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高昌國 唐朝對于爭奪西域控制權的重要舉措

剛剛被各國奉為“天可汗”的李世民碰了個軟釘子，自然是十分不滿。

沒多久，高昌又讓他頭疼了。這回是麴文泰伙同西突厥洗劫了焉耆王國的三座城，并把城中居民盡數擄掠回國。焉耆和伊吾一樣，知道自己實力不濟，只能在背后咬牙切齒，外帶著向唐老大哭訴。

出了這種事情不能再不作表示了，否則大伙都會覺得跟著唐老大沒出路。于是，虞部郎中(工部山林管理司司長)李道裕奉命前往西域，斥責高昌行為不端，并調和焉耆與高昌的關系。

此時的高昌還不敢公然撕破臉皮，所以對于李道裕的態度還是不錯的。然而你說你的，他們卻仗著自己遠在沙漠，天高皇帝遠，繼續干著陽奉陰違的事情。

不過天雖然高，皇帝卻并不遠。先后擊敗了東突厥和吐谷渾的大唐，開始把主意力集中到了西域這塊土地上。

此時的西域，高昌算是猴子中的大王，真正的老虎是西突厥。

李世民認為，自己才應該是老虎，而且一山不容二虎。西域的主人，只能是大唐！

但是西突厥實力頗為強大，不容易一舉拿下。而且西域其他國家的臣服，也還需要進一步鞏固。

好吧，既然一口吃不成個胖子，那就實施蠶食計劃，步步為營，穩扎穩打。

高昌，由于它在近階段的糟糕表現以及地理位置的關系(靠東，比較接近唐朝疆域)，被光榮地選中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

高昌那里，麴文泰卻并沒有很強的危機意識，考慮到自己與唐朝之間有大漠的天然屏障，加上本國已與西突厥簽訂盟約，發生緊急情況要互相支援，他理所當然地穩如泰山。

對于一輩子爭強好勝的李世民而言，收服高昌是已經排上日程表的事。剩下的問題只是HOW和WHY。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高昌使者來唐朝拜。借著這個機會，李世民在朝堂上痛斥了高昌的不良行徑，主要包括：

1. 高昌這幾年來朝貢一直時有時無，不守藩邦之禮，沒有做臣子的樣子;

2. 高昌國內所設置的機構和官職名稱，和大唐完全一樣。作為一個俯首稱臣之國，麴文泰此舉簡直是目無領導，豈有此理！

？3. 麴文泰曾公然對朕派去的使者宣稱，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不是非要依附于他人。高昌世代接受中原冊封，現在口出此言居心何在？！

4. 不光自己不遵守臣子的規矩，還煽動薛延陀，說什么既然你是可汗，就應當和唐朝皇帝平起平坐，不該再向唐朝磕頭。自己當惡人，還要拉別人下水！

5. 有了這些逆行，還要高筑城墻，廣挖戰壕，進行戰爭準備，進行實打實的叛逆。

最后，李世民下了結論：如果不懲罰這樣的惡人，朕作為天可汗如何能夠服眾？怎么能夠勸說別人一心向善？高昌使者你給朕聽好了：明年，朕就發兵攻打你們。小心了！

這些話，除了斥責高昌使者，敲山震虎外，還是說給群臣聽的——瞧，高昌如此大逆不道，公然挑戰我大唐的權威，現在罪行確鑿，大家認為該不該教訓一頓？

于是，WHY的問題基本解決了，朝廷內部對討伐高昌的阻力減小了。此外，李世民還收到了特別的驚喜：北方的薛延陀汗國得知天可汗雷霆之怒，懷著為洗刷自己、表明心跡和同時希望能發一小筆戰爭財的心態，派使者送上奏章，請求以自己為向導，和唐軍一起攻打高昌。

這真是想睡覺就有人送上枕頭。李世民對此十分嘉許，隨即派民部尚書唐儉和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沒錯，就是那位前東突厥大忽悠)出使薛延陀，討論共同出兵之事。

戰爭的陰云，開始在高昌上空聚集。可嘆的是，麴文泰沒有能夠及時意識到這一點。在他眼里看來，高昌的天，一直都是晴朗的。

雖然戰爭機器已經開動，但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戰爭藝術的最高境界。身經百戰的李世民，自然也十分想做到這一步。所以在正式出兵之前，唐朝使者再次前往高昌，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使得麴文泰能夠來長安朝見。

