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大都覆滅 元順皇帝竟就在明軍眼皮底下溜走

大都之戰結束后，明人在評價徐達在大都的所作所為時，認為這位開國元勛的對前朝政治中樞的政策是“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宮殿門，派兵守護。而前朝的宮人、嬪妃，則令其宦官守護，同時禁止濫殺無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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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大都可是一個品牌城市。它的前世今生都是世人矚目的焦點。遠在春秋戰國時，此地就是諸侯國燕國的都城所在地，名叫“薊”;漢代，改名“幽城”，也就是后來的幽州。唐代的安史之亂之后，幽州被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時，后唐的河東節度使石敬塘割讓燕云十六州給塞外的契丹，幽州也包括在內(從此中原失去了屏障，為契丹的南下提供了便利條件)。后來，契丹族及其建立的遼國與北宋長期對峙，幽州也在不同時期改稱為“南京幽都府”、“折津府”、“燕京”。來自東北白山黑水地區的金國滅遼之后，又把幽州改稱“中都”。公元十三世紀，蒙古人興起，奪取了金國的中都，改稱“燕京”、后來又改回中都原名。

鑒于此地的特殊戰略位置，一位目光銳利的名叫霸突魯的蒙古貴族向有志于一統天下的忽必烈建議：“幽燕之地乃是龍蟠虎踞，形勢雄偉的地方，它南控江淮，北連朔漠。天子居其中，可以接受四方朝覲。大王如果欲要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地不可。”漢族幕僚郝經也提過類似的建議。忽必烈從諫如流，受了蒙漢部屬的建議，在此地擴建新城，于1272年(至元九年)二月將中都改稱“大都”。從此大都成了元朝的首都，是元代全國的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成為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

《元史》稱“大都方圓六十里，十一門”，城墻用夯土建成，并在四角建有角樓，還挖有寬闊的護城河。

該城作為全國的政治中樞，是以金碧輝煌的皇室宮殿為中心營造的。壯觀的皇城位于都城的中部與南部，圍墻的范圍廣達二十里。而皇城的東面是宮城，其范圍約為九里。在一眼看不到邊的宮殿樓閣里面生活的皇親國戚、他們在數以千計的宮廷侍衛、宦官與宮女的簇擁之下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

皇城的北面有全國最高的行政機構中書省;東面有中央政府直屬各種武裝力量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樞密院;西北方向有負責監察各級官吏的御史臺。城中設立有翰林院國史院、專為皇帝起草文件，編纂各類書籍;還有全國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等權威的文化機構。此外，也建有數量眾多的各類寺院，以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瞻仰。元朝滅掉南宋后，又將奪取的大量文化典籍、禮樂祭器，以及一大批文人學者、能工巧匠等送往大都，從而進一步提高了這座城市的文化地位。

至于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常住人口，則有好幾種說法。人數從四、五十萬到百萬不等。居民以漢族最多，同時也包括蒙古、色目人，此外還有大批外國使者、跨國商人、傳教士等等。

大都是北方最大的手工業中心與商業中心，也有一定的農業基礎，經濟比較繁榮。然而，它的糧食生產的總量卻滿足不了城市的消費需要。由于大量的王公貴族、各級官僚、上層僧侶、富商、駐屯大軍屯聚于這里，使它成為了一座依靠從南方運輸物資度日的消費城市。每年有數不清的糧食、形形色色的日用品等物資乘載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源源不斷地由運河與海道從南方向北運輸。部分物資匯聚到大都后，再運往北邊的上都等地。因此，大都在全國的交通運輸網絡中處于極為關鍵的地位，官府建立了以這座城市為中心的驛傳制度，加強與全國各地的聯系。它就象人體的腦袋，如臂使指地指揮著身體的每一處肢端。

大都真是一個好地方，蒙古貴族在城里過著聲色犬馬的縱欲生活。不過，由于末代皇帝元順帝治國無能，這種好日子就快要到頭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后，天下大亂，人心離散。大都與南方的聯系經常被切斷，致使南方的糧食不能及時運送到北方。到后來，城里終于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饑荒，首當其沖的是普通老百姓，很多窮人掙扎于死亡線上，死者填滿溝塹。

