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不顧一切修建東都、開鑿運河的真實原因
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歷史愛好者，對于隋煬帝楊廣的評價爭議一直都未曾停息。從歷史的結果來看，隋煬帝將其父隋文帝楊堅創建的大好江山盡數糟蹋，“行非常之役，用非常之法”，集兇殘、暴虐于一身，暴君無疑。而就其個人能力而言，隋煬帝也算“功業隆顯”，才藝過人，政治軍事等方面也可稱為一家。
楊廣在位十四年，所為中最為后人所詬病的便是三伐高麗。此事的后果便是國內叛亂四起，最終直接導致隋朝的滅亡。另外一件常用來形容他濫用民力便是今天將要講述的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之事。
由于歷史結果的認定和后世唐太宗群臣對隋煬帝的刻意詆毀，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常便被視作不恤民力、貪圖享受的罪證。可是再仔細忖度這段歷史，切入到當時隋朝所處的國家形勢，結合大運河后為世所創之功，卻發現事情并非如此簡單，評價決不可如此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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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登基不久后，便于大業元年下令營建東都洛陽，前后歷時十月，據傳征調民夫千萬余人次。同時在建造東都之間，又下令開鑿大運河。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達余杭(杭州)，耗費民資無數。
在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古代，任何國家大規模工程的建設都會施與底層人民難以承擔的壓力，而這些大工程的功能又不能在一時迅速得以體現。因此每一次大規模征調民力都會成為史家筆下的暴政，但實際的功效卻被后世享用。秦修長城，漢據制虜;隋鑿運河，唐盛一世;元修黃河，明承其衰。
但舍棄從歷史結果武斷評價功過，考慮到隋煬帝的歷史環境，我們卻發現營建東都和開鑿大運河是基于政治和經濟發展需求的必為之舉。
隋文帝楊堅于開皇九年平定南方統一全國后，并沒有真正實現國家的太平。歷經數百年分裂的南北地區，各方面都出現了短期難以磨合的裂痕。而隋文帝又堅持”關中本位“政策，關中、關東以及南北再次形成政治上的對抗，叛亂如同慣性一般在南方各地頻繁爆發。開皇十年，“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將楊素歷經百余戰才得以平定。十七年，桂州李光仕反，同年七月李代賢反，二十年熙州人李英林反。一直到隋煬帝即位之后，兩廣一帶少數民族仍時有聚亂。可以說，有隋一代數十年中，一直都面臨著南方持續的威脅。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維持國家大一統，促進南北文化融合和國家的穩定，重新融入到漢文化圈之中，隋煬帝繼位之初便拋棄了自西魏至隋初立國根本——關中本位政策，其形式上便體現為營建東都、開鑿運河，同時開創科舉吸引人才。不難想象，此舉極大削弱了關隴貴族的傳統權勢，自然會引起不滿。
放棄了關隴軍事優勢同時又引起權貴的不滿，其所導致的結果看看隋煬帝最終下場便知。而后的唐朝李淵父子意識到問題所在，所以積極進取長安后便緊緊抓住關中軍事優勢，嚴守關中本位政策，迅速建立優勢進而統一全國。但是關中本位政策已難以符合國家統一后的治理，所以唐代初期也不斷進行著磨合，直到后周武則天時期因更大的政治需求才徹底將其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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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對隋唐興亡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關隴集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這就要追溯到五胡亂華時期。中原主要政權西晉遭受七年的八王之亂，國家實力大為受損，塞外五胡趁中原衰弱之際，紛紛舉兵入侵。五胡亂華之后，中國北方幾乎全部處于五個少數民族統治之下。
但由于在當時漢文化制度的優越性，對于一個試圖建立大一統國家的政權而言，積極吸收融入漢儒文化尤為重要。
由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統一中國北方后，為求國家昌盛一統，北魏孝文帝深刻認識到拘泥于關隴一帶不利于民族融合和國家統一，于是力排眾議，于公元495年從山西平城遷都中原腹地洛陽。同時改漢姓、習漢語、穿漢服，全面步入漢化階段。
但此強勢改革卻迅速拉大鎮守邊疆的六鎮將士與都城貴族間的差距和隔閡，最終于公元523年爆發六鎮起義，迫使強大一時的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
東西魏的分裂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北方漢文化極大的倒退，統治者階級重新恢復鮮卑族的固有姓氏和文化傳統。東西魏后來又蛻變為北齊和北周，其中由宇文泰建立的北周政權“竄割關隴一隅之地……以關中地域為本位，融冶胡漢為一體……非驢非馬，取給一時，雖能輔成宇文氏之霸業，而其創制終為后王所捐棄”。陳寅格先生的這段評述說明北周政權堅持以關隴本位政策為主，擁有了這樣的軍事優勢才成就了北周宇文氏霸業。
而后楊堅篡周立隋，雖然仍然堅持關隴本位政策，但已經開始接受并融合山東(崤山以東)文化。楊堅自續家族為弘農楊氏，摒棄北周所賜鮮卑族姓，以華夏文化繼承者自居。但楊堅的改革幅度較小，直到隋煬帝繼位后所為才徹底觸動關隴權貴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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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營造東都、開鑿大運河除了上述政治目的外，還基于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經濟發展。
營建東都意味著政治中心東移，而政治中心東移的基礎是經濟重心的轉移。關中地區早在戰國時期，因其天然地理優勢而有“四塞之國”之稱，張儀曾言此處“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積多饒”。一直到秦末劉邦更是據此天險之國擊敗項羽，開創一代強漢。
然而關中地勢不變，可土地終有限。自東漢以后，隨著國家休養生息，步入穩定安寧，關中地區人口持續增長，土地開墾過多，導致關中田地沙化極為嚴重。而土地對于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古代中國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隨著東南國境的開發，古代中國主要經濟發展區已由關中轉移至山東(崤山以東)，唐末宋初又逐漸南移。
隨著關中地區經濟的衰退，事實上已經不適合作為一個強盛統一王朝的國都了。但統一后的隋朝繼承北周舊制，基于各方面考慮以關中長安為都是實不得已，所以隋文帝在位期間竭力建設關中水利。而嗣位的隋煬帝已然明白關中經濟復蘇的不可能性，便徹底放棄了對關中經濟復蘇的努力，轉而以山東和江南發展為主，這也是為何楊廣在位期間，基本不在長安居住同時又大力遷戶于洛陽的原因。
在熟悉這段歷史的背后，可知將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歸結于暴政已然不合適。對于大運河的積極作用，晚唐詩人皮日休曾寫詩贊道：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攻不較多。
大運河的開鑿將中國南北連成一體，其客觀事實上的積極意義，歷經唐元明清千余年均可力證。
但若為此而替隋煬帝暴君身份洗白則難以為信。隋煬帝在位十四年，其亡國之禍實屬咎由自取。
隨著隋朝的發展壯大，政務日漸增多，隋煬帝卻開始“不遵法度，驕奢荒怠”。同時又自視甚高，濫殺無辜，賞罰無度，連被稱作“隋室安危，系其存沒”的能臣高穎都難逃一死，其他舊屬大臣、黎民百姓更是視為草芥。
大隋君行如此，縱然功秋萬世，都是嫁作他人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