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抗戰中的奇女子方姑 香港的中共女游擊隊長

廣州臨近港澳，有許多廣東籍的華僑同胞居住在世界各地。抗戰期間，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財力上，以及在政治、道義上支持和幫助祖國抗戰，對廣州地區的抗戰做了無私的奉獻。

抗日戰爭爆發后，廣大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熱烈響應并宣傳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他們還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或直接參加祖國抗戰。其中有40000多廣東籍的華僑歸國，直接投身抗戰。據不完全統計，從東江人民抗日武裝建立起，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后參加東江人民抗日武裝的港澳同胞、華僑愛國青年有1000人以上。

在對珍貴史料的重新整理中，人們發現許多僑胞、港澳同胞英勇抗日的資料。譬如，香港女教師李淑恒，先后將6個子女送到抗日前線。另外，在日本法西斯統治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香港市區，還有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方姑游擊隊”。這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又為抗日作出了哪些貢獻呢？

女游擊隊長

國難當頭，日本侵略者踐踏中國疆土、殘殺中國同胞，海外華僑和國內同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海外華僑為了支援祖國抗日，在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援。廣大華僑紛紛成立各種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抗日籌款活動，為祖國抗日斗爭捐款、捐物、捐藥、捐飛機。1939年初，海外華僑寄給宋慶齡轉交給曾生部隊的捐款，一次就達港幣20萬元；澳門各抗日團體還征集物資藥品，以緩解珠江三角洲抗日戰場缺醫少藥的困難。據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統計，在八年抗戰期間，海外華僑共捐款國幣13.2億元。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對廣州抗戰的參與和支持，成為廣州抗戰的顯著特點。抗戰時期出現的“方姑游擊隊”為抗戰作出了許多貢獻。

當時，“方姑游擊隊”編印《地下火》，散發傳單，不斷發起“紙彈攻勢”，“方姑游擊隊”還曾炸毀鐵路橋梁，破壞軍工生產，他們秘密收集情報，通過特殊渠道送達美英盟軍指揮機構，積極配合了太平洋戰爭……“方姑游擊隊”是日軍的心腹之患，日本憲兵曾數度傾巢出動搜捕“方姑”，但最終不知“方姑”去向。于是，傳說中的“方姑”就是一位神出鬼沒、來去無蹤的香港女俠。

其實，“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輕姑娘，那時只有二十二三歲，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蘭，任香港抗日游擊隊隊長兼指導員，1921年生于香港，香港淪陷前在學校當老師。1938年，方姑被選為香港兒童團總團長，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日軍占領香港后，方姑撤離市區至新界，擔任港九抗日游擊大隊女子隊長、干部隊長。1943年潛回香港，組建市區中隊，戰斗直至日本投降。

抗戰勝利后，方姑和她的隊友們回到各自的街區、工廠，繼續各自的人生。后來，香港人民堅持抗日斗爭的歷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隊友們，似乎在香港的記憶中消失了……

馮媽媽被捕，女兒顧全大局

方姑有一位非常關心她的母親——馮芝。自從“方姑”在香港組織地下游擊隊以來，無論她去哪里，馮媽媽總跟在身邊，警惕的眼睛注視著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險，就會像母獅一樣撲上去保護自己的女兒。馮媽媽跟著女兒走過一兩次，游擊隊長方姑常去的幾個接頭地點和人，她全都默記在心里。后來，方姑隊長和幾個聯絡點之間傳來的消息、信件、情報等，往往都由母親默默地來回傳遞。母親是方姑、也是市區中隊最忠實可靠的交通員，是不在編的游擊隊員。

這天，和往日一樣，方姑家鄰居的女孩阿四挎著一只盛滿了“中草藥”的竹籃，來到了方姑的媽媽家，說是要給藥材鋪送藥材去。她說的“藥材”“藥材鋪”，無須多動唇舌，大家都心知肚明——游擊隊員伍惠珍家開的“伍記藥材鋪”，是方姑隊長直接的聯絡點。中隊部發給各地段各小組的指令、宣傳材料或其他物品，各地段各小組向中隊部報告的情報消息，都是在這“伍記藥材鋪”交接傳遞，這是游擊隊的核心秘密。馮媽媽知道任務比較危險，就說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擔起送情報的任務。

游擊隊員伍惠珍計算著日期，知道藥材鋪今天要來人，就坐在店里靜靜地等候。終于馮媽媽來了，兩人進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稱作“藥材”的草根樹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進柜子。又從柜子里取出幾封信件，還有一張卷成“火柴棒”似的紙條，全都交給馮媽媽。伍惠珍指著那支“火柴棒”特別叮囑：“這個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腦袋的。”馮媽媽將那“火柴棒”裝進貼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籃，又將那些草根樹皮覆蓋在上面，藏得嚴嚴實實。兩人不動聲色地交接完畢，伍惠珍將馮媽媽送出店來。

