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何少有“豆腐渣”工程？

在豆腐渣工程泛濫的今天，你不知道你住的樓房會不會一夜間倒塌，你不知道上學的學校究竟能不能經受的起這么多人上課。人們也許會想，為什么會有豆腐渣工程呢？古代的人們也是這樣愚弄百姓的嗎？其實不然，在古代其實很少有豆腐渣工程。我們一起去看一下為什么會這樣。

在南京內城南門的墻垛上，許多明代留下來的磚頭都刻有銘文，其中有一塊灰磚上刻著這樣三行文字：“招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張/窯匠盧立/造磚夫廣福寺”。長沙天心閣的古城墻也發現了一塊勒刻著銘文的明代窯磚，銘文也是分為三行：“長沙府禮陵縣提調官典史陳福司吏冷榮/□作匠王□人戶劉高叔/洪武七年八月造”。(□表示字跡缺損)

在城墻的磚頭上勒刻自己的姓名，這不是為了青史留名、千古流芳，而是在執行明王朝強制推行的“質量追溯制”。磚上銘刻的那些名字，其實就是一份對某處工程質量問題負責的責任人名單。透過這份名單，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嚴密的技術質量監管體系：每一處工程，都有制磚的窯匠、造磚夫與提供勞役的人戶來承擔建筑質量上的直接責任，由基層組織——里甲的負責人(招甲、甲首)承擔擔保責任，并且監工的官吏(典史、司吏)也負有連帶責任。這樣，如果一塊磚頭被發現有質量問題，或者出現“豆腐渣”工程時，便不致于“無法查詢到是哪家單位負責”，所有名字刻在磚上的人，都會被追究責任。在明代，這些出了問題的相關責任人，嚴重者會被處死。

明人祝允明的《野記》記述了一則軼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也?！狈g過來，就是一段有些恐怖的故事：明初修建南京城，為了使城墻更加堅固，用石灰、桐油、糯米汁制成的夾漿來澆灌墻體，朱元璋還時常親自到工場監工。城墻是分段包干的，老朱隨便走到一處，叫人砸開夾漿檢查，如果發現“稍雜泥壤”，立即就將這一段工程的監工、包工頭、工匠通通捆起來，塞進墻垣的空隙處死。官吏與工匠不敢造次，將南京城修得固若金湯。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朱元璋的手段顯然過于殘暴，執法不夠“人性化”。不過，明代修建城墻確實非常重視建筑質量，按照官府的要求，“基有穵陷者，起而實之;墻有濫惡者，毀而筑之;磚石有弗堅良者，除而易之;樓櫓有弗如式者，撤而更之。務圖經久，以為百逸永寧之計。”對修好的城墻，要“設法稽驗，務求堅久。但有修筑不如法，三年之內致有坍塌者，查提各催工人員及原筑工匠問罪，責令照依原分地方修理”。

要求在公共工程的用磚刻上相關責任人的名單，固然是為了方便“問罪”，但最終的目的則是追求磚石的“堅良”、工程的“堅久”。這種實打實的問責制度，放在今日也有借鑒價值。我曾在香港的一處路邊斜坡上看到一塊鐵牌，上面寫著此處斜坡工程責任人的姓名，并告示市民：若發現工程有任何質量問題，可致電哪個機構。這與明代的“城磚落款制”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有人說“城磚落款”是朱元璋的發明、創造。不對。其實這是中國社會很古老的一項禮法傳統，在律法上有一個專門的說法，叫做“物勒工名”。《唐律疏議》中就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的記載，而疏議的說法則是引自先秦的儒家典籍《禮記·月令》。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中國禮法傳統對“誠信”的強調。有意思的是，十三世紀初的英格蘭也實施了一項暗合“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精神的法案，即要求面包師必須在他烤制的每一塊面包上，適當標上自己的標記。這樣，市民如果發現購買到的面包不合格，一看標記就可以知道是哪一個面包師作出了欺詐行為。

“物勒工名，以考其誠”開始只是強制的責任認定，但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它使一部分優秀工匠的名字脫穎而出，成為獲得廣泛信任的品牌。當品牌形成之后，擁有這一品牌的工匠就會一改被動的“物勒工名”，而傾向于積極在自己的產品上留下獨有的標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類產品區分開來。這便是商標的淵源，如清代的“張小泉”剪刀就是這么來的。這個時候，“物勒工名”已成為了主動的誠信宣示，為了維持自己的品牌與信譽，工匠會自覺地避免以次充好、避免制造“豆腐渣”。

在傳統社會，促使工匠不敢以次充好的力量，除了“物勒工名”的官方監管以及基于品牌自覺的自我控制，由行會執行的行業自治監督也非常重要。明清時期，隨著手工業的發展，石匠、鐵匠、磚匠等行業都各自出現了行會組織，與建筑業有關的工匠行會有時候也叫做“魯班會”。這些行會組織具有向本行業工匠提供精神認同(比如魯班會的工匠通過共同祭祀魯班，以此強化同仁對共同體的認同)、利益表達(比如向東家提出加薪要求)、秩序維持(比如制訂本行業的行規、調解工匠之間的糾紛)等功能，出于對行業聲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理性考慮，行會也會對工匠的產品質量提出“行業標準”，這也是傳統社會自治本能的體現。讓我來舉個例子吧——清光緒年間，某地泥作匠行業訂立行規，其中有一條即規定：“泥墻須包三年，如三年內倒塌者，歸泥匠賠修”。當地加入本行會的所有泥作匠，均須遵守這一條款。

說到這里，我們會發現，當一名古代的工匠參與修建某處工程的時候，至少會有三種力量督促他必須注意產品質量：官府強制執行的“物勒工名”;維護自己品牌聲譽的道德壓力;本行業的行規約束。所以，古代盡管也有“豆腐渣”工程，但出現的幾率，一定遠遠低于既無強制問責、又無道德自覺、復無行業自治的時代。

如今法制健全的我們竟沒有古人的自制力強。古代人們都知道建筑的質量一定要好，堅守的官員都盡職盡責。為什么在當今社會這點優良傳統就消失了呢？究竟是哪個環節出錯了，導致現在的人們如此的貪婪與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