以忽略同越南的貿易，但越南絕不能忽略中國這個北方的龐然大物。
這令越南處理對華關系時必須格外慎重，即使確實對中國感到恐慌也不能意氣用事，正如今年越南部分人號召的抵制中國貨的運動阻力很大，因為越南人幾乎全民使用的交通工具——摩托車大部分產自中國。
同時，中越的相互依賴也更多地表現在民間，與中俄、中國-中亞以能源為主的貿易不同，中越的貿易多為民間商品的交換，主體是普通民眾而不是國有大型企業，民眾在日常的交往中形成的感情更為直觀。
綜上，越南作為中華文化圈內的國家，其與中國形成的相互依賴可能會阻止越南對華安全認知的負面印象演變為戰爭，那么雙方針對矛盾采取的行動就只能停留在制衡的層面上。
再次，來分析一下越南作為個體對中國的安全認知。按照博厄斯主義(歷史特殊論)的觀點，每個民族都有他們特殊的歷史。越南雖然只是中華文化圈國家的其中一員，但它自身的歷史又具有獨特性。
最突出的就是越南經由中國統治了一千多年的歷史，越南北部自秦末漢初(公元前3世紀)時并入當時割據兩廣的南越國版圖，直到五代十國后期(10世紀)，統治兩廣的南漢國荒淫無道丟掉越南，其間一直是中國的領土。
而在明朝永樂年間，越南北部又一次短暫地成為中國領土——交趾布政使司(越南南部歷史上并非越南主體民族京族的生活區域，也不在中華文化圈內，而是由小乘佛教文化的高棉人所有，直到19世紀初的阮朝時才越南南北才正式混同)。
被中國統治的歷史在越南人看來是“侵略”，至今越南人還是喜歡對外人津津樂道他們敢于同各國“侵略者”抗爭的歷史——同“中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最后的美國人”，他們將中國的統治和法國的殖民、美國的干涉相提并論。
所以，中國漫長的統治史也讓越南對中國極度擔心，保持極高的警惕，近現代抗法和抗美的歷史更加深了越南人對保持本國獨立的強烈決心。
越南自身經濟在這幾十年的發展也令越南對華戰略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越南自1986年革新開放后經濟發展及其迅猛，經濟增長率一度保持世界第二的水平，僅次于中國，高于印度。
而另一方面，越南自2008年起開始了經濟動蕩，最近又飽受高通脹的困擾，加之南北越合并僅僅過去35年，越南內外懷念南越政權者大有人在，越南當局為了轉移國內視線，也需要適當地利用“中國威脅論”擴充軍備。
另外，值得我們討論的影響中越關系走勢的重要因素就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安全作為一種非傳統安全，在后冷戰時期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如何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顯得尤為必要和緊迫。眾所周知，越南和中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這也是決定兩國政府間保持友好關系的有力支撐。
當然，意識形態的一致不一定就能使兩個國家長期友好，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的交惡就是一個教訓，但現在是后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僅有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自保需要進行意識形態的結盟，雖然大部分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已不再把意識形態掛在嘴邊，但畢竟中國和越南都是受到美國批評的國家，批評的方面涉及人權、宗教、言論自由等等，都屬于意識形態方面。
因此，越南即使因為領土的爭奪問題對中國不滿，也要依靠中國抵御“和平演變”。中越兩國領導人會面時還保持著擁抱的禮儀，令外界難以想象著是兩國存在著領土糾紛的國家。
所以，雖然坊間對于越南要同美國合作甚至結盟的論調頗多，但越南當局深刻感受到的美國對其實行的和平演變等顛覆活動的存在還是不會令越南成為像菲律賓、韓國、日本那樣的美國盟友。
同樣，時代的變遷也不會讓越南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那樣同美國如此親密的結盟，那個時候中美兩國都面臨著來自蘇聯的巨大威脅，中國的自助極為脆弱，但現在美越兩國的對手中國并不是美國的敵人，只是在某些方面同美國存在爭議，因此，美國也無需像當時與中國聯手抗蘇那樣同越南聯手反華。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民間自發的在中國大使館門前的抗議活動時常遭到越方強力部門的干預，也是越南官方不愿同中國為敵而采取的措施。
綜上，通過三個層面的分析，我們提煉出很多影響越南對華安全認知的因素，從短期來看，越南因為領土糾紛而產生的對中國的不信任難以解決，但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諸多因素中，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隨著新時期中越兩國交流的加深不斷增強，民間的了解也越發深入，并且中越兩國保持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使得越南政府絕不能同中國對立。
因此，可以樂觀地認定，中越目前的一些摩擦不會令兩國關系急劇惡化，更不會導致兩國為敵，而越南對華安全認知中的負面因素，需要兩國保持信心、保持耐心，在更頻繁的交往中建立互信，在一個長期的時間范圍內加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