麴文泰拒絕了唐使提出的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健康狀況出現了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麴文泰本該意識到唐政府已經打算動手了。他應該去估量一下自己能否承受戰爭帶來的后果，以及如果不能承受的話，自己該怎么做。

唐朝方面的目的，是控制住高昌，使之成為自己在西域前進的橋頭堡。倘若真的動武，長安方面不可能只針對高昌，勢必要把背后的西突厥一并考慮在內，這樣的話討伐軍的數量應該會相當可觀。那么戰事一起，無論最后誰勝誰敗，損失最大的都是作為戰場的高昌。

唐政府希望麴文泰來朝見，這事對麴文泰而言無非兩個結果，一是被當做發泄的對象殺掉，二是被扣做人質度日如年。這兩個結果他都不想要，所以他始終不肯前往長安。

實際上我倒是給麴文泰想出了個主意。

麴文泰大可以在國內指定好接班人，安排如果自己一旦失去自由就立即由新王登基，再啟程出發。這樣，如果唐政府的目的是殺人泄憤，那對于高昌只是損失了一個普通人，即使說得嚴重點，也就是一個前領導人，但是國內政權會繼續照常運轉，沒有大影響。而唐朝則會在各小國和部落間名聲掃地：人家都已經按要求來了，也認錯了(姑且不論是真心還是假意)，你還要殺人，實在讓人心寒，也毫無領袖各國的氣度。這種情況對于一向自詡為天下之主、忠孝治天下的唐來說，無疑是一筆貼上老本的買賣。

如果是打算像當年秦國扣留楚懷王訛詐楚國那樣，把麴文泰扣留為人質，作為和高昌乃至西突厥談判的籌碼。那么和前一種情況一樣，麴文泰此時已不再是高昌王，價值會大幅縮水，除了感情方面的因素外，很難在大的問題上產生足夠的影響。唐政府同樣難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再去為難麴文泰的意義不大。

這個主意雖說不上有多高明，但在歷史上這種例子也并不少見。戰國時期就有兩個：楚懷王去會見秦昭襄王、趙惠文王去會見秦昭襄王都是先安排好后事再出發，秦國都沒有占到多大便宜。

可是無論是麴文泰還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將，都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很天真的認為，唐朝不會忽視路途的艱辛，不會忽視西突厥的武裝干涉，這戰爭，是斷然打不起來的。所以，唐朝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忽悠，那么我們不聽忽悠，自己玩自己的，就可以繼續好好地過小日子了。

得知了高昌的反應后，唐太宗李世民眉頭緊鎖：嗯，看來又要用解決政治問題的最高級手段——戰爭了。

雖然此前薛延陀主動請纓，要求自為前部攻擊高昌，但是此次出擊意在整個西域，要考慮日后的政治利益。邀請外援固然可以省些力氣，但戰果卻是要大家分享的，以后利益沖突在所難免。所以李世民謝絕了薛延陀的提議，決定單獨進軍。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行軍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徹為副總管，率領數萬大軍遠征高昌。

即使在得知唐朝出兵的確鑿消息之后，麴文泰仍然感覺高枕無憂。他哈哈大笑著告訴治下的百姓們：“長安離我國七千余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二千里，那里地上沒有水也沒有草，冷起來風如刀割，熱起來風能火燒，大軍如何通得過？何況上次我去長安，親眼見到關中和隴右一帶荒涼蕭條，壓根比不上當年隋朝全盛時的繁榮。現在他們不管自己窮困潦倒，來對我們發動攻擊，嘿嘿，如果來的多，則糧食運輸不及;如果來的少，不到三萬人，那么我們就能對付得了。中國的兵法所說的以逸待勞，正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只要我們堅守不出，他們攻城不下，只能干瞪眼。而能夠攜帶的糧食最多也不過二十天的份量，只能撤兵。到時我們出兵攻擊，一定大獲全勝！大家不必擔憂！”

