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差點提前 洋女逛街引發中英刀兵相見

道光十年(1830)，在廣州發生過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幾乎讓鴉片戰爭提前了10年開戰。這一年的10月4日，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東印度公司最高領導層之一) 師偕同幾個外國女人從澳門來到廣州省城，坐著綠呢小轎，大搖大擺地住進了商館。此后，一連幾天，在 師夫人帶領下，幾個穿戴時尚的外國女人坐著綠呢轎，到處觀光。誰能料到，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她們竟然成了一場外交風波的主角兒。

因驅逐“番婦”引起刀兵相見

“番婦”(晚清官方資料中對西方女性的蔑稱)如此招搖弄得滿城風雨，官方震驚。因為夷人私帶家眷入廣州，以及私自坐轎入商館，都是中國官府曾明文規定禁止的。于是，中國政府責成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親自過問，并令外商退回澳門，不許在廣州省城停留，同時禁止夷人乘坐肩輿(轎子)。

一場轟轟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動就此拉開序幕。當 師收到中國政府發來的公文時，并不領會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國商人雅各等，也拿著商行通事翻譯的漢字稟帖，親自跑到靖海門外呈遞，表示外商留在廣州商館，如果不準攜帶家眷，實屬不人道。李鴻賓對洋商的抗議申訴稟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態發展成刀兵相見--中方通告：如兩三天內， 師仍不遵命將夫人送回澳門，將派官兵進入商館，實施驅逐。

對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攜帶輕便槍炮，午夜在商館碼頭登陸，實施布防，保護商館。

就這樣兩相對峙，“番婦”問題使中英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實際上，雙方都不愿意把事態弄僵。廣東官員怕涉外事件激化，難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輸導。最后，還是英方先讓了步，向清政府報告了派兵保護商館的原因，并說如果中國官方肯保障商館安全，水兵和槍炮自當撤去。在得到李鴻賓的保證后，英國水兵撤回到兵艦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 師夫人以照顧有疾病的 師為理由，并沒有立即回澳門，等玩夠了，才動身回澳門。

乾隆鎖國只許英商在廣東貿易

為了開拓貿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英國的第一位“中國通”，開始到浙江沿海投石問路。這位英國人在廣州貿易多年，通曉漢語，熟悉行情，漢語名字叫做洪任輝。他偕同公司大班漢森，乘船直抵浙海關寧波口岸。寧波在康熙年間是開放的口岸，后來因海岸灘淺水急和商人資本薄弱，被英商逐漸放棄。英船久不北上，此時忽然闖入海濱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對浙江海防的憂慮。

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種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關稅，讓外商無利可圖。奇怪的是，浙海關稅額的增加并沒有嚇跑英國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寧可多交稅也要到浙江貿易。

為處理浙江海關事宜，乾隆帝將熟悉廣東外貿的兩廣總督楊應琚調任閩浙總督。楊應琚接連上了兩份調查報告，認為浙江不比廣東有虎門之險可守。浙江海面遼闊，無險可守，洋船揚帆就可以直達腹地。奏報中不無擔心：洋船上裝載炮械云集天朝商港，這對于沿海清軍水師是個巨大的威脅。乾隆當即朱筆批示：“所見甚是。”然后分別密諭兩廣總督李侍堯和閩浙總督楊應琚：“口岸定于廣東，洋船不得再赴浙省。”這就是給大清國的海疆政策帶來劃時代變動的 “一口通商”上諭。

接下來，英國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處處設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規矩回到廣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結。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號”出現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輝北上京師，向清廷控告粵海關腐敗勒索和廣州洋行壟斷貿易，并請求開放門禁，自由貿易。

一個西洋人膽敢跑到天津來告大清帝國海關的狀，這讓乾隆感到十分震驚。他召開軍機大臣會議，決定派遣京官將洪任輝從陸路押解回廣州，福州將軍新柱從福建省前往廣州，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一起在廣州會審。

這場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結果是，雙方各打50大扳，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撤職查辦、抄家流放，洪任輝以“溝串內地奸民，違例別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門圈禁3年。

大清規矩：“番婦”不準進廣州城

洪任輝案結束后，清廷便把外商作為重點防范對象，兩廣總督李侍堯提出了一個“防范外夷”的規章，并得到了朝廷批準。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動和私生活的內容。

廣州開埠之初，洋婦就和槍炮一樣被拒之城外。當時遠涉重洋而來的西洋婦女都暫時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開始，兩廣總督準許“番婦”居住澳門，厲行對外國婦女的查禁制度。

是案子總得有個了結。當事人 師夫人走了， 師也回了澳門。朝廷只好找相關人來說事，于是，那個送綠呢小轎給洋人的謝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謝五被傳拘監禁，罪名是：交結夷商，私送綠呢小轎。最后，總督李鴻賓與巡撫朱桂楨合議，結案：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示懲罰。

待李鴻賓等人把審判結果奏上報行，朝廷認可了，但謝五也已在獄中瘐斃了。

而后，李鴻賓等聯名同擬8條關于夷務的章程上呈，除過去已有之外，特意將禁止“番婦”住館、夷館坐轎和偷運槍炮入省等3項明確強調加進。道光皇帝同意了。

實際上， 師夫人一案的處理，已使英國人摸清了大清帝國地方官的底牌。

過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華的貿易壟斷權結，專門設立了駐華商務監督，派律勞卑來粵，大班改為夷官，中、英之間一度發生嚴重糾紛，終于導致了鴉片戰爭。 “番婦”事件也成了英國商人煽動反華情緒的口實之一。鴉片戰爭之后，英國人可以“帶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條文被明確載入 《南京條約》。

從此，大清帝國的街道上，常常能見到各種各樣的“番婦”招搖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