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西安兵變前因何事被蔣介石斥為“不忠”
蔣介石在十月間到西安一行以后，有一點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戰爭中，東北軍已越來越派不上用場。總司令在與東北軍將領的談話中可以察覺到大家對他的新攻勢毫無興趣。張學良的一個幕僚后來告訴我說，這次少帥正式向總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陣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蔣介石回答說，“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我決不談此事。”只有到那時候才可以同俄國合作。
總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陽的大本營，監督這次新戰役的準備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師兵力。到十一月底，陜西古老的關隘潼關附近已經集中了十多個滿員師。一列車、一列車的彈藥和供應品運進了西安。坦克、裝甲車、摩托運輸隊也準備隨之而來。
但是對于這一切準備在大規模基礎上加強內戰的計劃，公眾都還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關于西北的情況，報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說法是，紅軍已被正式“剿滅”。少數“殘部”也在被驅散之中。與此同時，綏遠(內蒙古)的防務交給了地方軍隊，他們倒打了一場硬仗。對于每天轟炸中國軍隊戰線的日本飛機，南京飛機沒有一架起飛迎戰。但是他們卻進行了頻繁的宣傳，造成一種假像，好像南京軍隊有領導防御;同時東京和南京卻相互保證，綏遠的“局部沖突”決不允許擴大。少數中央政府軍——至多兩個師——開入了綏遠，但在部署上卻使得地方部隊不能把“抵抗”這件事搞得太認真了。當時擔心地方部隊可能真的進攻日本在察哈爾和熱河所占據的領土。有些南京軍隊也部署在綏遠軍隊與紅軍之間，因為蔣介石認為紅軍很可能從陜西開入綏遠，企圖帶頭真的進攻日本軍隊。
這時全國民族情緒激昂，日本要求鎮壓救國會，認為抗日宣傳是它鼓動起來的。南京遵命辦事。救國會的七位最著名領導人被捕。他們都是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銀行家，一名律師，還有教育家和作家。與此同時，政府一下子封閉了十四家暢銷全國的雜志。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因為抗議日本侵略綏遠等原因而舉行的罷工，遭到日本人在國民黨合作下的暴力鎮壓。青島發生其他愛國罷工時，日本人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逮捕罷工工人，占領了全市。在蔣介石實際上同意取締將來青島日商紗廠一切罷工后，海軍陸戰隊才撤退。
所有這一切事情都進一步在西北產生了反響。十一月間，張學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壓力下，發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綏遠前線。呼吁最后說，“為了要控制我們的軍隊。”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愿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并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后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圣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十萬余人愿追隨鈞座到底。
這封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軍事委員會在西安府公布)。口氣懇切，要求報仇雪恥之心，希望恢復東北軍聲譽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蔣介石斷然拒絕這個要求。他仍要東北軍打共產黨。少帥并不氣餒，他不久之后又坐飛機到洛陽去親自提出這個要求。同時他也為被捕的救國會領袖說項。后來，在扣留了總司令之后，張學良記述那次談話如下：
“最近總司令逮捕監禁了上海救國會七領袖。我請他釋放這些領袖。這些救國會領袖與我非親非友，他們多數人我連認識也不認識。但我對他們被捕一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信奉的原則與我相同。我要求把他們釋放，但遭到拒絕。我于是向蔣說：‘你對待人民愛國運動的殘酷，與袁世凱、張宗昌并無二致。’
蔣總司令回答說：‘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動是革命者的行動。’‘同胞們，你們相信這話吧？’全場數千人齊聲怒喊作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報》所載的一篇講話)。但是張學良在這個時候飛去洛陽有一個積極結果。總司令同意，他下次來西安時，他要向東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詳細說明他的計劃和戰略。少帥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級的第二次駕到。但是在蔣介石來到以前，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簽訂德日反共協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參加。意大利本來已經默認日本霸占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亞。意大利與滿洲國建交激怒了少帥，他一度與齊亞諾伯爵頗為友善。他接到這個消息以后就怒斥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毀意大利在中國的影響。他在向軍校學生發表講話時說，“這肯定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現在東北軍的不滿又增加了一項。德意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軍隊和他的空軍去轟炸中共。他們是不是也在把他們所能弄到的關于中國的軍事情報提供給日本呢？難道德日條約事先沒有通知蔣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嗎？有謠言說他是同意的。
