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匈戰爭數百年 漢軍借軍事優勢屢發動戰略進攻
漢匈幾百年的大戰，引起了當代軍事學術界的關注，對漢匈雙方誰是主動進攻方、誰是防守方有過許多爭論，大多認為匈奴是主動進攻方。筆者認為：從戰爭的起因看，匈奴是主動進攻方，但從戰爭的實踐過程和戰略意圖來看，漢朝是主動進攻方。判斷戰爭誰是主動進攻方，一般是根據戰場的位置和雙方戰略決戰時誰是主動進攻方。漢匈幾百年的大戰，雙方主力會戰的戰場，無論漢勝或敗，均發生在匈奴的境內，沒有一回是在漢朝境內雙方主力展開決戰。決戰前匈奴的騎兵總是抄掠漢朝邊境地區后就退走。從時間上看大都是利用秋高馬肥的季節侵襲漢邊。從不主動與漢軍主力在中原或邊境地區決戰，而漢朝從漢武帝起至漢和帝時止，征伐匈奴多達幾十次，且不分季節，多乘匈奴內亂或自然災害時發起攻擊，使匈奴最終敗于漢朝。從戰爭的全過程和雙方主力決戰的主要戰場環境和地點來看，漢朝應是主動進攻方;從戰爭方式上，匈奴大都是“盜邊”“寇邊”，而且一遇漢軍主力，即撤回本土，從不敢“占領漢地”，或奪取長城以內的漢朝地界。長城是用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堡壘，其主要功能是用于防守，可是漢匈之間的真正較量從未在長城或長城以內展開過，這說明匈奴的軍事技術不足以攻克城池，那又何敢深入漢地，占領城池！只不過是“盜寇漢邊境”而已。可是漢兵則不然，每次漢軍主力騎兵攻擊匈奴，都深入其境內至少幾百公里，有的甚至長達5000余里，總體上看，漢軍在該時期應是主動進攻方。
從軍事力量上來看，“匈奴之眾，不抵漢之一郡”，漢朝可動員的參戰士兵是匈奴的數倍;從雙方的軍事裝備和軍事技術來講，各有所長。正如晁錯所言：“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出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擾亂也;勁弩長戟，射疏與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由此可見，匈奴的軍事裝備和軍事技術不如西漢，匈奴的軍事力量和綜合國力更比不上西漢。到了東漢，匈奴的軍隊更是不堪一擊;耿夔、任尚、趙博等僅率800精騎在金微山一戰，就大破北匈奴。此役，漢軍出塞5000余里，“斬閼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富”。可見匈奴的軍隊在漢軍頻頻的戰略進攻中，軍心大亂、士氣萎靡，毫無招架之功，發動戰略進攻更無從談起。
從戰爭的目的和結果看，漢朝是主動進攻方。漢匈大戰，匈奴幾被征服又數次叛離，匈奴最強大時莫過冒頓，但冒頓對漢朝的進攻并不是想使漢朝臣服，或推翻漢朝，只是掠奪財富和人口。對匈奴來講，視戰斗習以為常，只要生存就要戰斗，要么同野獸搏斗，要么同其他游牧民族爭奪生存空間，要么搶掠中原農耕民族財富。匈奴的騎兵四處抄掠并不限于中原，對東胡的鮮卑、烏桓，西邊的月氏等26國都不斷侵擾，這些國家很多都向匈奴納貢稱臣，況且這些國家資源有限，對這些游牧民族的襲擾，遠不如對中原王朝定居的民族襲擾容易，這樣匈奴自然將抄掠的首選對象指向漢朝。秦至魏晉時期匈奴的習俗基本上未改變，軍事思想也沒有根本的變化，其戰爭觀仍然是“以利為戰”。兩漢時，只要“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只不過“時小入盜邊，無大寇”。到了東漢，“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譴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譴，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可見，匈奴有時只要為了能得到利益，不惜出賣盟友，然而當賞賜不及時或沒得到時就會實施武力搶掠。因此，匈奴的軍事思想決定了他在與漢朝的戰爭中，只能充當挑起戰爭的主動方。
