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條是怎樣簽的？為何說袁世凱不是賣國賊

“二十一”條已是當時的“弱國外交”所能取得的最大勝利了對于中日“二十一條”的交涉中袁世凱所扮演的角色，以往史學(xué)界似有以“賣國”一言以蔽之的定論。

然而，歷史真相是，在民國初年國力衰微，國防形同虛設(shè)，西方列強卷入一戰(zhàn)，日本乘此歷史良機對中國勢在必得的諸多不利條件下。袁世凱幾乎以一己之力將日本掠取的實際利益降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袁世凱清楚，同纏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該做了斷的時刻。

匯總各種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凱終于掌握了重要情報：“二十一條”是大隈內(nèi)閣閉門造車鼓搗出來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他馬上命曾彝進去找在華的著名日本學(xué)者有賀長雄，請教憲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時候了，還搞學(xué)術(shù)研究？

袁世凱耐心道：“如果外交決裂，大隈會不會挑起全面戰(zhàn)爭？如果會，根據(jù)日本憲法，天皇是必須依他所請呢，還是可以駁回？關(guān)鍵在此。你萬不可將此問題涉及二十一條，但以探討學(xué)問為名旁敲側(cè)擊地套話。”在袁世凱的指導(dǎo)下，曾彝進從有賀長雄口中摳出了答案：不經(jīng)御前會議，大隈沒有用兵之權(quán)，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兩成。

探明對方底牌的袁世凱命更為專業(yè)而不懂日語(可以拖延時間)的陸徵祥代替孫寶琦任外交總長，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強硬但不激怒對方的方針。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條”，作為陸徵祥談判的依據(jù)，如“中國政府允準，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出讓或租與他國”，袁將“他國”改為“外國”;如“允準日人在東蒙與華人合辦農(nóng)業(yè)及工業(yè)”，袁批：辦不到;如“中國政府向認日本在南滿及東蒙有優(yōu)越地位”，袁批：無此向認;……對于侵犯主權(quán)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凱則多次強調(diào)“必須聲明不議”。

而且，他摸準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讓陸徵祥盡量拖延，苦撐待變。

日方提出，談判要天天開展，每周五次;陸外長說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會海，每周只能談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陸徵祥就和顏悅色地跟他磨，反正這也是拖延戰(zhàn)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后達成妥協(xié)，每周三次。

然后進入磨洋工環(huán)節(jié)。

每次會談，講完洋洋灑灑的開場白后，陸徵祥即命獻茶。

他揭開茶蓋，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遠流長的茶文化來。

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盡管日置益如坐針氈，也不好貿(mào)然打斷。陸徵祥悠然自得，就差問對方要不要來手談一局。

與此同時，蔡廷干和顧維鈞游走于各大使館，痛訴日本的喪心病狂，終于驚動了美國國務(wù)院。

國務(wù)卿布萊恩急召日本駐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條”的全文副本，嚴肅道：“美國的政策是維持中國的獨立、完整和商業(yè)自由，并保持美國人的在華利益。對任何在政治、軍事或經(jīng)濟上企圖支配中國的行為，美國不會坐視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壓力，不得不對外否認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凱趁勢倒打一耙，命陸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給日本，把第四款也給否了，前三款則嚴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怒火中燒的他請求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妄圖從軍事上威脅中國。

虛虛實實的信息難辨真假，霧里看花的曾彝進一會兒收到消息說天皇將采取某一方案，一會兒浪人又說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這般，曾彝進覺得這幫人純屬騙錢，沒有任何報告的價值。在袁世凱的一再追問下，才表達了自己的顧慮。

袁不以為然道：“你何以知道沒價值？在我看來，一句謠言，都有價值。今日之事猶如打撲克牌，到了最后攤牌之時，你以無價值了之？錯了。你按我說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報告，萬勿隱匿。”

一天，浪人來報，說日置益收到東京密電，御前會議否決了用兵的動議，最終方案為：滿洲以外不提，滿洲以內(nèi)略有讓步。威脅度最高的兩條是：一、日人可以在滿洲雜居和購地;二、滿洲警察局須聘日人為顧問。這是談判底線，若中方不答應(yīng)，日本即決裂。

袁世凱馬上道：“真貨假貨，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誠如《劍橋中華民國史》后來的論斷(除了滿洲租期的延長外，“二十一條”對日本的在華地位沒有太大意義)，這一方案對中國傷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n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