馮媽媽回到家里，為謹慎起見，就找出一件夾衣，拆開一條縫，將那支“火柴棒”藏進衣服夾層，又找出兩件舊衣服，全都放在竹籃里。然后，與阿四一起去和方姑會面。

她們來到筲箕灣碼頭。突然，碼頭開來一隊警察，由日本憲兵指揮，進行突擊檢查，這種檢查，實際上是他們搜刮財物的一種手段。有人塞給警察幾張鈔票就過去了。有些船只迅速離岸而去，日本憲兵朝海上亂打槍，碼頭上一片混亂。

馮媽媽非常緊張，但已經來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后，從竹籃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擲入海水中，然后挎著竹籃若無其事地站在一邊。但是，日本憲兵還是從舊衣服里搜出了那個火柴棒似的紙卷。母親和阿四被捕了，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邊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員阿四由市區歸來。隨著夕陽西沉暮色漸濃，她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天已經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可是沒有阿四的蹤影。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方姑心中不可扼制地升起。游擊隊員陳佩雯輕輕地來到方姑身旁。坑口歸來的船家相告，在筲箕灣碼頭，日本兵抓走了兩個婦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陳佩雯誰也不愿說出口。兩人靜靜地坐在海邊，等待天明。

天剛蒙蒙亮，船艇開始出港了。兩位女游擊隊員登上一艘漁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開了大約兩小時，她們從筲箕灣上岸后直接去了“伍記藥材鋪”。方姑得到證實，在母親和阿四被捕兩三個小時之后，憲兵從海軍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報的游擊隊員張詠賢。伍惠珍交給母親的那支“火柴棒”，正是關于日本海軍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報。憲兵截獲了這份情報，追查到海軍制船所繪圖室，逮捕了張詠賢。

游擊隊員“大頭九”提出了營救母親的方案。關押母親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條溝渠，渠內有流水通往海邊，可以搖一條小艇進去停在拘役所樓下，游擊隊從拘役所沖上樓去，將母親用繩索從樓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劃到海上。“大頭九”說，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只等方姑隊長一聲令下，夜間就采取行動。自從母親被捕以來，方姑不能吃飯、不能睡覺，心急如焚。母親正在受敵人折磨，她多么想沖進去救出母親。方姑擔憂，萬一從母親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區中隊就會全軍覆沒。她迫切地期盼母親早一天安全歸來。她聽完營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輪手槍，不假思索地帶著“大頭九”直奔茶果嶺。

過海到筲箕灣，沿著“大頭九”所說的那條溝渠，直接到了拘役所后面。這時，方姑的心態已經趨于平靜，仔細地觀察著樓上的每一個窗口。拘役所沒有正式牢房，方姑再到正面去觀察，門口有兩個人站崗，還有兩只狼狗守著，不時地向過往行人狂吠。樓上走廊有日本憲兵來回走動。她冷靜了下來心想：解救行動肯定會被敵人發覺，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動失敗，那將是市區中隊整體的消亡。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來營救自己的母親，我有這樣的權力嗎？方姑在心中呼喚，她多么希望母親此刻出現在窗口，讓她瞧一眼。思考再三，方姑向“大頭九”打出“撤”的手勢，離開了拘役所。

幾天之后，阿四被釋放，痛哭一場之后，講述了在牢里的經過。

從被捕的那一刻起，母親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識，互不相干。后來，無論什么人審問，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渾然無知沒有干系的樣子。日本鬼子從始至終逼問母親一個問題：就是那“火柴棒”是誰給的。母親都說不知道。日本鬼子牽來狼狗對著母親嗥叫，企圖讓母親在神經崩潰的狀態下說出什么。母親抱著腦袋側轉身躲在墻腳，任你怎么瘋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電刑，一通電，母親就暈了過去，醒過來還是那個說法。審了多少回，結果都這樣。后來，母親和阿四被帶到憲兵部，和被關在那里的張詠賢互相指認。但三人互相都說不認識，當天，憲兵把她們三人關在了一起。憲兵一走，母親就說：“我們進來了，不能再連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們三人被帶到憲兵部接受審問。無論怎么審問，阿四還是那個誰也不認識誰也不相干的傻丫頭。無論問什么，母親和張詠賢都回答“不知道”。后來，憲兵隊長拍打桌子，氣勢洶洶地問：“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親說：“這還用問嗎？我是中國人啦！”后來，母親馮芝和詠賢姑娘，由憲兵部移交給了駐港日本海軍刑事部，阿四被釋放。

這以后，母親和張詠賢被囚于香港赤柱監獄，不準探視。日本海軍刑事部，最終對馮芝、張詠賢強加“間諜罪”，判處死刑。1944年6月22日，60歲的母親馮芝和19歲的詠賢姑娘，在香港加路連山遭日軍槍殺。

方姑沒有哭，她把眼淚藏在內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親。日本特務正在尋找馮芝的女兒、抗日激進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為符號已不復存在。有一位“方姑”，領導著港九市區游擊隊，展開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動。

方姑的機智與勇敢，在抗戰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1943年，方姑在香港組建市區中隊，繼續支持抗戰。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階段，香港正處于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據大隊指示，組織市區中隊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迎接大反攻的到來。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軍憲兵部，突然傳出一陣急促的電鈴聲，緊急集合。值日官站出來講話：今天抓獲了三名游擊隊員，他們招供，頭目方姑正在香港島上。一個小時后出發，抓捕方姑。

