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王安石變法何以成腐敗的溫床？

王安石變法開始于宋神宗熙寧二年，即公元1069年，是中國歷史上針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xiàn)實，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掀起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為原則，從理財入手，頒布了農(nóng)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等九大改革變法的方針政策。

王安石變法，史稱“熙寧變法”，本來旨在改革北宋建國以來的流習積弊，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應該說，這次變法的立意和改革的初衷還是好的，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以及國家財政好轉(zhuǎn)等方面也取得一些積極的進展。然而，結(jié)果卻發(fā)展成為腐敗的溫床，滋生出許多貪官污吏大肆禍國殃民，不僅弄得天怒人怨，社稷震動，而且大大消弱了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最后朝廷不得不廢除這場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這是當初雄心萬丈、壯懷激烈、立志變法圖強的王安石所始料不及的。這次變法失敗后僅過了41年，即公元1127年，北宋王朝便滅亡了。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北宋撫州臨川人，世人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史稱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代名臣歐陽修稱贊王安石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于《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宋仁宗慶歷二年，即公元1042年春闈，王安石赴京趕考一舉高中進士第四名。他長期在舒州、常州等地方任職，并曾做過江東提點刑獄，深知民間疾苦，執(zhí)意為民請命，雖然政績斐然，百姓擁戴，但卻引得豪門怨恨，官場責罵。他不修邊幅，放浪形骸，惹得上司同僚微詞滔滔，怨言多多。而他依然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被朝野上下稱之為“拗相公”。但他廣為涉獵歷代文獻經(jīng)典，潛心研究前朝興亡盛衰，腹內(nèi)才高八斗，胸中學富五車，曾被歐陽修舉薦為知諫院諫官。他卻借口家累事多，而堅辭不受。這使朝野上下對他這種自甘地方小吏、遠離名利之場的清名之風，刮目相看，交口贊譽。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寫下洋洋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徹底改變北宋外憂內(nèi)患、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權(quán)，推行富國強兵政策;要求盡快推行新法，并對朝政進行全面革新，但是沒有得到宋仁宗趙禎的關(guān)心和重視。

宋仁宗趙禎安于現(xiàn)狀，故步自封;宋英宗趙曙即位后就病臥龍榻，僅僅四年光景，便龍馭殯天，駕鶴西去;少年天子神宗趙頊即位，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時機終于來到了。于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頒布了農(nóng)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將兵法等九大改革變法的方針政策。

這一整套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就是要宣告天下，王安石要摧毀上自朝廷的六部九卿、下至州縣的各級衙門巧立名目、橫征暴斂、中飽私囊的官僚體系，抑制巨商大賈、土豪劣紳日復一日、貪得無厭地敲詐盤剝，防止因財產(chǎn)分配日益懸殊不公而引起的民變蜂起，達到維護大宋天下平安和社會穩(wěn)定的設想。新法還強烈地表明，王安石要扶持農(nóng)耕，增加貸款，減少差役，興修水利，使百姓能安于耕耘，以發(fā)展生產(chǎn);讓商戶穩(wěn)于市易，以振興商貿(mào)，達到收天下之心、增天下之財，而富國強兵、中興大宋之目的。

但是，讓王安石始料不及的是，這次變法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涂地。在變法期間，滋生了大量的貪官污吏，不但擾民，而且害民，一時民變蜂起，甚至發(fā)生了東明縣農(nóng)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并在王安石住宅前請愿的事件。王安石最后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王安石變法最終沒能挽救封建社會的沉淪，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滅亡的進程，究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這次新法沒有兼顧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最后導致了社會基礎(chǔ)的喪失。

王安石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lǐng)域內(nèi)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nóng)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斂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chǔ)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fā)展生產(chǎn)，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jié)果。

就說推行青苗法，全國各地府道州縣人不分貧富，地不分優(yōu)劣，更不管老百姓想不想、要不要，一律強行攤派高息貸款。按新法規(guī)定，貸款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jīng)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fā)放一次貸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fā)放一次貸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jié)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nóng)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于執(zhí)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還要更高。