與匈奴不同，漢軍對匈奴的作戰目的是要使匈奴徹底臣服，像南方少數民族那樣稱臣納貢。劉邦第一次與匈奴作戰動用32萬大軍，其規模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中原同匈奴決戰的兵力，其志在于徹底征服匈奴。漢軍征伐匈奴，多次苦于匈奴不敢應戰，使數次征戰無功而返。漢史郭吉曾羞辱匈奴單于“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徙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
在漢武帝18萬精騎的威嚇下，匈奴王庭不得不“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于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于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所以漢匈戰爭的起因是由于匈奴“寇邊”的進攻引起，戰爭的結束是由漢軍的主動討伐進攻，將匈奴徹底征服而止。
學術界還有一種觀點就是匈奴的騎兵戰斗力強，與之相戰時只有騎兵數量占優勢才能取勝，漢軍與匈奴作戰取勝的原因皆因騎兵數量多所致。這個觀點值得商榷。漢軍在漢武帝前對匈奴取守勢，并不一定是漢軍的戰斗力不如匈奴，漢高祖劉邦在白登被匈奴圍困七日，并不一定是因匈奴強大，而是由于以下幾點：
(1)劉邦輕敵冒進中了冒頓的計策，被匈奴以強示弱的表象所迷惑，孤軍深入被困于孤城;匈奴是有備而來擊漢軍于不備。
(2)從客觀自然環境上，當時的客觀環境有利于匈奴。漢軍向匈奴進攻時“會冬大寒雨雪，卒者墮指者十二三”，漢軍不如匈奴人耐寒，匈奴人的穿著是以畜、獸的皮革為主，休息時“被旃裘”。在寒冷的氣候下其身體素質自然比漢軍強，而漢軍未經交戰，士兵已有十之二三的人被凍掉手指，嚴重影響了漢軍的戰斗力。
(3)漢軍總兵力不過32萬，到達白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漢軍的作戰習慣，輜重和重武器一般在后，先頭部隊一般是輕裝疾進，所帶輜重、糧秣不多。而冒頓投入的全是精騎達40萬之眾，兩軍的局部軍事力量對比漢軍顯然不如匈奴。
(4)漢朝初期的士兵有一定的作戰經驗，但其素質并不都是很高，漢代還有一種特殊的征調，即征調被判處徒刑和有罪的人為兵，最典型的是所謂的“七科謫”。漢初，劉邦為平定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皆從軍”。由于這種“謫發”，士兵是社會的底層甚至是罪徒，必然導致士兵社會地位的降低，戰斗力自然下降;而且漢軍從未和幾乎傾國而出的匈奴騎兵正面交鋒。與以往不同，匈奴的騎兵按馬色劃分地域，隊伍嚴整。漢軍的補給不多，又被圍了七日，人心有些恐懼，士氣自然低落。
白登戰役漢軍最后賴以保全，并不是由于冒頓的“仁慈”，而是由以下幾個原因：
(1)冒頓中了漢軍的離間計。漢軍謀士陳平在白登城中為劉邦出計，厚賂單于閼氏，匈奴人重財貪利的特點很容易被利用和收買。閼氏向單于陳說利害，并對冒頓說“漢王亦有神”。本來匈奴的軍事哲學信奉神鬼崇拜，冒頓一向敬奉鬼神，自然不敢輕易進攻劉邦。
(2)從軍事技術上講匈奴兵不如漢兵。匈奴兵長于野戰短于攻城，劉邦多是步兵，利于守城，而且漢兵的先頭部隊，皆是劉邦的精銳部隊，會拼死相搏。
(3)匈奴內部步調不一致。冒頓本來與韓王信的將領王黃、趙利約好共圍劉邦，可是王黃、趙利卻沒有如期而至，且超過了七天。冒頓自然懷疑韓王信與劉邦有勾結，怕受到內外夾擊，所以退兵之心更加迫切。