接著，也是在十一月里，傳來了胡宗南著名第一軍失利的消息，該軍二十一日在紅軍手中吃了大敗仗。胡宗南將軍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戰術家，好幾個星期以來就一直幾乎毫無阻礙地向甘肅北部挺進。紅軍慢慢后撤，除了小規模遭遇戰外，避免交鋒。但是他們通過不同方式向南京軍隊宣傳“統一戰線”，設法說明他們停止進攻，發表宣言聲稱紅軍不打抗日的軍隊，要求敵軍參加他們共同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種宣傳后來證明極為有效。
但是胡將軍認為紅軍已經完蛋了——軟弱、害怕、沒有斗志。他輕率地繼續推進。紅軍繼續后撤，幾乎撤到了河連灣。這時他們決定不再后撤;需要給敵軍一個教訓。需要給他們看到統一戰線也是有牙齒的。他們突然掉轉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將軍的軍隊誘入一個黃土山谷，到黃昏時，空襲停止，他們就加以包圍，入夜后發動正面奇襲，左右兩翼并有刺刀沖鋒。氣溫低達零度，紅軍沒有帶手套的手指都凍僵了，拔不掉手榴彈的雷管。他們許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彈當作棍棒揮舞攻入敵軍陣線。一軍團帶頭進行猛攻，結果全殲敵軍二個步兵旅、一個騎兵團，繳獲大批步槍機槍，政府軍有一整團投誠參加紅軍。胡宗南將軍慌忙后撤，在幾天之內就把過幾個星期中“收復”的地方全部丟失了。他坐下來等待總司令的增援。
東北軍一定在竊竊暗笑。這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嗎？紅軍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這次新圍剿旗開失利不是說明圍剿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一年，兩年，三年，他們在哪里？仍在打紅軍。那么日本呢？占領更多更大塊的中國領土。但是頑固的總司令因為最精銳的部隊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將軍，只有更加堅決地要摧毀他的十年宿敵。
蔣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飛機場從座機上下來時，所踏上的就是這樣一個時局舞臺。
與此同時，在這個舞臺上的左右兩側都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東北軍將領已經商量好要聯合提出停止內戰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陜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的將領也參與其事。楊將軍的軍隊大約四萬人，對繼續打紅軍，比東北軍更沒有勁。他們認為這是南京的戰爭，他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紅軍，紅軍許多人跟自己一樣是陜西人。在他們看來，這場戰爭也很丟人，因為這時日本正在侵略鄰省綏遠。楊將軍的部隊叫西北軍。幾個月前已與東北軍結成緊密的聯盟，秘密參加了同紅軍休戰的協議。
這一切情況，行政院長兼總司令肯定已經知道一二。他在西安雖沒有正規軍，但在幾個月以前憲兵三團——即藍衣社的所謂特務團——的一千五百名人員在他的侄子蔣孝先將軍的指揮下開到了西安，后者曾經誘捕、監禁、殺害激進分子成百上千。他們在全省設立了特務網，開始逮捕、綁架所謂共產黨學生、政工人員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于少帥和楊虎城在城里只有隨身警衛人員，沒有駐防軍隊，總司令在那里實際控制大局。
這種情況也促成了另外一個事件。蔣介石到達后兩天，十二月九日，好幾千學生舉行抗日示威，游行隊伍向臨潼進發，去向總司令遞請愿書。邵主席下令驅散隊伍。警察在蔣介石的一些憲兵協助下毆打了學生，一度還開了槍。兩個學生受傷，正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次槍擊事件就鬧大了。張學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毆打，勸說學生回城里去，答應把他們的請愿書交給總司令。蔣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張學良“不忠”，企圖“腳踏兩頭船”。蔣介石后來認為，他們兩人之間的這一事件是后來發生反叛的近因。
總司令的整個參謀部和他的個人警衛這時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蔣介石拒絕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一起會見的要求，只是分別接見了他們，用各種辦法誘使他們分裂。他的這個企圖歸于失敗。他們都承認他是總司令，但一個個都表示對新圍剿不滿，都要求派他們到綏遠抗日前線去。但是蔣介石對他們全體只有一個命令：“摧毀紅軍”。蔣介石在他的日記里寫道，“我告訴他們，剿匪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鐘就可實現最后勝利的階段。”
這樣，總司令不顧一切反對和警告，在十日召開了大本營會議，正式通過了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準備對已在甘肅和陜西的西北軍、東北軍、南京軍隊以及在潼關待命的南京軍隊頒發總動員令。當時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動員令。并且公開聲言，如果張少帥拒絕服從命令，他的部隊將由南京軍隊予以繳械，本人將予撤職(蔣鼎文將軍已被任命接替張學良任剿匪總部司令)”。同時張、楊又接到消息，說明藍衣社同警察一起已準備好一份他們部隊中同情共產黨分子的“黑名單”，一俟總動員令頒發就立即加以逮捕。
這樣，作為這一連串復雜的歷史性事件的高潮，張學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召開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席會議。前一天已經秘密發出命令，調一師東北軍和一團楊虎城的軍隊到西安府近郊。現在作出了決定，要用這些部隊“逮捕”總司令和他的僚屬。十七萬軍隊的兵變已成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