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幕僚吳汝綸為何“棄官從教”？

吳汝綸（1840-1903），清桐城人，字摯甫。同治進士授內閣中書，曾師事曾國藩，又與李鴻章關系密切，曾、李奏議，多出其手。1902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并赴日考察學制，回國后創辦桐城中學堂，是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大部分時間致力于治學和教育事業上，對中西文學采取兼蓄并用的態度，主張講洋務，搞教育救國。總結集為《桐城吳先生全書》。

少年登科入曾府

“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這副古意盎然、文氣十足而又分明透著現代氣息和科學精神的對聯是吳汝綸先生創辦桐城學堂時擬的，如今就鐫在桐城中學的大門兩側。桐城中學的前身便是桐城學堂，它的創始人就是被譽為“晚清著名學者和杰出教育家”的吳汝綸先生。

在曾國藩府中四年，吳汝綸更加精進，除了幫助曾氏處理日常公務外，還常與張裕釗、黎庶昌等人談文論史，切磋技藝，一時文思泉涌，著述不斷，筆涉經史子集，包羅萬象，令曾國藩看了都“咋舌自失，謂盡平生所未知”。

棄官從教遠離政治

然而，畢竟桐城派已流布了200余年，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新興的資本主義思潮開始沖擊古老的中國文化，吳汝綸在沉思，如何才能找出一條救國之路。同治九年，曾國藩回南，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又將吳汝綸留在自己帳下。

轉年，他出任直隸深州知州，后轉任冀州。在深州任上，他大辦教育，常常親往深州書院為學生授課，使“民忘其吏，推為大師”。在冀州，他引水開渠，利農桑，便商旅。他還大力整頓治安，清理獄訟。一步一步實現著他富國安民的政治理想。

在蓮池書院，吳汝綸的名人效應顯露無遺，各地學子紛紛前來求學問教，就連日本的中島截之、野田多內等人也遠涉重洋，前往保定拜師受業。他在書院中首創東、西兩學堂，聘英國、日本教師授課，引導學生學習歐美、日本等國的先進科學知識。

在與外國學人的切磋交流中，他深切地認識到科教興國的重要性，“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古老的“四書五經”已不再是治世法寶，靠“八股時文”也不能取盡天下有識之士。憂患之后的沉思，沉思之后的覺醒。他一再撰文呼吁：“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非廢科舉，重學校，人才不興。”“教育與政治有密切關系，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

“今方開倡西學，必以算學為開宗明義第一章。”“學堂之中，要盡量減少中學課程，增加西學課程，西學除博物、理化、算術、政治、法律以外，則礦山、鐵道、稅關、郵政數事為最急，海陸軍法、炮工、船廠次之。”

東渡日本辦新學

在主倡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同時，他與留英歸來的嚴復結成了好友，欣然為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作序，以擴大嚴氏譯著在國內的影響。《天演論》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觀點深深震撼了當時的社會，洋務救國，維新圖強，一時成了國人的共識。然而戊戌變法失敗了。吳汝綸再次感到深切的悲哀和失望。

光緒二十八年，已逾六旬的吳汝綸決定南歸終養，吏部尚書張百熙卻登門拜訪，請他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京卿銜，吳汝綸欲辭不就，張百熙甚至于跪地相求。無奈之下，吳汝綸暫時接受了任命，但并未去京師大學堂任職視事。

在家鄉，他真正開始實踐他的辦學思路。他撰寫了一系列辦學宗旨：“全國各省、府、縣都要分立大、中、小學堂”，“一縣不可止立一學，各鄉皆須立學”，“學堂愈多，愈能收效，不宜化多為少”，“普國人而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先立師范學堂，取成學之士，延外國教習”……

桐城中學堂就是他的實驗田，除了延聘當地名流出任堂長、教員外，他還從日本請來了早川新次等為外籍教師。并親筆撰寫了那幅著名的對聯：“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披為“勉成國器”。

最初的桐城學堂是借安慶武備學堂為校舍，二年后遷回桐城，改名為桐城縣公立中學堂。學堂辦成了，然而憂患之中，吳先生卻積勞成疾，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新春正月闔然長逝。其后不久，新文化運動發起，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桐城派作為古文流派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頁教科書。

“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這是一個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吐故納新，自覺接受外來文化的最好例證。百年之后的中國，吳先生當年“普國人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的全民教育思想已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