總之，大都的局勢已是日薄西山、朝不慮夕，處于崩潰的邊緣。

現在，當明朝各路軍隊匯聚在大都外圍時，蒙古貴族肯定遙感到了迎面而來的殺氣。

元順帝面對未來，應該何去何從？是戰，還是降？這是一道難以選擇的難題。

戰斗的后果很可能是血染沙場。正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死亡，決不是那些在上流社會養尊處優的達官貴人們的首選。而投降只會貽笑千古。甚至連弱女子也看不起這種奴顏婢膝、搖尾乞憐的行為。就好象五代時期后蜀國的花蕊夫人為嘲諷君主孟昶降宋所寫的詩：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綜上所述，既不能戰，又不想投降的蒙古貴族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逃亡。

七月二十八日，明軍攻克通州的消息已速度傳到了大都。元順帝在清寧殿召見群臣，表態要“巡幸上都”，意思是打算逃到上都避禍。群臣大多數屏息不發一言，只有左丞相失列門、知樞密院事哈剌章與宦者趙伯顏不花等少數人力諫，以為不可行。哈剌章從軍事的角度著眼，他擔心在敵軍兵臨城下之時，元順帝一出都城，就會有難以預測的危險，因而認為在通州既陷的情況下，朝中君臣應該在京城之內死守待援，否則“金宣宗南奔之事可為殷鑒”。金宣宗是金朝的皇帝，這人被頻繁從蒙古草原進犯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打怕了，決意離開京城中都(今北京西南一帶)，南遷黃河以南的汴梁，致使黃河以北人心動搖，很快陷于敵手，而金朝滅亡的歷史命運就此注定。看來，元順帝正在步金宣宗的覆轍。趙伯顏不花慟也哭諫：“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愿率軍民及諸怯薛歹(怯薛歹，即是保護皇帝安全的怯薛軍隊)出城迎戰，愿陛下固守京城。”然而，去意已決的元順帝對怯薛等中央禁衛部隊的戰斗力心知肚明，他固執地認定困守孤城等待援兵才是死路一條，斷然反駁道：也速已敗，王保保遠在太原，那里還有什么援兵！因而一錘定音，宣布退朝。

就在這一天晚上，元順帝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這個日后令他魂牽夢繞的地方。他究竟帶走了多少兵馬？漢文史籍無記載，只有成書于十七世紀的蒙文史籍《黃金史綱》及《蒙古源流》分別給出了兩個不可靠的數據。《黃金史綱》稱元順帝帶“十萬蒙古”出走了。這里的“十萬蒙古”并非實數，而是來源于明代蒙古人傳統的說法，即蒙古部落主要由本部的“韃靼”與別部的“瓦剌”組成，其中“韃靼”擁有“六萬戶”，而“瓦剌”擁有“四萬戶”，兩者合計十萬戶(“韃靼”與“瓦剌”都是明代蒙古部落集團的名稱，下文還要提及)。《蒙古源流》則稱元順帝帶著“六萬蒙古”出走了。這個數據顯然只是泛指“韃靼”的“六萬戶”;而不包括瓦剌的“四萬戶”在內。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十萬蒙古”，還是“六萬蒙古”，都是指蒙古貴族的正規部隊。

事實也是這樣，一大批集結于大都的守軍在衣著光鮮的貴族軍官的統領下灰溜溜地不戰而退。這些擁有高貴血統的官家子弟竟然被一班鄉下佬、放牛娃出身的泥腳子攆走了，他們那些曾經揚威世界的老祖宗如果九泉之下有知，恐怕會氣得在墳墓里跳起來！

現在，大都這個中樞機構已經基本上癱瘓了、這個元政府賴以決策的腦袋，似乎失去了靈魂，只剩下軀殼。

跟隨元順帝一行倉皇北逃的漢官劉佶，后來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記》，書中記載元順帝離開時，隨行的有“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還有“左丞相失列門、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位、參知政事哈海、翰林學士丞旨李家百奴、知樞密院事哈剌章、知樞密院事王宏伯等百余人。”

留守大都的官員則有：

監國淮王貼木兒不花

義王中書右丞相和尚

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

平章迭兒必失、樸賽因不花

右丞張康伯

御史中丞滿川

參知政事張守禮

除此之外，呆在大都的還有宣讓、鎮南、威順諸王子等(其中，宣讓王子就是淮王貼木兒不花的兒子)。

監國的淮王貼木兒，時年八十三歲，他本來是出鎮地方的諸王之一，鎮所是在長江流域的廬州。不過，他鎮所里的親軍已經于1354年(至正十四年)隨著廬州被南方起義軍所陷而覆滅。而他本人則北逃大都避難。