(4)從客觀上，正如閼氏所言：“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匈奴本是為利而戰，并不想奪取漢朝城池，即便占領了城池，因其軍事技術在守城上不如漢軍，遲早會被漢軍奪回，堅城對步兵來說是防守的堡壘，可對游牧民族的騎兵來說，如守堅城等于喪失了自己的優勢，會受到合圍，以至被善于攻堅的漢軍消滅掉。
(5)冒頓對正規的步兵作戰缺乏必勝的把握。按理冒頓的騎兵大大超過劉邦的先頭部隊，可為什么冒頓不利用野戰來向劉邦進攻？為什么圍劉邦于平城七日而不攻呢？主要是冒頓從來沒有和訓練有素的精銳軍隊正面交鋒過，過去匈奴頭曼單于被蒙恬所率的強秦軍隊逐出朔方，對匈奴人不能不是一個震懾。劉邦雖遭冒頓的優勢騎兵包圍，但是并沒有驚慌失措，反而迅速據城而守，等待時機，冒頓原想等韓王信軍攻城，匈奴兵做后繼，韓王信軍不至，匈奴軍少了盟友，其攻城之心自滅。
白登(平城)戰役后，漢朝輸掉的是勇氣和士氣，匈奴軍則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和親”、經濟上的“歲奉”。此戰之后，匈奴看到了漢朝政權的軟弱和軍事上的弱點，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騎射”之長。的確，在野戰中、在寬廣的草原上，步兵是無法將大規模的騎兵集團圍殲的。但是匈奴的騎兵也無法將強大的漢朝軍隊消滅掉。匈奴與漢朝的和親，實際上是雙方軍事力量基本平衡、政治上相互妥協的產物。
漢武帝后，漢軍騎兵雖發展很快，但并不是每次與匈奴作戰，漢軍都是依仗優勢騎兵取得勝利的。事實上，漢軍許多次取勝都是在兵力比匈奴少的情況下取得的。如驃騎將軍霍去病，御史大夫商丘成、耿夔等都以少擊眾取得勝利。
當然漢軍與匈奴的作戰中也有幾次重大的失利。漢軍失利的原因從漢軍內部而言，主要是兵力分散、內部不協調、有些將領無能、對地形不熟悉和漢軍的馬匹不如匈奴，致使漢軍騎兵機動性差。從漢軍主觀方面講，漢軍每次的失敗，內部不團結、不協調是其主要原因。李廣利本來就不是帥才，對大漠地理環境又不熟悉，在攻大宛時，其治軍無法度已嚴重暴露出來。李廣利攻大宛回軍后，“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漢武帝由于寵愛李夫人，卻“不錄其 過”。這樣的將領如何能統領大軍深入大漠破匈奴。李廣利在燕然山與匈奴作戰的重大失利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漢軍內部自相殘殺;先是李廣利貪功冒進，引起長史和其他將領的猜忌，準備將其逮捕;后是李廣利知道他們的密謀后，立刻“斬長史”。漢軍的內訌使軍隊的士氣低落，戰斗力受到了嚴重的削弱。蘇建、李廣、李陵的失敗主要原因，也是漢軍內部協調不力(如李陵征匈奴時，本應得到路博德的協同，可是路博德卻“羞為陵后”，使李陵孤軍作戰，兵敗被俘)，缺乏有效及時的聯絡，以致被數倍于己的匈奴騎兵包圍而失敗。但三人都盡力而戰，殺匈奴之眾均超過自己損失的部隊，這對漢軍來說雖敗猶勝。假使三人在與匈奴激戰中能得到漢軍主力騎兵的接應，取得勝利是毫無問題的。
漢軍失利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匈奴的戰斗力有了增強，而且戰場環境有利于匈奴。匈奴經過衛青、霍去病的打擊，其軍事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在戰爭指導思想上以防守為主，實行戰略大轉移，空出漠南，遷置北海，不再盜寇漢境。在軍事技術上開始“習騎射”，等待時機卷土重來。李廣利、李陵與之戰斗的匈奴軍，正是這批經過“習騎射”，休整后的精騎，這些精騎對付李廣利以“囚徒捍寇盜”、“惡少年”為主的未經嚴格訓練的士兵自然要勝過一籌。漢軍的幾次戰敗與漢軍當時所處的不利戰場環境有直接關系，同時在軍事技術的發揮上，也不如匈奴全面、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