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 1970年代體育助力中國重返國際社會
2013年，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病逝，小球轉動大球再次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公允地說，中美關系在1970年代前期解凍，具有必然性。但如果不發生莊則棟向美國運動員贈送禮物的事件，破冰可能還需要等待別的契機。
1969年春中蘇兩國在烏蘇里江發生邊境武裝沖突后，毛澤東就開始考慮調整對外關系。他讓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研討國際形勢，四位元帥討論了中、美、蘇大三角的現狀，建言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舉行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1970年5月，被政變推翻的西哈努克要求毛澤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美國一度以為中美關系解凍無望。秋天，毛澤東邀請老友斯諾訪華，國慶節一同登上天安門，把照片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想放個試探氣球。但這樣表達信息過于含蓄，美方沒有會意。后中美雙方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等第三方渠道捎信，謹慎地試探高層直接接觸，直到1971年4月初日本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時，雙方尚未達成共識。
美國運動員科恩4月4日登上乘坐中國隊員的大巴純屬偶然。莊則棟回憶：科恩上車時，大家看見他背后的U SA，車上的氣氛有變化了。我當時坐在車的最后邊，我一看他上來了，沒人理他，當時我就想，要不要去理理他。毛主席1970年跟斯諾講，現在我們要寄大希望于美國人民。總理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送禮物能表達中國人民很真摯的一份情義。于是，從包里拿出一幅杭州織錦，叫上翻譯，走上前去送給科恩。剛一邁步，同車人就問，小莊你干嗎去。我說，跟美國人聊聊去。當時同志們就勸我，別去，別惹事兒，別理他。當時，我跟同車的同志們就說，他只是個運動員，又不是決定政策的人。過去以后，我就讓翻譯問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說，叫哥倫·科恩。我當時對他講，雖然美國政府對中國不友好，但是美國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為了表達對美國人民和運動員的友誼，我送你個禮物做紀念。他特別驚訝，特別高興，一下就把這個禮物收了。翻譯問他，你知道送你禮物的人是誰嗎？他說，知道，是世界冠軍莊則棟。祝我們在比賽中間打得好。五分鐘過去了，到了比賽場地。車門一打開，車上來了個美國人，手里又拿著我送給他的禮物，這就成了新聞。第二天日本報紙一登，副團長找我談話說，小莊，這事兒可鬧大了，今后你可千萬不要再跟他往來了。問題是，我不和他往來了，他知道我打哪場比賽，在那兒等著我，等我一過去，就把我抱上了，說你送我禮了，我還沒送你禮物呢，咱們再照一張。
這件事成為全球新聞焦點。4月6日，美國副領隊哈里森來到中國代表團駐地，提出比賽結束后訪華的要求。中國代表團不敢貿然答復，緊急向中央報告。
據護士吳旭君回憶：她向毛澤東談到《參考資料》里有一段關于莊則棟和科恩交往的消息，“主席聽后眼睛一亮，立刻讓我原原本本地把這條消息念了兩遍。聽完了他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4月6日，世乒賽就要結束了。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上，周總理已經批了‘擬同意’。毛主席也畫了圈，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我的直覺告訴我，主席總是有些心事。當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11點多，他突然要我給王海容打電話，聲音低沉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我一下子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主席平時曾交待過，他吃過安眠藥以后講的話不算數。現在他說的算不算數？我觀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主席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我讓你辦的事你怎么不去辦？’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么呀？’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把剛才講的話又重復了一遍。我反問他：‘主席，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主席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聽了這話，我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電話通了，我把主席的決定告訴了她。通完電話，我趕緊跑回去，只見主席仍坐在飯桌前，硬撐著身體。張玉鳳扶著他。見我進來，主席抬起頭看著我在等待。我把剛才的情況向主席作了匯報，聽完以后他點頭表示：‘好，就這樣。’”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繞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成為22年來第一個正式訪問中國的美國體育代表團。就這樣，莊則棟的“自選動作”，讓中、美兩國領導人醞釀已久的戰略性破冰加快了節奏。當年7月，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訪問期間，稱病突然消失，秘密訪問北京48小時，和周恩來直接會談，宣布第二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解凍，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也推動了中國重新與世界接軌的進程。
發生乒乓外交時，國家體委主任是王猛。王猛后因得罪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莊則棟取代。粉碎“四人幫”，莊則棟隨之下臺，陳錫聯提名王猛重回體委，再掌帥印。王猛領導體育界，在政治上也表現了新思維。
早在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過赫爾辛基舉辦的15屆奧運會，1956年，又準備參加墨爾本舉辦的16屆奧運會，臺灣代表團捷足先登，大陸方面要求奧委會驅除臺方代表，未被接受，于是拒絕參會。1958年8月19日，斷絕了與國際奧委會的關系，退出了15個單項國際體育組織，中國委員董守義也辭去了國際奧委會委員職務。只有國際乒乓球聯合會承認大陸，不承認臺灣，使得乒乓球運動在中國大陸倍受重視。后來，中國推動新興力量運動會，想在奧運會之外另起爐灶，不可持續。奧運會仍是國際體育交流的第一盛會。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臺灣同時退出。在國際舞臺上，大陸節節進攻，臺灣步步退守。許多國際組織都以臺灣退出的方式，重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重返奧運會，自然成為大勢所趨。1978年中國大陸恢復了在國際田徑和體操聯合會的席位。驅逐了臺灣代表。外交部門希望乘勝追擊，在國際奧委會一舉取代臺灣。
對這種趨勢，國際體育界卻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奧運會不但是國際上最重要的體育盛會，也是人類和平的象征，友誼的紐帶。奧運會沒有中國大陸參加，固然是極大的缺憾，但臺灣也不應當關在人類大家庭的門外。王猛在國家體委主任任上，先后出訪伊朗、土耳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突尼斯、德國、英國、法國、瑞士等國家，許多友好國家都希望以靈活方式解決問題。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于1977年9月應邀訪問北京，希望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應采用“演進”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奧林匹克憲章允許承認地區，并不一定是國家實體，因此不需要按聯合國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王猛和有關人員認真研究，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方案，突破“有蔣無我，有我無蔣”底線，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采取不驅逐臺灣代表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個方案和當時外交部的意見并不一致。但王猛據理力爭，堅持將體委和外交部的方案一同上報中央。最后，鄧小平拍板，同意國家體委的方案：在國際奧委會恢復我席位之后，臺灣體育組織以我國地方機構名義留在國際奧委會內，但不得使用原旗幟和歌曲。此后，經過中國政府、國際奧委會和臺灣方面多次溝通、博弈，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終于在1979年10月25日舉行的名古屋會議上，以62票贊成、17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了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席位，臺灣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中國臺北名義保留會籍。當時，臺灣方面提出以《國旗歌》代替原來的“國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這樣說明了同意的理由：“現在的曲調雖然是用了《國旗歌》的曲調，但當時的國旗還有共產黨的一份貢獻，滿地紅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后加的。現在的詞改成了奧林匹克內容，曲調不要太計較了。”
從此，兩岸運動員在奧運舞臺上同臺競技，演出了許許多多美好的故事。后來，臺灣陸續以變通方式，參加了亞太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2009年又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王猛的主張同樣具有破冰意義，開啟了兩岸雙贏的新思維。
體育本來不應當承擔過多的政治職能。但是，在歷史上，既有政治利用體育放大敵意的事例，也有體育工作者為化解政治敵意做出獨特貢獻的事例。時過境遷，得到世人贊美的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