好一篇領導講話！好一份作戰藍圖！

可惜，整個藍圖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

當年玄奘從長安到高昌，也是走的同樣的路線。一個單人匹馬的和尚都走得的路線，為何唐朝大軍走不得？

唐朝窮困潦倒，還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景象。麴文泰同志明顯缺乏與時俱進的思維，總是用老眼光、老辦法來對待新問題。稍微想想也知道，一個內交外困的政權，如何能一舉消滅東突厥？

至于唐軍的戰斗力和本國防守的能力，麴文泰也實在是過于輕視敵人，重視自己了。

實際的情況是，唐軍很快順利通過了那些不毛之地，到達沙漠邊緣。而聽到這個消息的麴文泰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也就是說？他被活活嚇得病死了。

麴文泰解脫了，剩下的人發現被國王的話忽悠了，自然慌作一團。不過最要緊的事情還得先做好：麴文泰之子麴智盛繼位為王。

這時的唐朝遠征軍抵達柳谷(新疆哈密市東)，得知麴文泰已死，麹智盛繼位的消息。不少將領都認為現在高昌國王新立，人心不穩，正是發動奇襲的好時機。突擊首都高昌城，定能一舉拿下，事半功倍。

當年出擊吐谷渾時的部門領導人侯君集此時已是大軍的最高指揮官，他所要考慮的問題已不再局限于純軍事的范圍，還有更多的方面。

此次出擊的兵力數以萬計，不能算少，對付高？根本用不了這許多人，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意味。但是消滅高昌不是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西域站穩腳跟，不斷打開局面。那么光是攻城略地是遠遠不夠的，人心向背才更為重要。現在，朝廷方面宣稱是高昌國無禮在先，我們這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出兵。麴文泰雖然死了，但他祖輩在高昌為王，在民間頗有聲望。如果死人還沒下葬就在他的靈前大動干戈，倒顯得我們理虧，不是吊民伐罪的王師之道，也無法獲取當地人的信任和支持。

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唐軍沒有發動突襲，而是一邊宣傳麴文泰的罪狀，一邊光明正大地擂動戰鼓，高舉旗幟，軍容嚴整？繼續向西挺進。

很快，唐軍到達了高昌城的重要屏障——田城城下。

在吐谷渾之役大放異彩的少數民族將軍契苾何力是此次遠征軍的先鋒。他首先派人勸告田城守軍不要作無謂抵抗，該及早出門投降。

可是他得到的是毫無余地的拒絕。

第二天一早，唐軍向田城發動攻擊。當天中午，攻克。俘獲七千余人。

當晚，唐軍繼續向高昌城進發。城中雖然大部分人比較悲觀，但還是有人記住了麴文泰當時說的“以逸待勞”之計，于是派修整多日的軍隊開城出擊，試圖打遠道而來的唐軍一個措手不及。

這次出擊的結果是“逸”不勝“勞”，高昌軍隊大敗而回，逃入城中。

麴文泰當年還說過，唐軍遠來，糧食最多只夠吃二十天，我等閉門不出，他們糧食耗盡自然要退兵。于是大家打算死守。

麹智盛還希望通過發動感情攻勢來扭轉局面，他寫了一封信給侯君集，信中說：“得罪天子的是我老爸，不是區區在下。現在我老爸因為不聽天子的話，遭到上天懲罰，已經去閻羅王那報道了。可我剛剛即位，沒做過什么錯事，應該沒有什么罪過。還請將軍能夠體諒在下的痛苦，可憐我這個無依無靠的年輕人，饒了我吧！”

侯君集看到這封信，不由得微微一笑，隨即提筆寫下回信。內容很簡單：“如果你真心后悔，想改過自新，就應該綁住自己的雙手，到我的軍營大門來報到。”

這種條件，麹智盛自然不會答應。高昌城中認為，他們還有最后的希望——西突厥的援兵。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西突厥倒確實派了一位親王進駐高昌北面的可汗浮圖城(新疆吉木薩爾縣)，作為聲援。但這也只是西突厥外強中干，虛張聲勢而已。

當唐軍抵達高昌城下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欲谷大為恐懼(自東突厥逃亡而來的他還牢牢記得當年唐軍的兵鋒之利)，顧不上按照盟約前來救援高昌，而是向西逃走千里之遙。這下，那位親王可慌了手腳。于是他選擇了主動獻出城池，投降唐軍。