這無疑給百姓的脖子上套上了一道無形的枷鎖，讓他們還沒種上地就背上了沉重的債務。糧食還沒收上來，官府就派人到各家各戶催要貸款本息。有錢拿錢，沒錢就拉糧食，若是沒有糧食，就將人押入大牢，逼債索息。老百姓為了還債，不得不變賣家產(chǎn)。賣完家產(chǎn)，就賣兒賣女，有的甚至典當妻子。結(jié)果造成了天下百姓傾家蕩產(chǎn)，妻離子散，十室九空，民怨沸騰。

其二、這次變法沒有從實際出發(fā)，進行科學決策，結(jié)果造成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顧此失彼的不利局面。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xiàn)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chǎn)生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shù)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zhì)承受能力，于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譬如說均輸法。所謂均輸法說到底就是把民營企業(yè)改為官營企業(yè)。古人說，安居樂業(yè)之道，在于農(nóng)盡力，工用巧，商賈行流通。而均輸法一出，勢必壓抑商賈交流市易。長此以往，商貿(mào)市易就變成了一潭死水。如果一些官吏借法弄權(quán)，假公濟私，則此法之害，猛于商賈的投機鉆營。

自古以來，變法之道賴于吏治。而吏治之首要就是精簡機構(gòu)，裁減冗員，優(yōu)則道通，劣則道塞，此乃千古不變之理。官營代替民營，各地大量設置機構(gòu)，增加官員，厚其薪俸，加其賞銀，不僅使冗官沒有減少，反而使冗官更冗。這些冗官肥吏所耗經(jīng)費大大超過了新法從富商巨賈手中奪回的均輸之利。而一些地方執(zhí)法走形，把經(jīng)營權(quán)暗里轉(zhuǎn)與商賈之手，官吏掛名取利。

市易法也是一樣。當時，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市易法具體的辦法就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控制商業(yè)貿(mào)易。這個辦法，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只不過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然而，這樣一來，所謂“市易司”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yè)”，而且是“壟斷企業(yè)”了。

其三、這次變法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zhí)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甚至害民，置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熱之中。

青苗法雖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貸部分利益，緩解了貧農(nóng)的燃眉之急，但在執(zhí)行中地方官為完成和超額完成放貸取息的任務，實行硬性攤派。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guī)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于是，不但貧下中農(nóng)，就連富裕中農(nóng)和富農(nóng)、地主，也得“奉旨貸款”。

當時，官府為了邀功得賞，不僅強迫百姓以青苗法貸款賺取利息，而且把五戶或者十戶結(jié)成一保，借戶逃亡，保戶分賠。因此，官府不問貧富，隨戶而貸，富者不需貸而多得，貧者急需貸而少予，而利息卻要收到十之三成。每到索本要息之時，酷吏四處一呼，百姓膽戰(zhàn)心驚。百姓們?nèi)币律偌Z，甚至家破人亡了，各級官吏腰包私囊卻鼓了起來。結(jié)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還有免役法，這種由差役改為雇役新發(fā)，本來不失為歷史的進步。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nóng)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chǎn);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比較公道;第三，社會上的閑散無業(yè)人員找到了差事。然而，在新法執(zhí)行中，免役法卻規(guī)定鄉(xiāng)村貧戶從此必須繳納原先所無的役錢，這是額外的負擔。免役法執(zhí)行的結(jié)果則是“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于富不利于貧”，都完全違背了變法的初衷。

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xiàn)許多次變法運動，而究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其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變法者推行的是從上而下卻脫離基層老百姓的改革，王安石變法是如此，商鞅變法、戊戌變法也莫是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眾，得不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所謂的改革成果也只會是一堆泡沫，最終飄散在歷史長河中。

