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刺汪背后的疑云 沒人為這次失敗的行動負責

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在戴笠手下地位不低，戴笠十萬火急地將他調來，親自帶著他到河內交代任務。其他王魯翹等人，據稱也都是從各地調來的精干人馬。戴笠叮嚀陳：“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不但要好好掌握，也應該做出表現，否則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

然而，陳恭澍自己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雖奉命監視汪某的行動，并搜集有關汪派的活動，可是這兩件事，我們一樣都沒有做到家”，“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連重慶派來與汪某洽談的人是誰都不知道”；“更令人發噱的，是重慶來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腳之處，并和他直接見面與之接談，而我們身負秘密任務奉命監視他的人，卻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這如果不是筆者道出，誰會相信！”

從隊伍組成看，這個班子完全是臨時湊合，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他們在河內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戴笠后來派來一位名叫曹師昂的人，倒是有個法籍太太，但這對夫婦約見陳恭澍，似乎只是為了帶給他兩支手槍和子彈而已！戴笠交代陳與一位“特殊人物”單線聯系，“事無巨細均可酌情與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無妨咨請辦理”。陳確實仰仗于他，被動地聽由他居間打聽和安排，在那段日子卻一直摸不清此人的底細。

從裝備看，特務們的配備，雖然一方面“由各路運來大批槍械彈藥”，似乎十分重視；但另一方面，只臨時買下一輛半舊的兩門福特小車作代步工具，偵查器械上更是“連一架望遠鏡都沒有準備”。汪精衛住所門前不便停留，所以無法近觀；又不準備望遠鏡，從而也無法遠望。正因為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汪宅，卻一直弄不清里面除了汪、陳夫婦，究竟住了什么人，住了多少人，誰主誰賓，幾男幾女，什么起居規律、進出慣例……都是兩眼一抹黑。

從工作態度看，這么機密重大的任務，從陳恭澍到小嘍羅，吊兒郎當，敷衍了事。陳自稱他在門前來去多次，對汪氏一家住的是25與27號兩側卻一無所知，導致最后大擺烏龍；陳恭澍說只放了兩次槍，后一次才三響（即王魯翹射床下之人三槍）；但何文杰、汪文惺親耳聽到的則是“噼啪連聲”，送到醫院去的曾仲鳴身上中彈無數，方君璧都挨了四槍，特務也說不清怎么回事。

尤其是有兩個人讓人疑竇叢生。一個是行動組成員的唐英杰，陳恭澍明明深知前此他被派到天津時就“不但沒有什么表現，卻鬧了不少笑話”，卻將偵查刺殺目標的方位這一攸關成敗的關鍵任務交給他，只安排他一人兩次秘密登上屋頂去查看室內。此人對陳匯報時一口咬定：“我在樓頂停留了很久”，“夜里開著燈的還是（27號）三樓的那一間，不會錯，他（汪精衛）就住在三樓。”這就最后釘死了行動組的錯誤指向。

還不僅如此。在戴笠于1939年3月19日凌晨下達了“制裁令”之后，陳恭澍要布置任務，到處找不著這個唐英杰。“中午過后，唐英杰才回來。我責備他不該不報備就私自溜出去，他卻說因為肚子痛出去買點藥就回來的，不想走了好幾家也沒有買到，所以耽擱了。這分明是瞎話，可也無可奈何。”他究竟去哪兒了？

還有一個名叫魏春風的，可算行動組的“編外成員”，也是神出鬼沒。說起來是陳恭澍他們通過那個“特殊人物”徐先生轉彎抹角認識的，但是魏在這么短時間內以其“鬼靈精”，“成為我們在河內的方向盤、地理圖般不可或缺的引導者”。難得的是，他既處處為行動組效力，又極為知趣，有求必應，“無求不問”；他那個“風致嫣然”的女友也幫忙極多，女友又有一個叔伯哥哥在警察局當密探，巧更巧在此人就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帶巡邏、守護。陳恭澍3月20日晚率部行動前往汪宅，遇到兩個越南便衣警察，進退兩難之際，魏春風像從天上掉下來，立即用錢收買了警察。陳恭澍寫道：“這件事太不可思議了，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怎么說也難以置信，但卻是千真萬確的。”

據陳恭澍說，戴笠自從元月份將他帶到河內時呆了兩天，再也沒有來過，只靠電報發令遙控。但是別的資料上提到戴笠后來不僅來過，還不只一次。陳自己在回憶錄上，也不得不舉出兩件“有憑有據”的實例，承認不敢說戴笠肯定沒有再來過河內。但問題是：戴笠既然來了河內，卻不召見負責監視汪氏、隨時準備動手的項目負責人陳恭澍，似乎全然顧不上奉最高統帥之命除掉汪精衛之事──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

陳恭澍將刺汪這么一件重要任務辦砸了鍋，奉調回重慶時，他聲稱是已經作好“調回去交付軍法審判”思想準備的。此前，對于跟蹤跟丟了對象，他都說過所受處分可能是“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處（主管軍法）以‘貽誤軍機’罪付諸審判，照我們的‘家法’，可被判處十二年、無期徒刑、死刑之罪”。刺汪失敗，他卻照樣受到軍統的信任重用。何以蔣氏、戴氏如此賞罰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