其余留守大都的鎮南、威順諸王子，其鎮所也是在長江流域的揚州、武昌等地，因上述地方早已經在戰亂中失守，所以也沒有親軍可供調用。

元順帝把這一批喪失了鎮所、損兵折將的宗室留在大都，又沒有留下精兵協防，無異于送羊入虎口。

據說，當中書左丞相慶童，得知自己不能隨元順帝撤離，要留在大都協助淮王貼木兒防守時，嘆息道：“我已經知道將要死在此地，再啰嗦也沒有用！”

元順帝撤離了大都，身在通州的徐達還不知道這個重要的情報，他正在積極準備著與元軍進行野戰，雖然蒙古騎兵早已由盛轉衰，但他卻一點也不敢輕敵，而是督促以步兵為主的部隊建立鞏固的陣營，以防止騎兵大規模的沖擊。

明軍布陣完畢，做好一切戰斗的準備，并派出哨兵來到大都城下打探消息。哨兵遲遲不見敵兵出城，城上亦無旗幟，因懷疑內有伏兵而折返。

明軍主力在野外前后等了五天，始終沒有等到元軍出城，謹慎的徐達只好做出攻城的決定，他于八月初二日分兵為左、中、右三路前進，在途中，遇到了少數擋路的元兵。勇將尹堅首先沖上前去，只一會兒工夫，就捉住兩位皆佩戴著金虎符的元將，只見他用嘴叼著刀、左右兩手好象老鷹抓小雞一樣各自抓住兩名俘虜，瀟灑地策馬返回。尹堅擒拿的兩個佩戴“金虎符”的元將，其身份應為萬戶府軍官，屬于正規軍的軍官(根據《元史.兵志》的記載：“金虎符……為伏虎形狀，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區別”。意思是說，不同的金虎符牌存在著嵌有一顆、兩顆或三顆明珠的區別，它們分別由統兵七千以上的“上萬戶府”、統兵五千以上的“中萬戶府”、統兵三千以上的“下萬戶府”等將領們佩戴)。

這時候的元朝正規軍，雖然上戰場時雙手軟綿綿的，但兩腳跑得倒挺快，剩下的士卒群龍無首，那里膽敢以卵擊石，終四散而去，一溜煙不見了影蹤。

沖破了這股元兵的阻擋，明軍終于到達了大都城下。

大都城共有十一個城門，歷來由元軍中的“怯薛”輪番守衛(“怯薛”作為元帝的宿衛之士，種類有很多。專門守大都城門的“怯薛”，蒙古語叫做“八刺哈赤”，意思是“守門者”)。不過，此時的“怯薛”軍早已經跟隨元順帝出走了，留下來的僅剩下一些羸弱士兵而已，例如守衛順承門的僅有‘數百羸卒’，以致守將樸賽因不花嘆息著對身邊的人說：‘國事到了這個地步，我唯一能做的只是與城門共存亡了’”。

明軍選擇大都齊化門作為突破口，在城外填平壕溝迅速登上城墻，非常順利地入了城。城內局勢一度混亂，例如，在太廟里守護神主的元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在逃往健德門時，就被亂軍所害。

在描述明軍攻克大都之戰的過程時，不要僅僅參考漢文史料，還要參考蒙文史料，才顯得公正。不過，蒙文史籍卻有一些奇怪的記載，例如《黃金史綱》稱：“朱哥(指朱元璋)......以一萬輛大車裝了財貨，以三千輛大車載了身穿鎧甲的士兵來到(大都)。司閽者(即看門人)不納，遂厚賄司閽者以大量財貨寶物，才得進入(大都)。”另一本蒙文史籍《蒙古源流》亦有類似的奇談怪論。流傳在蒙古人之中的這類故事，不但與漢文史料記載明軍攻下大都的史實相去甚遠，而且因為過于荒誕，使之真實性也大打折扣，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曲折反映了明軍在過去的戰斗中善于用計取城的戰斗作風(元末起義軍的確有多次用計取城的例子，例如《明太祖實錄》記載朱元璋在郭子興軍中時曾獻計智取和陽，他當時建議挑選士兵身穿青衣偽裝成敵兵的樣子，驅趕著“四匹乘載著物資的駱駝向前行”，并派人先行前往和陽欺騙守軍，詐稱元朝使者帶著大量物品將要來到，準備打賞守城將士，同時，“以身穿紅衣的萬名起義軍尾隨在青衣兵的后面，兩者相距十余里。等到青衣兵進入城中舉火為應，紅衣兵即猛攻過來，一舉而奪城”)。

