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抗戰生命線 蘇聯軍援的西北通道
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發現：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或者說鼎盛時期，大西北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漢唐盛世”的形成，固然有很多歷史的原因，但綿延于大西北廣袤地域上的“絲綢之路”，則是最直接的推動力量之一。古羅馬的制造業、波斯的手工藝品，以及西域各國的歌舞文化能夠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發芽、開花、結果，并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絲綢之路”的繁榮和發展功不可沒。漢朝以后的2000多年里，大西北和“絲綢之路”成了我們國家和民族興衰的一個“晴雨表”。
公元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軍啟動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一些決意擔負起救國救民重任的領袖和集團，又一次將目光投向大西北和“絲綢之路”。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不動聲色的轉移到甘北、寧夏，背靠外蒙，打通蘇聯援助的通道，看蔣介石拿我們有什么辦法。”懋功兩河口會議，毛澤東和他的戰友開始將目光轉向有著共同理想信念的遙遠北方鄰國蘇聯
1935年6月26日，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會合后的第13天。川西北夾金山下的兩河口（也叫撫邊），毛澤東的臨時寓所內，中國工農紅軍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張國燾、劉伯承，在這里舉行了紅軍會師后的第一次會議。
早晨7點剛過，遵義會議上被指定為軍委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就趕來了。也許是兩大紅軍主力勝利會師的緣故，這幾天，疲憊而略顯興奮的他，一雙紅腫的眼睛下難以自制地笑容，總是給人一種祥和而又親切的樣子。
“主席，紅軍兩大主力會師了，是不是應該確定一下我們今后的總體戰略和紅軍下一步的落腳點。”
“是呀，聽說部隊官兵對我們這次戰略大轉移的議論越來越多了，特別是同四方面軍會師后，大家對今后何去何從比較茫然，是該解決紅軍的出路問題了，也應該給大家一個明確的交待了。”
看著周恩來還要講什么，毛澤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哦，對了，恩來，聽說在江西時，共產國際曾經有一個電報，要我們不得已時，可以向甘肅、寧夏一帶運動，打通蘇聯援助的大通道，建立背倚蒙古的蘇區，這個情況你知道嗎？”
“知道，確有這樣一個電報。不過，時間已經過去快一年了，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態度有無變化。”毛澤東還要說什么，這時，張聞天、博古進來了。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當大家發言結束后，毛澤東作了總結性發言。他說：“我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是富庶的區域，防守那里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共產國際既然有過這樣的指示，相信會從蒙古方向策應我們。”中共和紅軍領導人在這次會議上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必須盡快在西北尋求新的落腳點，打通國際通道，取得蘇聯的策應和支持。
30年后的1965年，毛澤東在北京會見他的外國朋友安德烈·馬爾羅斯時還指出：“當時向西北去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可能與蘇聯接上聯系，打通蘇聯援助的通道，沒有別的選擇。”此時已經定居加拿大多倫多的張國燾也頗有感觸的回應：“不是張學良、楊虎城救了共產黨，是蘇聯援華的西北國際大通道壯大了共產黨，沒有西安事變，西路軍也會占領寧夏或者進入新疆，共產黨也會在西北立足，形成武裝割據的局面。”
“要打小鼻子（日本），沒有大鼻子（蘇聯）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戰爭、馮玉祥五原誓師、新疆盛世才平定內亂，哪一個沒有蘇聯人的幫助？！”
