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為什么沒有留守兒童問題的產生？

“留守兒童”顯然是社會有了頻繁的流動性之后才可能會出現的產物。如果是一個沒有多少人口流動、人們安土重遷的靜態社會，肯定不會有“留守兒童”的問題。朱元璋時代堪稱是靜態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紀的兩宋時期則是流動性十分活躍的時代，士農工商全都卷入到社會流動中，士人“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農人“釋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工匠從五湖四海涌入城市，在街巷“羅立會聚，候人請喚”;商人不遠千里，“舟舡往來興販”。很多富人亦“皆僑居寄處，至或假賃舍宇”。那時候人口流動的規模雖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經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兒童”。

然而，古代社會包括宋朝社會的“留守兒童”問題，其實都不嚴重，并沒有發展成為需要引起重視的社會難題。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國家“十一五”青年專項課題《西部留守兒童道德成長研究》有一篇論文提出，“據研究發現，古代的留守兒童問題不突出的關鍵原因在于并非父母雙方外出，而往往是母親和孩子一起留守”，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我們看古人外出經商也好，當傭工也好，很多時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極少出現父母都離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從母親那里得到保護與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與母親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現在留守兒童中是最好的”。

這是古今留守家庭結構的差異。如果我們將視野拉寬，從基層社會的構造來看，還會發現古今差別更大。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對留守兒童最大的傷害，不是來自貧困，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狀態。人，不管是成人，還是兒童，都離不開共同體的扶持、保護、救濟、安頓、慰藉。用司馬光的話來說，“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飏之高，不及燕雀。茍非群聚以御外患，則久為異類食矣。”因此，人需要結成共同體，告別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體當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擴展為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體得以重新構建的時代。趙宋立國之初，由于剛剛歷經五代戰亂，原來維系秩序的士族門第已經瓦解，社會陷入失序當中，以致“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對于主要依靠宗法聯結起來的傳統社會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的潰散。有鑒于此，張載、程頤、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吁“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通過建立宗族共同體，“有無欲其相通，兇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這個過程中，范仲淹創設的范氏義莊無疑是宗族共同體建構的典范。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將全部個人積蓄都捐獻出來，在蘇州購置良田千畝，作為范氏義莊的公益基金。凡蘇州范氏族人，均可從義莊獲得救濟。

就這樣，蘇州范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體的庇護網絡之中，不但可以從中獲得物質的資助與救濟，還能在共同體中體會到人情的溫暖，養成對共同體的情感認同。不過，宗族救濟通常是封閉的，外族人無法分享，但范氏義莊還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倘若鄉親、姻親、親戚陷于貧窘，或遇饑荒不能度日，范氏諸房共同核實后，也可以用義莊糧米“量行濟助”。

其實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緣性的宗族共同體中，同時也生活在地緣性的村社共同體之內。北宋士大夫呂大鈞在陜西藍田創立的呂氏鄉約，南宋士大夫沈煥、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設立的鄉曲義莊，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緣的村社共同體。當過宰相的杜范在《跋義約規式》中也提到另一種村社共同體：“余每嘆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歸自中都，得鄉之義約。隱幾讀之，其憫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必有聞風而來取法者，則斯約之倡，其仁遍吾邦矣。余雖貧，亦愿助焉，喜而為之書。”這個“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體叫作“義約”。

有了這些共同體，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人們便不至于彼此孤立、疏離。因此，假設宋朝社會也有雙親均外出的“留守兒童”，他們亦應該可以從家鄉的宗族共同體、村社共同體中得到照顧、安頓。

而當這些民間自發形成的共同體也不足以實現救濟時，后面還有政府救濟兜底。宋朝戶令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勝致者，當界官司收付村坊安養，仍加醫療，并勘問所由，具注貫屬、患損日，移送前所。”“近親”即宗族共同體;“鄉里”即村社共同體;“村坊”則是政府設置的福利機構。南宋時，單救助孤兒的政府公益組織，便有“慈幼局”“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嬰兒局”“慈幼莊”“及幼局”等。

現在我們再將視野拉闊，從整個人口流動形態的層面來審視，還會發現古今社會的另一處大差異。“留守兒童”固然是人口流動的產物，但更確切地說，他們其實是那種無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動的產物。所謂“無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只熱衷于接納作為勞動力的外來人口。由于戶籍準入、孩子入學難、生活成本過高等因素的限制，一名外來的農民工往往很難在城市安頓他的家庭，只好將老人與孩子留在老家。

對于宋朝的流動人口來說，這些問題都不嚴重。蘇軾原籍四川眉山，但他一直在外輾轉為官，妻兒也是一路跟隨。蘇軾任杭州太守時，兒子蘇過在杭州完成學業，并在兩浙路參加科舉考試。你或許會說，這是官員的情況，一般平民呢？那我們來看另一個例子：北宋名臣馮京，父親是一名商人，他從小“從其父商，遨游四方”。商人居無定所，但馮京并未成為“留守兒童”，而是跟著父親四處漂泊，馮京也因此有“東南西北人”之稱。后來馮京考中狀元，可見他盡管小時候漂泊不定，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學讀書的。

宋代的士兵為職業軍人，通常也允許攜帶家眷、入住兵營。即使是社會底層人，舉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夢梁錄》載，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技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資”。這些流浪藝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杭州的公立、私立學校非常多，“都城內外，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余鄉校、家塾、舍觀、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弘誦之聲，往往相聞”。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戶籍一般只跟納稅掛鉤，孩子入學并不受戶籍限制。盡管慶歷五年(1045)的一條法令要求，“天下見有州縣學，自今只許本土聽習，若游學在外者皆勒歸本貫。”但這一政令很快就作廢了，官學又不分戶籍招收學生。至于書院、私塾等私立學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慮戶籍了。因此，宋代游學之風極盛。中央太學有大量旁聽生，大儒胡瑗在太學講《易經》，“常有外來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復在太學講《春秋》，“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后謝之，立戶外者甚眾”。地方官學也多有游學生，呂祖謙在嚴州主持州學，“士由遠方負笈者日眾”。書院的開放性更大，陸九淵主持象山書院時，“每開講習，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

而且，宋朝的外來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難，通常只需要住滿一年，或者在當地購置有田產，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動人口才能“擇其所樂而居之”。對宋朝城市的流動人口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戶籍之類的制度障礙，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據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層人，不管是在城市擺街邊攤，還是當傭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錢之間。我們再來看宋朝“店宅務”提供的公共租賃住房，實際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過十幾文錢(這還是京城的房租水平)。宋朝學校的學費也不貴，宋人說，當時“負擔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日挪一二錢，令厥子入學，謂之學課。亦欲獎勵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可知州縣小學的學費約為每日一二文錢。所以，只要不是赤貧之家，外來人口拖兒帶女進入城市謀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來，并讓孩子在當地入學讀書的。這就避免了“留守兒童”的產生。

今天“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