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時大太監王振長期不敢擅權只因害怕誰？

眾所周知，明朝的宦官(太監)極其猖獗，王振、曹吉祥、劉瑾、汪直、魏忠賢等人前仆后繼，擅權亂政，把大明帝國搞得烏煙瘴氣，最終悲壯地亡了國。這樣的慘痛結局，大概是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所無法想象的。

應該說，朱元璋很有危機意識，特別是對宦官專權問題非常敏感，“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首先從數量上進行了控制。他下令，不許宦官讀書識字，不許宦官兼任外臣文武銜，品級不得超過四品等。此外，他還還在宮門前掛一塊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用于提醒和警示。

措施重在執行和落實。洪武一朝，未見宦官滋事。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情況發生改觀，宦官開始掌權干政，朱元璋定下的規矩，被他拋到了九霄云外。明史稱“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什么事情一旦開了頭，往往習以為常，不加控制，到了仁宗、宣宗時，宦官已逐漸形成危機皇權和朝政一大毒瘤，王振就是在這一時期登上歷史舞臺的。

王振是河北蔚州人，自小讀書，但科考不利，名落孫山，只能在老家一帶當個教書匠。地位低，收入低，前途暗淡，窘迫的現實逼著心大志高的王振破釜沉舟，甘愿凈身入宮做了宦官。當時，明宣宗朱瞻基執政，長子朱祁鎮被立為太子。因王振頗有些文化功底，故幸運地被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為局郎”，雖然品級很低，但他因服侍和教導太子，故與朱祁鎮建立了親密的師友感情。

宣德時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逝，太子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這一年，明英宗九歲，還是個只知道玩的孩子，“振狡黠得帝歡”，接連被提升，從局到司到監，當年八月，王振被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成為“十二監”中最有權勢的太監，王振時代到來。身居高位后，王振野心萌動，通過“導帝用重典御下”等手段，開始試著弄權。此時，明英宗對王振聽極度寵信，王振也有獨攬大權的野心，但并不敢太過囂張，因為他很害怕一個女人，即太皇太后張氏。

張氏是明仁宗的皇后，明宣宗尊其為皇太后，明英宗尊其為太皇太后。張氏雖然是個“操婦道至謹”的女人，但她很關心國家大事，當皇后時就“中外政事，莫不周知”;當皇太后時，“軍國大議多稟聽裁決”，并屢屢規勸明宣宗勵精圖治、治國安民。明英宗九歲即位，尚不能處理政務，群臣奏請張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她以“毋壞祖宗法”為由表示拒絕，不想壞了規矩。

不垂簾聽政，不代表張氏不關心和掌握朝政，“時時勖帝向學，委任股肱”就是她的兩大手筆，特別是“委任股肱”一條，就很有震懾和防范力度。“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內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張氏歷經數朝，閱人無數，一眼看穿王振覬覦權力的欲望，為此曾命人持刀嚇唬過王振，平日里對他也沒少訓斥敲打。盡管明英宗對王振聽之任之，但有張氏坐鎮遙控朝廷，王振懼其威嚴，長期不敢太過造次，“以故王振雖寵于帝，終太后世不敢專大政”。

可惜，太皇太后張氏壽命短了些，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病逝。此時，內閣“三楊”死的死，老的老，輔政班子已名存實亡，“振遂跋扈不可制”，自認為天下無敵。從此，王振撕下面具，成為明朝第一個擅權亂政的奸惡太監。王振掌權后，壞事做絕，“素不禮振”的大理少卿薛瑄幾乎被整死，“遇振不跪”的御史李鐸被發配東北，“詈其家閹”的駙馬都尉石璟被關進大牢，“以匿名書暴振罪狀”的內侍張環、顧忠、錦衣衛士卒王永被磔于市。總之，凡是王振“所忤恨，輒加罪謫”，凡是瞧不起他的、得罪過他的、檢舉過他的，統統沒有好果子吃。

明英宗被王振蒙蔽，始終認為他是個好人，“帝方傾心向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敕，極褒美。振權日益積重，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同時，王振廣結黨羽，親信、族人均手握實權，為非作歹，“肆行無忌”。本來，明朝與瓦剌關系和緩，而王振卻從中作梗，“構釁瓦剌”，點燃戰火。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軍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遭遇慘敗，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發生，明英宗做了俘虜。當然，王振也沒好下場，這個囂張一時的大太監“為亂兵所殺”，被明英宗的護衛樊忠拿鐵錘砸扁了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