武昌城內馬占山力勸張學良同新疆盛世才結盟“聯蘇聯共”
當中共高層領導人聚會懋功兩河口，確定立足西北，接通蘇聯援助的國際大通道的時候，時任國民黨“西北地區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也加快了業已開始的“打通西北通道，爭取蘇聯援助”的步伐。
1935年4月的武昌城，雖說不上熱浪滾滾，可也不像東北那樣依舊春意綿綿。在馬占山下榻的公寓內，張學良和馬占山暢談了好幾個晝夜。期間馬占山曾經不止一次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問到：“我的張副總司令，這么大熱的天氣，你讓官兵們怎么'剿匪'？他們可都是打咱們東北來的呀！”
馬占山沒有就“義勇軍戰敗”之事責難張學良，而是坦誠的指出了在他看來張不該犯的三個錯誤：一是不該在對蔣介石缺乏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就匆忙“易幟”，擁護南京政府。二是不該在“九·一八”事變后，絕對服從蔣介石的命令，放棄東北三省。“這一點就是張大帥（張作霖）活著的話也不會允許的”，“蔣介石的勢力不在東北，他當然無所謂，咱們可就不同”。三是不該回國后宣揚法西斯主義，聽從蔣的調遣“剿匪”、“剿共”。“共產黨有什么不好，蘇聯不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嗎？這次官兵們（指義勇軍）戰敗，蔣介石不管，國民政府連個屁都不敢放，最后還不是人家蘇聯人幫了忙，讓官兵們過去避難”。馬占山講到第三點時，張學良顯得有點激動，他時而問馬：“義勇軍到底還有多少人活著？聽說撤退中不少人被凍死了，是不是真的？”并感嘆：“我這一輩子恐怕是再也沒有臉回去見東北民眾了。”得知義勇軍絕大部分官兵在蘇聯政府的幫助下，已安全回到了新疆時，張學良再次流露出對蘇聯的感激之情：“蘇聯人幫了我們東北軍的忙啊！”
馬占山沒有堅持要張學良完全脫離蔣介石，“能夠在南京政府中占據要職，對東北軍今后的發展也許還有好處”。但馬占山針對張學良在擁蔣的旗幟下又想單獨在抗日戰場上有所作為的想法，尖銳的指出：要抗日就得聯蘇、聯共，現在惟一能夠給我們抗日幫上忙的只有蘇聯，而（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又是緊密聯系的。沒有蘇聯幫助，抗日不會有好的結果，沒有共產黨的支持配合，很難取得蘇聯的真心幫助。馬占山還風趣地對張學良說：“要打小鼻子（日本），沒有大鼻子（蘇聯）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戰爭、馮玉祥五原誓師、新疆盛世才平定內亂，哪一個沒有蘇聯人的幫助？！”
張學良與馬占山武昌會談后，中國的時局仍在撲朔迷離的變化著。此前，即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后）蔣介石重點圍剿的中共“中央紅軍”先后突破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開始向川西北的方向發展。6月，幾乎在徐海東率紅二十五軍一部到達陜甘交界區域同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的陜北紅軍會合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中央紅軍也翻越了川西北的夾金山，同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一部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至此，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后蔣介石不斷調整的“圍殲紅軍軍事計劃”已事實上破產。而最讓張學良憂心的是，突破重圍的紅軍全都來到了他的防區，不論是否情愿，他都處在了與紅軍作戰的最前沿。
這年12月，再次被“剿共”搞得暈頭轉向的張學良，在參加完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后旋即乘機來到上海，同他的故舊因宣傳抗日而被國民黨囚禁的杜重遠商榷東北軍今后發展的大計，杜重遠力主張學良開通蘇聯援華抗日西北大通道。
同杜重遠會晤后，張學良緊接著又會見了滯留上海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李杜。李也表示：在目前情況下，爭取蘇聯援助抗日是很重要的，蘇聯援助抗日最佳路線選擇只能是西北而不是東北，也不是華北。他的看法是：通過華北援華抗日必須經過蒙古，而蒙方是否愿意還是個未知數。另外，華北靠近前線，蘇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不大會愿意接受，即便開通了也不利于保持運輸線的暢通。東北就更不用說，在日軍完全占領的情況下，透過這里援助那不就是等于對日公開宣戰？蘇聯說什么也不會冒這個代價。西北就不同，遠離前線，日軍鞭長莫及。
