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功利主義外交：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外交

對于近代中國來說，林則徐、魏源，還有徐繼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通過與西方人直接交往，認識了西方，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這是中國對西方認識的根本轉折。在他們之前，中國人面對周邊族群始終有一種文明上的自大，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實都是中原文明優越感不自覺的外露。

面對西方，中國文明在明末徐光啟時代有過一個短暫的理性平和時期。那時的明朝盡管面臨政治危機，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啟那一代中國人那里沒有多大問題。中國文明原本就是從黃河中下游一隅不斷吸收周邊族群文明而不斷重構和發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啟那代中國人面對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對滿腹經綸的利瑪竇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會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國知識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為恥”的教誨，面對不知道的西方知識，采取“拿來主義”立場，如饑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規劃，他們準備用20 年時間將傳教士帶來的幾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譯成中文。假如這個計劃得以實現，中國在那個時代實際上就會與世界處于一種同步狀態，中國文明也一定會像過去幾千年一樣，不斷吸納外來文明重構自己的文明體制。

然而，徐光啟那代人的理想因為中國內部政治變化沒有持續下去，滿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臨最大的問題不是西方化，而是漢化。所以盡管在清朝早期很長時間并沒有禁止傳教士在中國活動，但中國主流文化實際上已不把西方化當回事，不再像徐光啟時代那樣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漢學畸形繁榮，其實就是一個最好例證。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對于統治者來說確實是一種恥辱，但對整個中國社會而言，這場戰爭讓中國國門再度打開，睜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國與世界的真實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彌補這個差距。這個邏輯一點兒都不意外。魏源在鴉片戰爭后明確提出中國要想避免這樣的戰爭結局重演，第一，必須放下老大的架子，重新審視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須確立向西方學習的大原則，不能因為“非我族類”而拒絕人家好的東西;第三，退一萬步說，假如中國還準備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話，那么也必須臥薪嘗膽十年生聚。用魏源的歷史名句表述，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只有“師夷長技”，方能“制夷”。換言之，要想“制夷”，必須“師夷長技”。

魏源那個時代，中國剛剛從自以為輝煌的盛世中驚醒，由于信息不對稱，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階層用自己的雙手蒙住了自己的雙眼，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像我們今天這樣體會向西方學習的道理。為了說服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時許多聰明人一方面用“西學中源說”自我安慰，強調西方那點家底雖說比中國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這些東西都能從古典中國找到依據。直截了當地說，這些西學都是對古典中國智慧的再發明和再創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禮失求諸野”原理，倡導“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以為中國學習西方，就像古典中國向周邊族群學習某些東西一樣很正常，并不值得大驚小怪。那些“胡化”的東西，不是慢慢都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當然組成部分了嗎？

根據這樣的認識，魏源建議在虎門創設造船廠、火器局;建議像晚明那樣邀請外國技師來華主持新式工廠的創設、新式機器的建造;建議聘請外國人培訓中國人，進而慢慢發展中國自己的基礎工業。應該說，魏源的這些規劃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識到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只有學習西方，才能改變自己，才能讓中國在與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鴉片戰爭這樣的錯誤。這些認識是正確的。但問題在于中國此時不是在一種常態情形下學習西方，而是鴉片戰爭失敗后的不得已。因而這次向西方學習，不僅始終籠罩在失敗后的陰影中，有一種報仇雪恥的急切沖動，而且呈現出中國文明很少有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特征。那時中國人不愿從基礎科學開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學技術體系，而是急功近利地從最實用最易見效的領域開始。中國學西方的目的越說越直白，就是為了“制夷”，就是為了雪恥。反過來說，如果不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中國還將像過去一樣沉睡、昏睡，根本不會去學什么西方。

極端功利主義立場不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國人無法從容地學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國人始終無法忘懷中國中心主義，始終認為中國落后和鴉片戰爭失敗都是一個偶然事件，根本沒有從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這種層面去思考。由于中國失敗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體落后;由于不清楚時代差異，所以中國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階層津津樂道。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將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變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義使中國在此后數十年無視最基礎功夫，忽視從文明最細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國在向西方學習時始終帶有一種莫名的情緒，不是心悅誠服，不是出自內在需要，所以在經歷上百年所謂向西方學習歷程后，中國依然無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強，中國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樣躋身于“列強”，何以總在“世界之外”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