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鴉片戰爭前的帝國號令別讓大富豪跑了
57歲的華人首富兼世界首富伍秉鑒，終于跑路了。伍秉鑒十分富有，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統計的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oftheWealthiestpeopleofthepast1，000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中國人之一，《華爾街日報》稱他是那個時代的世界首富。作為帝國特許的外貿進出口商，“行商”曾經是中國式財富的代表，廣東十三行也是中國外貿的壟斷群體，他們與鹽商一起構成了中國富豪的主體。但是，1826年11月16日，伍秉鑒正式通知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已經獲得了“粵海關監督”的準許，不再擔任行商;同時，他也把生意交給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請英國商業伙伴們多多幫助他兒子。帝國商場，從來不是自由進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僅包括準入，也包括退出，違者將遭到國家機器的嚴厲打擊。首富為了這次跑路，花費了巨大的代價：一是時間成本，從嘉慶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經濟成本，根據東印度度公司的文件記載，首富為此足足花費了50萬銀元的巨資，上下打點，才獲得了這張史上最貴的退休證。但是，東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記載道，這份花費巨資、等待17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證，依然可能被當局隨時撤銷。此時看，伍秉鑒似乎還算幸運的……
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國的一紙號令，在跑路之后被截回。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板潘致祥，也花費了10萬兩白銀(約合人民幣2000萬元)賄賂官員，獲準“退休”。那時，潘老板才53歲，與盧觀恒、伍秉鑒、葉上林一起，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并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卻公開宣稱：“寧為一只狗，不為洋商首”。僅僅6年后，1815年1月11日(嘉慶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板就不得不結束“寧為一只狗”的自由生涯。嘉慶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實，從前朦混請退，本屬取巧，現當洋行疲敝之時，豈容任其置身事外。著責令仍充洋商，與各總商認真清理一切，毋許狡卸。”
在帝國看來，商人們當年靠權力致富，卻在致富后一走了之，實在有點辜負朝廷的多年培養。好在朝廷還有國家機器，自有辦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紙文件，取消了“退休”資格，將已經跑路的潘老板捆綁回來，他之前花費的10萬兩白銀，等于扔到了水里。重新上崗的潘老板，將行號由“同文行”更名為“同孚行”，繼續經營，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無人愿意再擔任行商，才算最后退出，真正是“死而后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鑒的首富地位。帝國的經濟圈是森嚴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經營的不錯的行商，就沒有自由退出的機制。政府明文規定：“乏商(無實力的行商)應即參革，殷商(有實力的行商)不準求退，即實有老病殘廢等事，亦應責令親信子侄接辦。總不準坐擁厚資，置身事外。”
行商后人、民國時學者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中說，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斂，多有中途退辦行務者，但退辦時必須先清償債務及歷年來欠餉及罰金，才可能被批準退出。而且，因為行商資格是皇帝親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須等待圣旨核準。否則，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卻不能不繼續承擔義務。“有時行商即已退辦，而海關以其他行商信用較弱，仍令其重新執行行務，行商不愿再作馮婦者，海關監督則強其為之，因是值得借債勉強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時，遂須受監追、查抄家產、充軍伊犁之苦。”梁嘉彬記載說，諸多行商中，只有“義成行”老板葉上林，順利地獲得了同意退出的圣旨，而其他人則要通過行賄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隨時取消退休資格。梁嘉彬記載道，就在伍秉鑒花費了創紀錄的50萬銀元后次年，“天寶行”老板梁經國為了“退休”，僅僅行賄了3萬銀元，價格之低“為向來所稀有”。
伍秉鑒的確是受夠了。這個家族，自從其父親伍國瑩開設了貿易公司“怡和行”、成為第一代“浩官”(Hawqua)之后，就一直在財富和動蕩中不斷折騰。1787年，伍國瑩為給一家中國公司擔保，卷入了英國商人與中國商人的經濟糾紛，被英國東印度公司非法拘禁，勒逼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第二年，據稱他又因為欠下不少海關關稅及其他稅捐，干脆一走了之(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當了“伍跑跑”。最終僥幸過關的伍國瑩，迅速將公司業務交給了次子伍秉鈞，開始了第二代掌舵。
在第二代“浩官”伍秉鈞的手上，怡和行業務增長很快，成為行商中的佼佼者。1800年，伍秉鈞也依然難以逃脫公權力的壓榨。這年，怡和承保的一艘英國商船，被大清海關查獲有兩對表未納稅——據說這是船員們自用的表，忘記申報。伍秉鈞希望罰款了事，愿意支付180銀元，海關監督卻罰他納稅50倍。次年，年僅35歲的伍秉鈞因病去世，把攤子交給了32歲的三弟伍秉鑒，開始了第二代的第二階段。伍秉鑒長袖善舞，怡和行終于成為中國最大的外貿公司，伍秉鑒也成為世界首富。在伍秉鑒奔向首富的道路上，十分坎坷。面對著強大的政府公權力，作為首席行商的伍秉鑒，不得不為外商們和其他行商們的過失承擔連帶責任，甚至在1821年52歲時還因此被“罷官”——摘去了花費巨資購得的三品頂戴。
這年冬天，2月13日(農歷十一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著將伍敦元(伍秉鑒)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這是道光元年，剛剛即位的皇帝需要立威，伍秉鑒撞上了他的槍口。罷官的理由，是伍秉鑒作為行商領袖，沒能做好防范鴉片走私的工作：“鴉片流傳內地，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并不隨時稟辦，與眾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一個月前，兩廣總督阮元向皇帝參了伍秉鑒一本，指責他協助走私鴉片：“蓋洋商(即洋行商人，如伍秉鑒等，不是外商)與夷人最為切近，夷船私帶鴉片，即能瞞臣等之耳目，斷不能瞞該商等之耳目……乃頻年以來，從未見洋商稟辦一船，其為只圖見好于夷人，不顧內地之受害，顯而易見。洋商內伍敦元系總商居首之人，責任尤專，各國夷情，亦為最熟。今與眾商通同徇隱，殊為可惡。”
在大清特色的體制下，行商們承擔了外貿管理的職責，要為外商們的一切違法行為承擔連帶責任，以達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責任人并非政府，而是為外商擔保的公行商人。這一制度設計，為官員們提供了絕佳的進退空間，既可以高調打擊走私，抬高“尋租”的行情，又不必親自動手，且可以隨時推卸責任。阮總督要彈劾伍老板，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料，實在是因為當年發生的“葉恒澍事件”令他十分生氣。犯下命案的葉恒澍，是澳門行賄基金的負責人之一，為了保命，居然在牢里揚言要公開廣東官員們的貪腐證據，最終，還真的僅僅被追究了走私罪，逃脫了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