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消除妓院制度始末 一夜間取締八大胡同
1949年11月21日 (己丑年十月初二)，新中國打響“消滅妓院制度戰役”。當日，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了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晚5時30分，全體代表一致通過立即封閉全市一切妓院的決議案。新任市長聶榮臻莊嚴宣布：封閉妓院，立即執行。八大胡同，這個幾百年來北京的花柳巷，被全副武裝的戰士包圍。公安干部把妓院老板們集中起來，向他們莊嚴宣布：從現在起，妓院封閉了。此后，各地紛紛效仿北京的做法，開始了消滅娼妓制度的全面戰斗。
北京市：千年毒瘤，一夜鏟凈
北京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門外的“八大胡同”，其中有著名的四大妓院老板，人稱四大惡霸。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北平市政府下發了對妓院進行管制的若干暫行規定。5月，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召集政府官員開會研究改造清理妓院問題。葉劍英指示：先把妓院情況調查清楚，然后決定如何處理。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婦聯等單位聯合對北平妓院進行調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況。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和組織部長劉仁在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陪同下，親自巡視前門八大胡同妓院區，了解到妓院中連13歲的妓女都染上了性病，更堅定了取締妓院的決心。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開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們提出了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處理妓女辦法(草案)》出臺，指出：“先集中力量處理明娼，暗娼另行處理之。對妓女采取集中統一集訓，分別處理的方針，對妓院老板和領家，采取取締政策，除命令停業外，對于罪惡昭彰、傷害人命者依法懲處，對其敲詐剝削非法致富的財產，予以沒收;對茶房、跟媽、伙計則一律遣散。”
《辦法》一經頒發，市民政局、公安局、衛生局、企業局、人民法院共同組建了處理妓女委員會。
10月15日，上述單位又共同組建了封閉妓院總指揮部。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任總指揮。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了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晚5時30分，全體代表一致通過立即封閉全市一切妓院的決議案。新任市長聶榮臻莊嚴宣布：封閉妓院，立即執行！
晚6時整，行動指揮部分別命令妓院老板和領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實施拘留。
8時整，27個行動小組的二千四百多名公安縱隊官兵和民警，分乘37輛大卡車，直奔各妓院。
到次日凌晨5時許，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閉，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領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經過審查，被暫時拘留的跟媽、茶房等大多都被釋放。
此后，全國各地紛紛效仿北京的作法，開始了消滅娼妓制度的全面戰斗。
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滅”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個月。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對全市妓院進行細致的調查工作。當時，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兩千多人，依靠妓院為生的茶房、跟媽等兩萬多人。
天津市解放后，各個妓院的老板和領家及妓女非常恐慌。市政府根據天津市的實際情況，決定采取暫不取締，嚴格管理，促其逐步滅亡的方針。同時明令規定廢除殘暴的領家制度，嚴禁虐待妓女。
按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婦聯等相關部門的配合下，對各家妓院均采取了步步緊逼，嚴格限制，迫其停業的措施。在積極鼓勵妓女脫離妓院的同時，對每一個脫離妓院的妓女都做了妥善的轉業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滅”方針的實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業，570名妓女脫離妓院，其中結婚的二百多人，回原籍的一百多人，做工學藝的五十多人，私逃的六十多人。
在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一夜之間封閉全市妓院的消息傳到天津后，天津市政府大張旗鼓地開展宣傳教育攻勢，一面命令公安機關加大對各個妓院的威逼限制，動員妓院老板轉營其他行業，一面鼓勵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脫離妓院。
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減少99家，妓女減少329人。其中有11家妓院被迫改為工廠和作坊，10家改營旅館，4家改為住戶。停業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結婚，140人回原籍，25人從事生產，16人等待安排新的職業。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開了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明確指出對妓院進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終目標是徹底消滅罪惡的娼妓制度。按照會議的要求，天津市公安局所屬分局、派出所，分別召集妓院老板領家開會，指出妓院壓榨和虐待妓女是有罪的，新中國是決不會允許妓院長期存在的，是要逐步取締的，希望他們提高覺悟，不再干這害人的勾當。多數妓院老板領家表示相信政府，及早轉業作其他經營。
在這同時，全市各種報紙電臺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揭露妓院老板領家對妓女的欺凌和剝削，宣傳廣大妓女的悲慘境遇和非人生活，闡述人民政府對妓院的政策法令，聲明人民政府堅決保護新中國婦女的地位和權利，堅決取締妓院，把受壓迫受剝削迫害的廣大妓女解放出來。
在人民政府多方面進攻下，妓院大批停業倒閉。到1950年3月底，全市妓院只剩下51家，截止到1950年底，妓女轉業、回原籍、出嫁的已達1706人。