李杜和杜重遠近乎完全一致的看法，更加堅定了張學良經甘肅和新疆取得蘇聯援助的信心，加之李非常熱心地為張學良同共產黨和蘇聯的聯系牽線，隨后不久張學良同共產黨和紅軍的聯系實際上就已經建立起來了。
1936年3月3日，張學良在第一次同中共代表李克農秘密會晤中提出的四個問題中，有兩個涉及到“大通道”：“紅軍東征抗日勢單力薄，為什么不爭取同是共產黨的蘇聯支持？”“如何盡快同蘇聯取得聯系，打通蘇聯援助的通道？”4月8日，在張學良第二次同中共代表周恩來、李克農會談達成的若干協議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會晤中達成的“雙方共派代表赴蘇聯尋求支援”，“由東北軍派代表赴新疆同盛世才協商蘇聯援助的通道問題”。
同中共第二次會談后不久，張學良即派出其高級幕僚“西北剿匪總部”上校秘書栗又文（盛世才的同鄉好友）、東北軍一○五師的旅長董彥平（盛世才在日本陸軍大學時的同學），二人赴新疆同盛世才籌劃“蘇援大通道”的事宜，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前的20多天，栗又文才回到西安，董彥平仍在新疆和盛世才協商。栗到新疆后，經常是含淚傾聽義勇軍官兵要求重回東北抗日訴求的，同時他也對當時新疆在蘇聯支持下的進步景象感同身受，對聯蘇抗日充滿期待。栗又文回到西安后同張學良的談話，包括滯留新疆的義勇軍官兵強烈抗日的愿望，對于張學良隨后不久發動的西安事變產生很大影響。
西安事變后不久，杜重遠也只身前往新疆，開始了在他看來最有希望拯救中華民族于危難之中的“西北國際大通道”艱難之旅。盡管翻云覆雨的盛世才不久就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杜投入監獄，但他始終認為：拯救東北民眾于日寇的鐵蹄之下，惟有開通蘇聯援華抗日的“西北國際大通道”不可。
蔣介石表態“只要不喪權辱國，盡快開通援華抗日的西北國際通道，蘇方什么條件都可以接受”；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意有所指“好親不如近鄰”；河西馬步青、新疆盛世才都表示：全力保障和維護國際大通道暢通。
1937年的7月7日，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永遠值得紀念的一個日子。遭受抗戰初期國防軍事力量重大損失的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將目光轉向蘇聯，“打通西北國際大通道，爭取蘇聯的軍事援助”成為當時國民政府最優先、最緊迫的工作。向來視蘇俄為“洪水猛獸”的南京國民政府，面對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國全面抗戰，而美英等西方國家的觀望態度，不得已而為之，派出1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赴蘇爭取抗日物資的援助，而當時的蘇聯政府也出于國家最高利益，力避爾后可能出現的“兩線作戰”的考慮，同意給中國政府力所能及的援助，但前提是中、蘇雙方要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政府正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的核心是一方遭受侵略和面臨重大安全威脅的情況下，條約的另一方將予以必要的援助，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蘇聯政府援華抗日物資法律地位問題，為后來開通從蘇聯阿拉木圖，經過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蘭州的陸地和空中“國際援助通道”鋪平了道路。
8月23日，依據條約中規定的相關義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從各個軍兵種中，緊急抽調40多人，組成抗日武器采購團。為保密起見，對外稱“歐洲實業考察團”，陸軍大學校長楊杰為團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張沖為副團長，陸軍少將黃光遠為隨團秘書，分空軍、步兵、炮兵、坦克幾個主要小組。
