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大將是唯一不帶兵而用筆桿子在戰斗著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燦若群星的將帥行列中，幾乎每一位將帥都有著傳奇的經歷。他們或是運籌帷幄、橫刀躍馬、或是攻關奪隘、取道突圍……唯有譚政大將與眾不同。這個由小學教員參加革命的“教書先生”，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以自己獨特的戰斗風格——敏銳的政治思維和特殊的戰斗方式——運用手中的筆，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抒寫了一幕幕有聲色、威武雄壯的史詩，從而成為獨具風格的一代名將。

一、投筆從戎上井崗前委秘書試筆忙

譚政，原名譚世名，1906年6月1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鄉縣一個農民家庭。兒時，曾在本村和二都柳樹鋪讀私塾。及長，考入東山高等學堂念書。東山學堂是一座革命搖籃，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毛澤東、陳賡等都曾在這所學校里讀過書。譚政在東山學堂讀書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湖南各地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譚世名由于學習成績優異，關心社會進步，被推舉為校學生會主席。在東山學堂畢業后，譚世名改名譚政，立志參加革命，走救國救民之路。

1927年2月，譚政在妻兄陳賡的影響下，投筆從戎，到漢口參加了北伐軍。“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譚政隨陳賡逃出了漢口，參加了毛澤東等人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三灣改編時，譚政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隨后跟毛澤東上了井崗山，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1928年1月，譚政奉命到前敵委員會當秘書，從此與毛澤東共事15年有余。在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日子里，譚政除了協助毛澤東起草和整理文稿外，還特別注意學習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和復雜矛盾的豐富經驗以及駕馭和指導時局的高超技能，從而使自己在革命理論的知識準備上不斷獲得了新鮮內容，積累了實踐經驗和政治工作能力。

1929年11月，譚政受毛澤東之托，到部隊做調查。他召開各種類型的座談會，把干部、戰士反映、揭露出的問題逐條歸納整理，并加上自己的意見，以書面的形式，如實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譚政這種勤于動腦、善于動手的求真務實作風，無意識地把自己潛在的政治工作的才能顯露出來，因此，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贊賞。更重要的是：前委秘書的這次試筆，為毛澤東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草案，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

古田會議以后，譚政為落實大會精神，改進紅軍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紀律建設，傾注了滿腔的心血。在當時物質生活極端困苦，戰斗極為頻繁的情況下，譚政不僅出色完成了自己的“秘書”工作，還結合部隊實際，堅持每月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他所寫的《月終政治工作報告》、《新田夜間政治工作報告》、《高興圩以北戰斗政治工作》等情況報告，詳細論述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建軍原則和政治工作方針，為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文房四寶”難拋舍披心相付上“萬言”

井岡山戰略轉移，征途險惡，困難重重，但譚政說什么也不肯扔掉自參加革命那天起就一直帶在身邊的“文房四寶”。長征途中，擔任紅一師政委的譚政，率部在瀟水西岸完成阻擊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的艱巨任務后，及時將廣大黨員沖鋒在前、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英勇事跡，整理成文報告上級，受到了上級的好評。紅一師共產黨員和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及動人事跡，被刊登在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報》上。

長征到達陜北后，身為紅一軍團組織部長的譚政，結合新形勢、新任務，反復學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后，思想非常活躍，他既為黨內民主作風的發揚光大、國共合作新局面的到來感到高興，更為這種氣氛所感染，于是，他準備將自己考慮多時的有關紅軍在新時期政治工作的改進意見，寫成書面材料，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提出來。1936年農歷正月，迎新的爆竹、歡慶勝利的鑼鼓與攜手共舞的軍民，使陜北高原更加春意融融。面對春的“誘惑”，譚政在筆墨紙硯的陪伴下，渡過了到陜北后的第一個春節。白天，他伏案書寫上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萬言書”;晚上，他在昏暗的燈光下繼續寫考慮已久的對紅軍政治工作的“改進意見”。

譚政認為，黨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礎，不管紅軍在新的形勢下怎樣改變組織形式，必須保證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的絕對領導，一切破壞和分裂黨的組織和領導的企圖，均須受到無情打擊。同時應加強紅軍部隊的管理教育，嚴格紀律。譚政還就政治工作與軍事技術戰術的關系提出了新的見解。譚政認為;政治工作必須有高度的集中與嚴格的紀律，形成統一的意志，整齊的步調，協同一致的作風，以保證提高部隊軍事技術和戰術素養，提高戰斗力。譚政在文章的最后，治領導工作干部和政治工作機關的作風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他要求政治工作領導干部要有單獨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敢于負責解決問題的毅力;政治工作機關要真正地建立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