總之，明軍奪取大都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但徐達仍意猶未盡，他命令薛顯、傅友德、曹良臣、顧時等將領率兵出城直向古北口，負責搜索以及追擊撤離大都的元軍，以擴大戰果。然而，元順帝是向居庸關方向逃走的，而明軍卻向古北口方向出擊，兩條相反的路線使兩支軍隊恰好錯開。

明軍不知道走錯了路，風風火火地趕到了古北口，迫使守將張益逃跑，并在這個地區陸續與一些殘留的元軍發生遭遇戰。八月八日，驍騎右衛千戶陳諒在巡邏途中俘獲元將李德明、劉答失貼木兒、謝文振、尹野閭等三十九人而還。八月十七日，右丞薛顯等率騎兵巡邏時，獲得馬匹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頭，車二百五十輛。

明軍一位名叫俞本的老戰士多年以后在《明興野記》這本回憶錄中記載了一些追擊的經過，他指出明軍在攻克大都的次日就立即展開追擊元順帝的軍事行動，出動了鳳翔等五衛步軍，人數達到三萬，“初八日，來到興路，收獲不大......傅友德在路上遇到一批忠于元朝的回鶻人馬，便把他們盡數拘留，并獲得牛羊馬匹十萬”，其后“大軍回到北平(指大都)，上報走錯路的原因。徐達大怒，再令傅友德向東路的居庸關方向出擊，但此時元君已經跑得無影無蹤了。”

等到明軍改轅易轍，轉而攻擊居庸關時，元順帝已經跑遠了，因而追之不及。即使如此，這次軍事行動還是把元朝君臣嚇了一大跳，當時陪同元順帝逃到上都的劉佶，后來在《北巡私記》中記載：“九月初六曰，主管軍事的知樞密院事哈剌章惶恐不安地聲稱敵軍追兵已出居庸關。這時有人勸皇帝北上到和林地區避難，皇帝遲疑不決。不久又傳來追兵不來的消息，此事才暫告一段落。”

由此可見，心急如焚的明軍雖然狂追不已，卻始終沒有追上元順帝。不過據說追兵曾經和一些負責為元順帝殿后的蒙古軍人作戰。《黃金史綱》記載了成吉思汗兄弟哈撤兒的后嫡圖穆勒呼巴圖爾，他在陪同元順帝撤退時，“命令自己的兒子哈齊庫魯克臨陣，領著六十名擎旗手趕來，說道：‘語云：與其毀聲滅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與漢家(指明軍)追兵激戰而死。”

圖穆勒呼巴圖爾又譯“脫穆勒呼把禿兒”，清代學者羅布桑丹畢堅贊著的《黃金史》亦記載了這個人與自己的兒子一起戰死，說他在“脫歡貼睦爾(即元順帝)丟失江山之戊申年，五十一年，與漢家追兵激戰而死。”

這兩父子，真是元朝嫡系部隊之中少見的男子漢。

徐達沒有捉到臨陣退縮的元順帝，但畢竟拿下了大都，捉住了一大批城中留守的達官貴人，也算是達到了作戰目的。

北伐大軍入城之后，馬上對敵對勢力進行鎮壓。將士們首先是從大都齊化門入城的，這個突破口竟成了一個臨時的刑場。元朝的監國淮王貼木兒不花、太尉中書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樸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人已成為俘虜，徐達親自坐在齊化門樓上，宣布將這些人處以死罪，立地正法;同時還將俘獲的宣讓、鎮南、威順等六名王子投入牢獄。在留守大都的達官貴人之中只有義王中書右丞相和尚及參知政事張守禮等少數幸運兒得以逃脫。

特別要提到的是，監國淮王貼木兒不花與他的兒子(宣讓王子)，在城陷一刻同時身陷囹圄，父子兩人均恪盡職守，為國盡忠。貼木兒不花被殺之后，竟成了蒙古族的民族英雄，類似于為宋朝盡忠的漢族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六世紀的蒙文史籍《阿勒垣汗傳》歌頌了他的豐功偉績：

“外敵恃強進攻大都城時，

不花貼木兒丞相逼近與之搏戰，

使可汗之身與玉璽得脫而出，

可汗雖失大統性命得全之情，如此這般。”