如果說唐軍隨身攜帶的確實只有二十天的糧食，那么，這也已經非常充足了。

高昌城城墻上，高昌人驚恐地看著如同潮水般涌來的唐軍。幾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城外的護城壕溝就被填平，各種攻城器械輪番沖擊，拋石機把石塊像雨點一樣向這座被包圍著的孤城傾瀉，很難找到安全的躲避之所。

就在城中人狼狽不堪地躲避石塊的時候，他們還清楚地聽到了城外那些十丈高的巢車中，唐軍的“彈著點觀測員”們高聲的通報：“擊中x人！”，“往左些，發射的石頭要大點！”，“他們躲起來了，往前面還有目標！”

觀測員們的語氣中，包含著興奮、輕松和不屑。聽得唐軍將士開懷大笑，聽得所有高昌人垂頭喪氣。

在得知西突厥已經指望不上后，走投無路的麹智盛終于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八日開城投降。立國一百八十一年的高昌王國就此滅亡。

占領了首都的侯君集繼續派遣軍隊去接管各地的政權，共接收22座城，8046戶，3萬余人口。

看到這個數據，我真是有些難以想象，麴文泰全國不過數萬人口，怎么口氣就這么大，敢于和能夠動員數十萬部隊的唐朝抗衡？有些人，真是很難理解。

捷報傳來，朝廷上下喜笑顏開，身為皇帝的李世民最為積極，打算把高昌的土地設州立縣，并入中央直管的版圖。

這時，因身體不佳而被改封為“特進”(文官正二品，非領導職務)的魏征又提出了不同意見。

魏征認為，麴文泰罪有應得，已經死了，但這種懲罰不該再延續到他的兒子身上。應該保留高昌國，令他們死心塌地地效忠唐朝，安撫百姓。這樣，四方蠻夷自然都心悅誠服，大唐威名恩義遠播他方。如果貪戀土地，建立地方政府，則勢必要派兵駐守，才能保證控制權。而這些士兵又不能從本地征召，只能由就近的隴西(今甘肅)一帶提供兵源。這樣，軍隊從隴西前往駐扎地路途艱險，還可能遇到敵對者的襲擊，一來一往就要損失十之三四。這樣多年以后，隴西將因此耗盡人力？物力資源，陷入窮苦。可是我們卻不能指望從高昌一帶得到絲毫的物質支援，白白消耗自己。這種做法就是把有用之物消耗在無益之事上，可行性不高。

魏征的話有一定道理，屬于穩定性高、低風險的政策，對于鞏固已有的成果，發展本土的核心區域很有幫助。

然而，對于一個正處于上升通道，擴張勢頭異常迅猛的政權而言，魏征的意見難免有些過于保守。誠然現在優待并扶植麹智盛，可以建立起一個親唐朝的政權，但是并不能使高昌人就此淡忘亡國之恨。如果高昌持續發展下去，終有一日會趁中原政權衰落之際脫離控制，投靠他人或是自主獨立？到那時，中原只能眼睜睜看著高昌為所欲為，卻無能為力。

更何況，中國隨著歷史的發展，疆土是在不斷擴大。西周時中央只能控制從黃河到江淮一帶的土地，秦始皇掃平六合之后翻越五嶺，把嶺南的兩廣和安南納入版圖;漢武帝征服西南蠻，控制了四川南部和云貴一帶，又通西域，開絲綢之路，把新疆置于中原的保護之下。

上面所說的每一次擴張，魏征先生的話都可以作為反對的依據。但如果真的按這個意見來辦，那么今天的中國，還是只有從黃河到長江，從泰山到秦嶺這么大的土地。

不是說魏征的話沒有道理，而是要看國家處于一種？么樣的狀況。倘若國內有一大攤子事務忙不過來，此乃守成之上策;但如果國內足夠繁榮，那么雖然隴西的消耗不能指望西域補充，卻可以從富庶的江南等地取得足夠的物資來用于西北。

在這件事情上，李世民堅持了自己的觀點。

當年九月，高昌故土改名為西州，可汗浮圖城改名為庭州，以下各有屬縣。后來，為了在西域打下堅實的基礎，唐政府進一步在交河(吐魯番)設立安西都護府，作為政治中心和軍事基地，也成為唐朝向西擴張的前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