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外交1969-1979 三個世界的話語與實踐

“三個世界”的外交話語與實踐

“先生，請等等！”1969年的一個冬日，蹲守在華沙文化宮前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小跑著追過來時，年輕的中國使館譯員景志成嚇得羞紅了臉。

“尼克松總統——總統說他要和中國進行重大的會談。請向您的上級報告。”“我……轉達……”景志成被這種外交場合中前所未有的出奇做法嚇住了，他哪里知道尼克松連日來三封電報催促斯托塞爾：抓緊一切機會接觸中國外交官，否則就換人。

這場追逐中國外交官的戲劇場面，見證并開啟了世界外交史的又一個篇章——中美建交。這也預示著整個20世紀70年代，中國以前所未有之姿亮相更寬廣的國際舞臺。

形成多極化趨勢

20世紀70年代的世界冷戰正酣，國際關系進一步分化組合。一方面，冷戰格局在不斷深化，美蘇兩極爭霸之勢加劇。同時，美國由于越戰遭受重大挫折，故提出“尼克松主義”，在亞洲進行戰略、軍事收縮。蘇聯在戰略上則是咄咄逼人，不斷在中東、非洲、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擴張勢力和影響。

另一方面，大國關系的變化，帶來了全球勢力均衡和地緣政治緩慢卻也是根本性的變遷。隨著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崛起，中蘇同盟瓦解、兩國交惡，中美從長期敵對走向緩和乃至最終建交，以及歐洲、日本等美蘇之外經濟“權力中心”的出現，構成冷戰結構基礎的兩極體制開始逐漸出現消解之勢，多極化的趨勢逐漸形成。

如果要列舉上世紀70年代乃至整個冷戰期間影響國際格局最重要事件的話，那么中美從敵對到緩和乃至最終建交無疑是其中之一。

“改變世界的一周”

19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沖突，中國戰略、安全環境急劇惡化。此前中國外交日益意識形態化和激進化，并在文革后達到頂峰，中國外交也逐漸陷入孤立。此時中國領導人開始深思改善中國戰略、安全處境之道。

在毛澤東授意下，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四位老帥對國際戰略形勢進行深入研究，并大膽提出了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僵局的戰略建議。

彼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及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也在評估中美關系。蘇聯正在對美國戰略、安全利益構成更大威脅，美國如果緩和與中國的敵對關系，戰略地位將得到極大的改善。同時，深陷越戰困局的美國也期望中國能夠施加影響，盡快結束越戰。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之下，尼克松指示回國述職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尋機接觸中國外交官，把希望進行中美復談的消息傳遞給中國領導人。銜命回任的斯托賽爾于是在1969年底上演了這幕“追逐”中國外交官的外交史戲劇。后來周恩來總理對基辛格開玩笑道：“你們的大使幾乎讓我們的人嚇出心臟病來。”

1970年1月，因越戰中斷5年之久的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終于恢復，中美開始直接對話。雖然中間因美國把越戰擴大到柬埔寨，中美談判一度中斷。不過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使美國領導人接收到了中國決意緩和關系的信號。

很快，雙方經由巴基斯坦渠道，秘密商定由基辛格代表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7月訪華。三個月后，基辛格來華，最終敲定尼克松訪問北京的時間定為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的一周被歷史學家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這一“破冰之旅”使中美雙方在廣泛的全球性問題上達成一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美國開始宣示確認“一個中國”政策。尼克松訪華標志著中美開始由敵對走向緩和，中美關系正常化正式啟動。

在尼克松訪華的“沖擊”之下，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先是中英關系由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而后中國與荷蘭、希臘、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等先后建交。1972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同外國建交最多的一年。

美國一邊喝茅臺，一邊喝伏特加

1973年5月，中美互設聯絡處。然而此后中美關系正常化卻一波三折。表面上看起來，一方面是因為尼克松深陷“水門事件”丑聞，無力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另一方面是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無法達成妥協。

事實上，尼克松訪華之后中美關系后繼乏力，其根源在于雙方戰略目標的差異。1973年2月，毛澤東提出“一條線”理論，試圖聯合美國構筑從遠東到歐洲的遏止蘇聯擴張主義的全球戰略。對于臺灣問題，關鍵在于在全球戰略層面中美能夠達成一致。然而，美國對此一直是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仍然積極謀求既對蘇聯打中國牌，又對中國打蘇聯牌。正如基辛格所言：“繼續一邊喝茅臺，一邊喝伏特加”。

毛澤東批美國是企圖“踏著中國的肩膀跳到莫斯科”，中美關系正常化一時之間陷入僵局。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就任之初，也是熱衷搞美蘇緩和，對于推進中美關系正常化興趣闕如。直到蘇聯在非洲、中東、亞洲擴張勢頭有增無減，卡特才開始意識到加速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急迫性，1979年1月1日，中美才正式建交。

初顯第三世界領導者之姿

60年代，隨著中國打破美蘇核壟斷，一躍成為核國家，中國作為大國的政治影響力快速上升。美國阻止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政策越來越受詬病，中美關系緩和也帶來了轉機，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將蔣介石的臺灣代表驅逐出聯合國。

1974年2月，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理論。4月，鄧小平副總理出席聯大特別會議，進一步闡述“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熱烈支持。拋開當時的意識形態色彩不說，中國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設想，反殖、反帝、反霸的姿態，國家不論大小、不論貧富，一律平等的主張，以及永遠不稱霸的宣示，都使得中國得以占據國際政治的道德高地，贏得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并使得中國隱隱以第三世界領導者之姿登上了國際舞臺。

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與美國的準結盟關系以及“三個世界”的戰略理論，構成了中美建交之后10年內中國外交的兩大支柱。而“第三世界”的外交話語與實踐，也成為上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的重要遺產，包含其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認同對中國外交的心理、思想與行為產生深刻影響，直至今日，仍是我們理解中國外交行為的重要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