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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長期處于戰時狀態卻為何經濟還能一直發展?

      2017-03-11 10:55:22  來源:360常識網   熱度:
      導語:南宋經濟的時代征是什么?用“戰時經濟”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強調過分與簡單化之嫌。有學者將其歸納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固然頗有道理

      南宋經濟的時代征是什么?用“戰時經濟”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強調過分與簡單化之嫌。有學者將其歸納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固然頗有道理,但似乎也有作些補充或略加修正之必要。戰時狀態或準戰時狀態影響著南宋社會經濟的諸多方面,下面僅略舉數例。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時期是我國海外貿易發展的鼎盛階段,南宋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在北宋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正如學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業史》一書中所說:“在宋室南渡、定都臨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賴外貿、面向海洋的發展傾向表現得更為強烈。”這里需要補充的是,這種發展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覺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則為了擺脫因軍費開支巨大而造成的財政困境,不得不發展海外貿易以拓展財源;再則因對立政權的阻隔,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難以暢通,不得不加緊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戰爭迫使南宋“頭枕東南”,戰爭逼迫南宋“面向海洋”。雖然“面向海洋”意味著從封閉走向開放,走向更加開放,其積極意義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頭枕東南,面向海洋”,而是“頭枕三河(河內、河東、河南),面向四方”,因而臨安不稱京城而稱行在,陵寢不叫陵墓而叫攢宮。然而他們空有恢復中原之想,實無北伐取勝之力。

      二是片面發展。對比北宋、南宋經濟,給人的印象是:北宋經濟的進步較為全面,而南宋經濟的發展則比較片面。南宋礦冶業低迷不前,但農業生產突飛猛進;鑄錢業勉強維持,但兵器生產規模巨大;造船業領先世界,但煤鐵生產不如北宋。原因何在?因素雖多,其中相當重要的是戰爭帶來的直接刺激和間接影響。礦冶業、鑄錢業、煤鐵生產的衰退分明是戰爭造成的惡果,兵器生產乃至造船業、制瓷業的發展也與戰爭有直接間接的關聯。如果說所謂宋代“煤鐵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農業革命”應當是主要就南宋而論。南宋農業長足進步與戰爭不無關系。沒有戰爭迫使偏好面食、會種小麥的北方民眾的不斷南遷,小麥生產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東南地區的牧羊業比從前有所發展,其原因也與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來,使得東南地區“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洪邁《夷堅志》丁志卷十七)。市場需求旺盛是推動著牧羊業的發展,但畢竟為氣候條件所局限,其發展水平不能與北方相比。

      三是大發紙幣。北宋紙幣的印行和使用大體僅局限于四川地區,南宋則出現了不少地方性的紙幣,如東南會子、湖會、淮交等。與面向海洋相同,大發紙幣并非南宋統治者自覺性較強的理性選擇,而是不得已而被動為之。宋孝宗曾說:“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十四)他惟恐紙幣發行過多,引起物價猛漲,不許濫印紙幣,以致當時紙幣貴如黃金、重于現錢。后來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現了嘉定紙幣貶值、宋季紙幣危機。然而即使對紙幣持極端保守態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紙幣。原因何在?戰爭顯然是個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戰爭以及南北政權對峙造成了有關資源的短缺,以致銅錢鑄造量減少,不得不印行紙幣。此其一。其二在于軍費開支巨大,朝廷不堪負荷,將印行紙幣作為彌補財政缺口、擺脫財政困局的手段。紹興年間朝廷在臨安創行紙幣,固然是適應并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大舉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國用”(《文獻通考》卷九)。

      四是捐稅極重。對此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趙翼。講到北宋,他已感嘆:“財取于萬民,不留其有余。”說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無藝”,索取沒有限度,并以經總制錢、添酒錢、賣糟錢、牙稅錢、頭子錢、房錢、月樁錢、板帳錢、和買折帛錢等為例,哀嘆道:“民之生于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趙翼將其原因歸結于出于戰爭需要:“南渡后,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廿二史札記》卷二五)這不無道理。宋孝宗當時就解釋道:“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確有統治者以戰爭為幌子,借以敲詐勒索百姓的因素。民眾理所當然地起而抗捐抗稅,如淳熙年間廣西發生李接事變。當時人朱熹說:“李接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云,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語類》卷一三三)然而這類事變并未星火燎原,沒有形成全國全民性的反抗行動。原因何在?依我看來,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女真貴族、蒙古貴族大敵當前。即從前常說的一名老話:“民族斗爭轉移了階級斗爭的視線。”

      五是依附關系。從前研究者往往將直接生產者的人身依附關系視為傳統社會“最內部的秘密”“隱蔽著的基礎”,或許強調過分。但這畢竟是一種重要的審視角度。上世紀60年代初,華山對宋代佃農的人身依附關系實際狀況究和發展趨勢作過考察。他認為,兩宋走著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減輕,南宋“逐漸增強”。他說:“南宋滅亡前夕,江南農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農奴化的道路。”(《再論宋代客戶的身分問題》)如今看來,此說未必準確。南宋時期佃農的地位從總體上看并不比北宋時期更低。南宋時期人身依附關系強烈的地域除邊遠落后地區(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戰爭前沿地區或戰亂頻仍地區。戰亂使得勢單力弱的孤立個人或家庭難以獨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勢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類似于魏晉時期的“塢堡”,因戰亂而形成,其內部人身依附關系強烈。這顯然是戰亂給南宋社會帶來的一個重要影響。人們都知道,唐宋變革不開始于北宋,而開始于中唐前后。從人身依附關系變化的角度看,宋元變革不開始于元代,而開始于南宋,特別是其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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