站在隊伍里聽講話的有一名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李榮全，他知道“方姑游擊隊”在市區活動，以前憲兵部曾幾次抓捕“方姑”，屢屢落空。但這次，有叛徒出賣，“方姑”在劫難逃。李榮全感到事態的嚴重和緊迫，他抓緊這一小時的間隙，將消息傳遞給了地下黨。

方姑此刻正在銅鑼灣，正在部署一項偷運武器的行動，卻意外得知游擊隊被叛徒出賣的消息。方姑果斷決定，搶先敵人一步，指揮市區中隊全體安全轉移，但她自己卻晚了一步。憲兵警察封鎖各條大道，嚴密檢查過往行人，并逐戶搜查。不抓獲方姑，日軍不會罷休。

機智的方姑并不坐以待斃，她穿上幾件破舊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褲腳撕破幾處，隨后，又抓起煙灰在臉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來揩去，露出一副“臟兮兮”的臉來。她拿起一只破舊竹籃，往籃子里放了兩件破舊衣服，把自己的左輪手槍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幾塊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飯菜，一并放入竹籃。如此這般，她徹底成了一個衣衫襤褸、臟兮兮流落街頭沿街乞討的難民。

方姑拎起竹籃，走出大門。銅鑼灣街口，守著十幾名憲兵和警察。由于他們已經掌握了方姑在銅鑼灣的情報，這里是他們搜捕的重點地段。

方姑一邊觀察一邊慢慢地走了過來。這時，有一輛黃包車拉著一位太太過來，旁邊又有幾個顯然是早上過來市區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區農民，現在正要趕回家去。方姑跟在這些人身邊，一起來到路口。他們全被憲兵攔住檢查。那輛黃包車上下來一位四五十歲的胖女人，憲兵圍住她看了又看，說了些什么，就放行了。那幾個農民嘁嘁喳喳地說著話，嚷嚷著快放他們走。方姑和他們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籃上，裝作木訥地朝憲兵靠近。憲兵緊張嚴密地檢查著，看到這個蓬頭垢面、臟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礙事，厭惡地揮揮手，一個警察過來把方姑趕開，訓斥道：“快走開，別在這里搗亂。”難民打扮的方姑依然木訥地通過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頭一看，發現已經超出了崗哨的視線，就加快腳步，跑得無影無蹤。

方姑脫險了。

通過日軍崗哨的方姑并沒有完全脫離危險，她必須盡快離開香港島。她知道，目前戰友們已經撤退集中在檳榔灣中隊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日軍一定很快就會去檳榔灣掃蕩。現在最關鍵的是和敵人搶時間，自己必須要先回檳榔灣，帶領中隊全體連夜轉移。

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方姑順利找到一條小船，開往檳榔灣。

方姑在檳榔灣上岸的時候，已經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碼頭，人們歡呼著迎了上去。

第二天，方姑組織中隊全體人員圍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開會學習。講到母親和張詠賢被捕遇害的經過，方姑的聲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過后，方姑舒了一口氣，說：“前天，我們有三名男隊員被捕。他們不如一位60歲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歲的姑娘，他們出賣了我們。敵人要把我們一網打盡。但這次我們緊急行動，及時撤出市區。我們戰勝了日本鬼子，我們是不屈的中國人！”

忽然，嘹亮的軍號聲響徹云霄。不是一支號音，是大隊部的幾名號手集體吹奏。勝利的號聲在天空回蕩。接著，又響起了對空射擊的槍炮聲，不是爆竹，勝似爆竹。大隊部的多名通訊員，各人手舉一支臨時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別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聲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頓時，周圍村莊，鑼鼓喧天。

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獨自一人來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親的墓前。她向母親報告勝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猶如投身母親的懷抱，第一次，痛哭了起來。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歡，慶祝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扯旗山上，方姑的哭聲在縈繞……

抗戰勝利之后，港九獨立大隊隨東江縱隊北撤山東煙臺，編入華東野戰軍。由于人員總數有一定限額，市區中隊僅有黃揚聲等數人隨軍北撤。方姑和大多數隊員仍然在香港各謀職業，與普通市民無異。

抗戰結束后，方姑以方蘭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學教師為職業，擔任中國

共產黨香港大嶼山區委書記，從事地下黨活動。1948年，中國共產黨黨組織

調方蘭到廣東工作，從此離開香港。新中國成立后，她歷任廣東省婦聯秘書

長、副主任、主任，中國共產黨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

20世紀80年代，在香港西貢區民間人士和旅英香港同鄉的捐款資助下，一座“烈士碑園”終于在風景秀麗的西貢軒竹灣落成。挺拔而又莊嚴的“抗日英烈紀念碑”，在民間留下永久的記憶。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方蘭和原港九大隊、市區中隊的老戰友們，集體赴港觀光。她徘徊在烈士碑園，仿佛又聽到了母親的聲音：“我是中國人啦！”

第二年(1998年)5月，方蘭病逝于廣州，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