8月28日，考察團乘坐的客機在蘭州短暫停留，利用飛機加油檢修的機會，楊杰、張沖和部分成員與西北戰區最高軍事長官朱紹良和正在蘭州休息的馬步青，就購進武器的運輸和接管問題進行了商討，并達成四點協議：一、西北戰區負責所有購進武器的接收和分發工作；二、少量急需的作戰飛機由蘇方或我方駕駛員，駕駛經迪化--哈密--酒泉空中航線直接飛往蘭州，再分配到其他戰區；三、大量飛機、坦克采取在哈密組裝，先由蘇方用車輛將部件運到哈密，組裝后的飛機由哈密經酒泉飛往蘭州，其它武器由西北戰區派車輛接運到蘭州，再分配到其他戰區。四、國際援助通道開通后，任何人不得從事與之相悖的活動。
馬步青深知這最后一條是為他專設的，也明白這其中的用意，便當場表示：雖然馬家軍在同“西路軍”長達半年多“廝殺”中元氣大傷，但還是要“傾其全力，保障'河西'沿線暢通”。商談結束后，朱紹良設宴招待了考察團一行。飯后起飛，經酒泉到達安西過夜。
8月29日，考察團從安西起飛，經哈密到達迪化。統治新疆的盛世才這個時候已經和蘇聯建立起了“準同盟”的關系，蘇聯甚至派出一個騎兵加強團（蘇方的番號為“俄羅斯騎兵第八團”，我方簡稱其為“紅八團”）進駐哈密，幫助盛世才穩定東部疆土，嚴防馬家軍向新疆滲透。在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基礎上，盛世才也與中共建立了“統一戰線”，上百名共產黨人在新疆省府和各級地方部門擔任要職。反之，對南京中央政府雖說表面上保持著從屬關系，實則只是虛與委蛇。
考察團抵達后，盛世才一反常態，表現出異常的熱情，先是派人將大家接到省府招待所居住，伙食非常豐盛，每頓都是酒肉侍候，考察團成員外出活動也是副官和眾多隨從全程“陪同”。由于按約定接運考察團的蘇聯專機未到，根據楊杰建議，考察團成員分成三個層次走訪和拜會新疆相關部門負責人，了解和掌握開通“國際援助通道”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
在同盛世才的會見中，楊杰特意說明：此行名義上是到歐洲考察實業，實際上是要到蘇聯洽購抗日武器，武器購妥后，擬從新疆的伊犁--迪化--哈密運往蘭州。他要求盛世才大力協助，作好洽購武器的轉運工作。盛世才似乎早已聽到這方面的風聲，楊杰講的時候，他不時點頭表示認同，楊杰還沒有完全講完，他就毫不遲疑地回應，“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大局，新疆再有困難，也是小事、小局，小事服從大事，小局服從大局，這個道理我盛某明白，我們一定竭盡全力，保證'大通道'暢通。”
在對一些政府部門和基層的走訪調研中，考察團成員普遍感到開通國際援助大通道，就新疆而言，既有有利的條件，也有不利的因素。有利的是，新疆尤其是迪化，局勢相對穩定，有一種團結向上的力量，普通民眾的思想甚至比內地還要先進，抗日的氛圍非常濃厚，《新疆日報》對抗日的宣傳較之內地任何一家報刊都不遜色，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都比較好（主要是蘇聯專家和共產黨人不懈努力的結果，當時考察團成員并不完全了解這些情況），只要講清道理，工作開展起來比較容易；不利的是新疆和整個西北地區交通運輸比較落后，基礎設施差，且政出多門、管理體制比較混亂，要完成抗日物資的運輸任務，必須設立專門的運輸機構。對此，他們以考察團的名義，將此意見整理上報到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對此意見非常重視，專門責成交通運輸部門“認真研判，盡速處理”，并要求當時的行政院予以經費支持。
這樣，大通道開通前，幾乎一夜之間，蘭州到新疆伊犁4000多公里的“大通道”沿線，各級“中運會”（中央運輸委員會的簡稱）應運而生。實踐證明：“大通道”能夠成為后來最困難時期中華民族的“生命線”，蘇聯援華抗日的物資能夠源源不斷的進入我國，“中運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9月1日，也就是考察團到達迪化后的第四天，蘇聯政府的兩架圖波列夫飛機終于來了。第二天天剛一亮，考察團全體成員便乘坐這兩架飛機，前往當時世界有名的紅色首都--蘇聯的莫斯科。
兩天內全部確定采購武器種類，10天內掌握所有武器包括6種不同型號飛機性能。中國工作人員的良好素質和高效率，引起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的高度關注，他要求部下向中國抗日武器采購團成員看齊
考察團一行乘坐的飛機分別在塔什干和奧林堡停留一個晚上后，于1937年9月4日在莫斯科軍用機場降落。根據蘇方陪同的一位將軍預告，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擬于3天后接見考察團一行，他要中方人員在兩天時間里拿出初步方案，并對口協調了蘇方有關人員參與中方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