其四、王安石犯了用人不當?shù)膰乐亟M織路線錯誤，既沒有培養(yǎng)變法需要的大批人才，造就一支良好的管理隊伍，更沒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內(nèi)部的團結(jié)。

本來這次變法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求迅速改造行將失控的官僚隊伍。當時，王安石對時局和官僚隊伍的狀況的認識;以及他提出實行“變法”，及早改革國家官僚隊伍的主張，確實是具有相當?shù)恼窝酃獾摹Ｈ欢瘮〔豢暗墓倭抨犖椋缫逊e重難返，欲求改造談何容易？而且，王安石任用的是一批投機改革的機會主義封建官僚，加上他根本不可能團結(jié)、改造和培養(yǎng)、訓練出一支能夠為他的“變法”事業(yè)效力的隊伍;以及他自己的種種不可克服的弱點，“熙寧變法”的失敗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從總體上來看，封建官僚隊伍的逐步走向腐敗無能，魚肉百姓，正是封建專制體制無可挽回的必然結(jié)果。

在“熙寧變法”的變法派隊伍之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謝景溫、曾布、蔡卞、呂嘉問、章惇、蔡京、李定、鄧綰、舒亶、薛向等人個人品質(zhì)多有問題，有的在當時就被視為小人，而在歷史上被稱為奸臣。蔡京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就不用說了，就說說呂惠卿、謝景溫、曾布、李定、鄧綰、舒亶等六人。這六人在變法初期就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

呂惠卿，此人是嘉祐初年進土及第，先后任真州推官、集賢院校勘、崇政殿說書等職。其人少年得志，博學善辯，但城府深沉，處世巧滑。王安石在常州任職時就與他相識，論及時弊，兩相投機;議到革新，不謀而合。王安石見之大喜，引為同志知己，視以忘年之交。在這場風起云涌的變革之中，“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呂惠卿無疑成為王安石推行變法的最得力助手。

謝景溫，他在仁宗皇祐元年高中進士，后通判汝、莫二州。其人好強激進，極富辯才，始因?qū)铱疾坏冢瑢ΜF(xiàn)行科舉考試制度不滿，而十分渴望變法革新。后高中進士，一直在地方為官，其妹嫁給王安石的三弟王安禮為妻后，得到王安石提攜，步入京師官場。由于他常到王安禮處探望妹妹，朝夕與王安石會于宅院，散步交談，話語投機，過從甚密，因而輕而易舉地進入王安石變法的班底。

曾布，仁宗嘉祐二年的進士，曾任宣州司戶參軍、集賢院校理等職。其人雖有才智，但少主見。而其兄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十二歲作《六論》，不假思索，一揮而就，言簡意賅，氣勢雄渾，得到歐陽修的大加贊賞。時以善寫散文而聲播朝野，曾任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后召進京任集賢院校理，是王安石文壇的密友。曾布以其兄的關(guān)系，得以進入王安石的門下。

李定，他當時出任同判太常寺之職。其人性情狡詐，心里陰暗，曾因隱瞞老母亡故、沒有回鄉(xiāng)丁憂守孝一事遭司馬光、蘇軾等人上表彈劾，被朝廷降職留用。對此他一直懷恨在心。為報這一箭之仇，他走進了王安石的門下，成為變法派的積極分子。

鄧綰，原為寧州通判，在任上時多次上書王安石，極力贊頌變法，被王安石認為是可用之才，于是便將他從寧州調(diào)至京都，出任同知諫院侍御使之職。此人雖被人稱為雙流先生，但他才氣少少，文章平平，平日只會附庸風雅，獻媚取寵。

舒亶，英宗治平二年的進士，原為浙江臨海縣縣尉。此人雖有政績，但年輕氣盛，急于功利，因擅自手刃犯人自劾棄官。后極力擁護變法，被王安石調(diào)進京都，授為審官西院主簿，后任監(jiān)察御史里行之職。