為了加速天津市娼妓業的滅亡，從1951年開始，配合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人民政府對娼妓業展開了毀滅性的打擊。
1951年6月，各區相繼召開控訴大會，覺悟了的妓女們勇敢地登上臺，憤怒控訴反動惡霸妓院老板的罪惡。6月15日，在九區召開的一千五百余人參加的控訴大會，把妓女對妓院老板的控訴推向了高潮。妓女們字字血，聲聲淚，激起與會群眾對反動惡霸妓院老板的極大憤慨。最后，受害妓女們宣讀了她們用血和淚寫的《聯名控訴書》，強烈要求討還血債，槍斃反動惡霸妓院老板，為死去的姐妹報仇，為社會除害。
在全市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天津市公安局在獲得充分證據后，依法逮捕了一批惡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間，先后將惡貫滿盈的數十名惡霸妓院老板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同時將他們壓榨妓女所得財產全部沒收。
人民政府鎮壓了惡霸妓院老板，使還在等待觀望的妓院老板心寒膽裂，紛紛要求歇業轉業，尚未脫離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對老板的恐懼，紛紛要求政府給予安置。抓住這一時機，公安機關同民政、婦聯等部門配合，迅速幫助脫離妓院的妓女回原籍，或多方尋找門路，安置就業。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絕跡，遺患天津六百多年的娼妓制度，終于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上海：全面封閉，收容改造
舊上海曾經是世界大都市中娼妓人數最多的一個城市。日寇占領期間，允許煙賭娼公開營業，并劃定當時的老閘、新成、嵩山等區為“風化區”，明文規定娼妓可以在馬路上公開搭客，軍警不得干涉。據汪偽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統計，有妓院三千九百余家，妓女3.9萬人。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接收大員、達官貴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享、美國水兵紛紛涌入上海，又刺激了娼妓業的發展，成為舊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據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的統計，到1947年，“上海以賣笑為生者統計不下10萬人，間接賴生者且數倍之。”
上海解放以后，百廢待興，政府的主要任務是肅清殘余敵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復工業生產，對娼妓主要采取有計劃有步驟的嚴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時機成熟之后，再一舉禁絕。所以，陳毅市長指出：“妓女是生活在舊社會最底層的受苦人，新中國決不允許賣淫現象繼續存在，我們不管有多大困難，也要解放妓女。但我們剛進上海，恐怕還不能馬上解決妓女問題，只好讓她們再受幾年苦，不過，一定會解決的。”
為了嚴格管理，1949年6月，市公安局責令全市妓院登記，審核后發證。
7月，市公安局又進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暫行規則》。
公安機關據此規則經常派干警突擊檢查，發現違反規定者，立即懲處，對妓院院主的違規行為懲罰尤其嚴厲。
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上海人民政府再次加大對妓院妓女的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來越艱難。到1950年底妓院由522家縮減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縮減到559人。
1951年鎮反運動轟轟烈烈展開，人民政府應廣大人民群眾要求，逮捕一百余名妓院惡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產。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嚴格管理和限制取得顯著效果，全面封閉妓院的時機完全成熟，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發出《市委關于本市處置娼妓計劃》，宣布妓院為非法，立即全面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娼妓。為妓女治愈性病，幫助妓女轉業，保證妓女不轉為私娼。
公開的妓院封閉之后，又著力解決數量較大的暗娼問題。11月25日晚9時，全市9個公安分局統一行動，在各游樂場、馬路邊收容暗娼320名。當晚11時，公安干警分路進入對抗政府法令繼續營業的妓院，將妓院主、老鴇、龜奴全部逮捕，對妓院的財產全部封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對收容妓女的教育改造方針是：“政治思想教育和勞動生產相結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結合”。
從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開的妓女和街頭的暗娼，并使得這七千多名階級姐妹全部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徹底鏟除了舊上海的娼妓制度。
到1951年底，全國各地取締娼妓工作基本結束。各地取締娼妓的方式大同小異，北京、天津、上海是較典型的地區。
娼妓取締工作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也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矚目。上海婦女教養院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國來賓了解中國改造妓女的窗口。僅在1956年，該婦女教養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蘇聯、捷克等31個國家的101名來訪者。來訪者中，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是社會學家，有的是警務人員，有的是記者、作家。這些人中，有的是慕名前來學習改造妓女經驗的，有的是半信半疑前來了解真實情況的。他們參觀這里的工廠、醫務室、病房、宿舍，召開妓女座談會。法國一位來訪者認為，中國改造妓女的做法，不僅對法國，對整個歐洲都是有借鑒作用的。有個美國記者對“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標語頗感興趣，在他訪問了正在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對教養干部說：我感到你們真的做到了“把鬼變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