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康熙兩位皇帝為何貶低長城？

巍巍長城，瑟瑟邊風，綿延萬里、歷經千年的古長城，見證了歷史的滄桑。在經歷了巍峨壯麗與斷壁殘墻之后，原本的物質防御逐漸的轉變成了文化的符號。然而，人們長城一直都是十分有爭議的對象，褒貶不一！

從古至今，修筑長城，端賴“舉國體制”。“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筑長城以分之。”(桓譚《新論》)“可變資本”四十萬，“不變資本”有多少？秦代以后，漢、隋及其間的北魏、北齊、北周等朝，都有興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創造了修筑長城之高潮，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長城。“舉國體制”往往與專制政體相聯系。以“舉國體制”修筑長城，就與帝王脫不了干系。

國人談及史上有為之君，往往引用毛澤東詩句里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在修筑長城問題上，“秦皇”、“漢武”都是積極的推動者，至于“宋祖”，疆域不及幽燕，無險可憑，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長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報》)。倒是“唐宗”，在修筑長城問題上，別具只眼，特立獨行。

長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項目”，贊頌長城也就成為官家的“專利”。只有作為社會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評貶低長城的主要群體。胡曾《長城》詩云：“祖舜宗堯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筑防胡萬里城。”王翰著名的《飲馬長城窟行》有：“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聲音。

其實，貶低長城的并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兩位皇上也持同樣立場。被稱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大唐帝國是在隋朝廢墟上建立的，李世民執政之初，鑒于隋煬帝楊廣“興眾百萬，北筑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余里，死者太半”(《隋書》卷二十四)，大肆營造，虛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誡手下：“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筑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于此！”(《新唐書.李積傳》)可見，李世民并未將長城看作中華民族的偉大象征，他對長城的作用與意義評價并不積極。

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屢犯，邊患日亟，鑒于秦漢以來防御匈奴的歷史經驗，朝廷官員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請修古長城”。李世民認為：“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資治通鑒》唐紀九)在他看來，掃清外寇，消除邊患，締造和平，修筑長城并不是正確選擇。

他對群臣說：“朕今委任李世積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筑長城耶？”(《新唐書·李積傳》)委派李積，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勞民”，他重視的是“人心”。在他看來，人才與人心，與長城相比，作用更加強大而持久。事實也是如此，唐朝政權經過“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開放、最強大的國家，“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中古時代的中國，也只在唐朝首都長安呈現過。外敵的消除，國勢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長城。

在中國，另一個貶低長城的領導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

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騎兵翻墻而來，奪關而入，對長城的防御功能如何，體會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總兵官蔡元報告，古北口一帶，長城邊墻傾塌甚多，請行修筑。有關部門“擬同意”并上報請示。康熙皇帝隨即下達“上諭”：“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清圣祖實錄》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來，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寄望于某項“安全設施”，即使是中國的萬里長城還是美國的“NMD”、“TMD”(戰略、戰區導彈防御體系)。

康熙圣諭中的“民為邦本”，雖然不能與“民主政治”相提并論，但它畢竟屬于傳統文化的精髓。“守國之道”乃“修德安民”;“眾志成城”則“邊境自固”;“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民心悅則邦本得”。作為一個滿族皇帝，見解如此，殊為難得。

不僅如此，康熙皇帝還曾賦詩對長城諷刺道：“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夸。當時費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蒙恬所筑長城》)且不說唐太宗、清圣祖同樣重視民心與人才，二人都曾開拓了中國歷史上國勢、版圖、文化上的強盛與繁榮，不要說他們如何氣吞萬里，超邁千古，歷史與時代或有不可比性，但他們與那些躲在古舊的城墻后面(甚至連城墻也已失去)，恐懼地偷窺墻外的風景，自足地守那只殘破金甌度日的領導人，畢竟不是一個層次。

千百年來，在國人心中，長城成了象征，成了符號，其中蘊涵的統一與分裂，開放與封閉，開拓與守成，華夏與夷狄，文明與蒙昧，遠不是這道磚石建筑所能承載的。對于這一物質的、歷史的、文化的遺留物，無論頌揚與批評，作為一個天地之間的無生命體，一切爭議與糾紛似乎都緣于人們過多地賦予其靈魂與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