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在日本投放原子彈？

美國與日本一直明里暗里存在著聯盟的關系，這似乎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情。所以當美國像日本投放原子彈時，才會引起了人們的震驚。關于這些事情，有些陰謀論者發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正統派觀點的主要依據，是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決定的年代》和陸軍部長史汀生在“使用原子彈的決定”一文中對投放原子彈的解釋。“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代價和最快的速度結束戰爭。”由此，正統派認為，投放原子彈無需派遣大量士兵進入日本本土，既可以加速結束戰爭，又可以大大減輕美軍的傷亡。該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山姆爾。伊利奧特。莫利森（SamuelEliotMorison）和一些政府官員，如前任國務院經濟顧問赫伯特。費斯（HerbertFeis）。

莫利森抨擊現實派認為“日本已經接近戰敗，不用原子彈戰爭也將在1945年底結束”的觀點。他認為沒有原子彈，日本的投降將會拖后很久。因為當時日本政府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決定將戰爭堅持到底。因此，“鑒于日本拒絕投降的態度，投放原子彈成了關鍵的一步”。費斯雖認為沒有原子彈，沒有蘇聯同日本宣戰，戰爭也肯定在1945年底以前結束。

但他認為，原子彈對結束戰爭雖不是必要的，但它的使用也是無可非議的。“使用原子彈摧毀日本的軍事、人性、政治的理由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他說，美國的決策者相信投放原子彈“有可能挽救一萬士兵的生命”，“所以主要的理由是軍事方面的，沒有更好的理由來阻止使用原子彈而使用別的武器。”4現實派的主要觀點是：投放原子彈是不必要的，因此是非人道和不明智的。代表人物漢森。

鮑爾德維（HansonBaldwin）認為：“我們犯有雙重罪。我們于日本已經在進行結束戰爭的談判但沒有最后結果的時候投放了原子彈。我們要求無條件投降，然后投放原子彈和接受有條件投降。這種順序是很明顯的：如果波茨坦公告答應日本保留天皇，即使沒有原子彈，日本也將投降。”

“因此，我們使用原子彈，被烙上了野獸的烙印。”像現實派一樣，修正派也認為原子彈是不必要的，因而使用它是非人道的和不明智的。但他們比現實派進一步，指出：決策者有關使用原子彈的主要目的是對付蘇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戈。

艾爾坡羅維茲（GarAlperovitz）。在他的名著《原子彈外交——廣島和波茨坦：使用原子彈和美蘇抗衡》中，直接挑戰費斯的觀點，在美國引發了一場更為廣泛的學術爭論。戈。艾爾坡羅維茲認為，美國使用原子彈的原因是政治的，而不是軍事的；投放原子彈主要是為了嚇唬蘇聯，而不是為了擊敗日本。

其理由有以下幾點：（1）羅斯福去世后，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發生根本改變。杜魯門很快拋棄了他前任的調和方針，而采取強硬的外交政策來迫使蘇聯默認美國的東方和中歐計劃。（2）杜魯門的策略是“延遲攤牌”。直到在新墨西哥原子彈試制成功后，決定在日本使用，向蘇聯攤牌。

（3）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后，杜魯門和國務卿伯爾納立即用核外交政策，迫使蘇聯削弱對歐洲的影響。（4）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導致了冷戰。艾爾坡羅維茲的書在美國史學界引起了比過去更大的關注。

其原因有：（1）艾爾坡羅維茲挖掘出了更新、更詳盡的資料，受到人們的重視；（2）當時美國的越南政策在國內引起不安；（3）美國史學界正興起對冷戰起源的研究。艾爾坡羅維茲對以前學派觀點的修正激起了一大批學者的反對。冷戰初期左派史學家加伯雷爾。

卡爾考（GabrielKolko），認為使用原子彈既不是引起美蘇不和諧的原因也不是個道德問題。另一位史學家托馬斯。哈蒙得（ThomasT.Hammond）宣稱：“作者（艾爾坡羅維茲）的主要貢獻是引起我們重視一個問題：1945年伯爾納、史汀生、杜魯門希望以擁有原子彈來增加與蘇聯談判的砝碼。

但是，夸大原子彈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已經誤導了不明真相的讀者相信：1945年原子彈政策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并認為作者“頻繁引用斷章取義的資料并不能支持他的觀點。”最尖銳的批評來自羅伯特。詹姆士。麥道克斯（RobertJamesMaddox），他在仔細校對了艾爾坡羅維茲書的腳注后發現，有許多注釋是艾爾坡羅維茲自己創造的，他認為“這樣的學術著作是經不起推敲的、是不嚴謹的”。總之，修正派史學家認為，美國的決策者們在使用原子彈爭奪世界權力的斗爭中，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到70年代中期，由于美國開放了一些關鍵的資料，又有一些學者對艾爾坡羅維茲的觀點提出了疑義。萊斯爾·羅斯（LisleA.Rose）和馬丁·雪維（MartinJ.Sherwin）是反對艾爾坡羅維茲觀點的代表人物。羅斯反對艾爾坡羅維茲為杜魯門政府辯護，盡管羅斯依然承認杜魯門政府是企圖利用戰后核武器的壟斷，取得對蘇外交的勝利，他指責廣島和長崎的毀滅性破壞是“卑鄙的行為”。

馬丁·雪維雖認為艾爾坡羅維茲的觀點是比較有說服力的，但在《一個世界的毀滅》一書中，雪維強調，正確理解美國的核政策需要考察羅斯福和杜魯門的行動。

他認為使用原子彈的主要動機是盡快結束戰爭。他也同意艾爾坡羅維茲關于美國決策層把原子彈作為一種政治武器來提高自己的外交地位的觀點，但他認為這一政治目的次于結束戰爭的軍事的。到1995年，戈·艾爾坡羅維茲就相同課題又寫了《使用原子彈的決定和一個美國神話的構筑》一書。

基于他原來的觀點，他進一步闡述日本已經接近投降，日本已受到蘇聯準備宣戰的威脅，美國的軍事將領艾森豪威爾等認為并沒有必要使用原子彈；杜魯門的大多數高級閣員敦促，明確日本天皇的地位將加速日本的投降。但杜魯門執意聽取國務卿伯爾納的觀點，確信原子彈是對付蘇聯的一個重要的外交工具。

所以這一事件才會發生，日本也就受到了美國的核武器攻擊，也許這一現象看起來有很多值得質疑的地方，但是歷史已經過去，有些真相注定無處去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