有學者認為這個“不花貼木兒”就是淮王貼木兒不花。數十年之后，相繼在蒙古草原叱咤一時的瓦剌太師也先、韃靼太師孛來等風云人物，均曾經自稱“淮王”，以示仿效先賢之意。

另外，以數百老弱殘兵守衛順承門的元平章樸賽因不花亦成為了戰俘，其后被明軍壓送到齊化門殺死。史載他在明軍主將之前顯示了骨硬頭的本色，只是敦促對方快點將自己殺死。主將本來下令留他于營中，有意進行招降。可他卻寧死不屈。

除此之外，死于齊化門的還有趙國公丁好禮。他被明軍俘虜之后，拒絕參拜軍中大將，并厲聲呵叱道：“我以小吏而步步高升，官居極品，爵位上公，如今年紀已老，只恨無以報國，所欠的唯有一死而已。”過了數日，明將又要召見他，他仍然不肯前往，但胳膊扭不過大腳，被士兵強行脅持到齊化門，最終因嚴辭抗辨而死在那里，時年七十五歲。

與丁好禮同時在齊化門被殺的還有蒙古人郭庸。《元史》記載丁好禮死亡的同一天，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也被押至齊化門，在眾將士喝其下跪受刑之時，仍然口硬地叫道：“做臣子的各為其主，死亡是我的本份，絕不拜跪！”

明軍亦在齊化門處決叛徒。《明興野記》記載“平章俞寶欲叛逃，但被捉獲，徐達把他梟殺于齊化門，刖足以示眾。”

前文提到，明軍在追擊元順帝的途中，俘虜了很多回鶻人。明軍欲將送這批回鶻人送回金陵。途經通州時，有回鶻人企圖叛亂，不料因“事泄”，而“被殺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給軍士。”徐達還下令：凡是元朝大小官員，皆要自首，藏匿于民籍中的，發現嚴懲不貸。軍人們陸續將自首的前朝文武官吏押送回應天。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恥于拋頭露面，投井而死。其他自殺的人員還有左丞丁敬可、太子司經郎拜住、大樂署令趙宏毅、總管郭充中等。

明軍為了鞏固政權，對大都周圍的“團結”與“山寨”進行肅清作戰。所謂的“團結”、“山寨”類似于鄉兵團練，這是蒙古貴族為了對付各地的起義軍而在1357年(至正十七年)讓各路、府、州、縣的地方官組建的。一些“團結”、“山寨”甚至設立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等軍銜，“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

這些“團結”與“山寨”有的投降、有的抵抗到底。其中，元朝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在主持軍務的時候曾經親自命令院事、刑部尚書張庸練兵屯寨于房山。明軍攻克大都之后，很多山寨放棄了抵抗。但是張庸不為所動，仍效忠元朝，集中兵力扼守駱駝谷這個險要處所，并派遣隨從到山西向王保保求援。可是，援兵遲遲不來。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駱駝谷守軍獨木難支，遭到明軍的圍剿而全軍潰敗。堅守陣地的張庸的結局是被反水的寨民李世杰捉拿而獻給明軍，終被處死。

明軍對頑固不化的“團結”與“山寨”是不會手軟的，于八月十五日又攻克“宣德府懷來縣與雞鳴山寨”，在攻打這些山寨之時，因當地土人拒不投降，強行架梯攀登的明軍得手之后盡屠守寨之人。

明朝牢牢控制了大都，將其改名為“北平”，并讓華云龍出任大都督府僉事，同時兼職北平行省參知政事，總領六衛將士留守。孫興祖領大都督分府事，統領燕山六衛三萬余人協守。

當時北平城共有十一門，連同周圍的地區達一百二十里，范圍太大，不易防守。明軍予以改建，從北平城中間的光熙門起，將城市截斷為兩部分，集中力量防守其中的一部分，以鞏固防線。

大都之戰結束后，明人在評價徐達在大都的所作所為時，認為這位開國元勛的對前朝政治中樞的政策是“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宮殿門，派兵守護。而前朝的宮人、嬪妃，則令其宦官守護，同時禁止濫殺無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因而人民安居樂業，‘市不易肆’。為此，時人夸獎道‘曹彬下江南亦不過如此’。”曹彬是北宋開國名將，《宋史》稱他在率軍渡江平定南唐金陵時“不妄殺一人”，而徐達攻克大都之后是否也“不妄殺一人”？則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