王安石在變法骨干的隊伍組建上，忽視了人才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挑選與培養(yǎng)，并盲目地輕信了他們的錚錚誓言，為他自己一生所致力奮斗的變法大業(yè)的最后失敗，埋下了一觸即倒的脆弱根基。加上王安石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于是，應該由行政技術(shù)層面解決的議題便轉(zhuǎn)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道德層面上與保守派的道德層面上相比，立即陷于望塵莫及的劣勢，變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五、王安石性格偏執(zhí)，樹敵過多，缺乏一個改革家必要的自身修養(yǎng);而掌控變法的機構(gòu)超越朝廷一切權(quán)力部門，但缺少相應的權(quán)力部門制衡管束。

素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性格偏執(zhí)，剛愎自用。據(jù)說，偏執(zhí)類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強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執(zhí)己見，自命不凡。王安石也是如此，即便是與宋神宗趙頊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趙頊每為之改容聽納。在變法過程中，王安石更是一貫自以為是，我行我素，導致朝中大臣大都與他決裂。這其中有的原來是他的政治靠山，如韓維等人;有的原來是他的科舉恩師，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的原來是他的頂頭上司，如富弼、韓琦等人;也有的原來是他的文壇師友，如范縝、蘇軾、司馬光等人。雖然他們都是當時的一代俊杰，朝廷重臣，卻因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趕出朝廷。如富弼、韓琦罷黜相位，歐陽修致仕回鄉(xiāng)，司馬光退居洛陽，蘇軾被貶杭州。尤其是當時擔任翰林侍讀的司馬光，念在與王安石共事數(shù)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勸他調(diào)整自己的治國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執(zhí)迷不悟，看一條批駁一條，結(jié)果導致司馬光最后與他劃地絕交，終生不再與之往來。蘇軾本來也應該是王安石借重以支持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許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納，結(jié)果導致二人分道揚鑣。

而當時王安石掌控變法的機構(gòu)名叫“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來，北宋王朝的財政由戶部、鹽鐵、度支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領(lǐng)導機構(gòu)，統(tǒng)籌國家財政，掌控經(jīng)濟命脈，是北宋王朝的最高財政機構(gòu)。這個機構(gòu)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guī)劃財政改革外，還要制訂國家一年內(nèi)的收支，并將收入定其為定式。這是一個超越朝廷六部九卿等一切權(quán)力部門的機構(gòu)，但因缺少相應的權(quán)力部門制衡管束，結(jié)果成為一個滋生新的弊端的溫床。而其網(wǎng)羅的呂惠卿、曾布、謝景溫、呂嘉問、章惇、蔡京、李定、鄧綰、舒亶等變法派官員大都不僅是道德層面上的小人，而且缺少為民請命、為民造福的志向、閱歷和魄力，更缺乏為官為吏、為百姓父母的牢固根基。任由這樣一幫人掌控變法大權(quán)，結(jié)果可想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變法雖然多次遭到朝中大臣的批評和保守勢力的反抗，但是，壓垮這次變法派陣營最后的一根稻草卻是變法派內(nèi)部的勾心斗角和爾虞我詐。在變法出現(xiàn)挫折和困難之時，王安石與呂惠卿、謝景溫、曾布等人不僅相互推托責任，而且互相指責非難，造成反目相噬，勢同水火，致使朝局大亂，社稷震動。宋神宗一怒之下，將王安石謫守江寧，把呂惠卿左遷陳州，“制置三司條例司”屬下的曾布、章惇、鄧綰、呂嘉問等官員皆被貶出京城，同時罷新法，停新政，并撤消“制置三司條例司”。后來，新法雖仍有野火春風之勢，但已經(jīng)是強弩之末。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入主相位，不顧蘇軾、范純?nèi)实瘸写蟪嫉姆磳Γ瑥氐讖U除了新法。至此，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總之，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從歷史的意義上看，其變法雖然失敗了，但給后人的啟示無疑是極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