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對中國的落后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明太祖所制定制度，不會是孤立的根據自己性格所定，一定時有所因革取舍的。陳寅恪先生大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通過正史資料，論述認為，隋制遠承漢晉，近承北齊， 并在滅陳后，對陳朝制度，有所借鑒。隋朝與北朝以來政治發展之大成的北齊，（而隋之遠承漢晉，也是通過北齊來承襲的）相隔不過3年，隋朝官員多有通曉北齊制度的，而滅陳更是隋朝建立9年之后的事情了。陳朝繼承南朝以來發展的制度的合理部分，隋文帝更能直接借鑒。但明太祖建國時候是什么情況呢？明太祖所開創的明朝，不是取代的宋朝，更不是唐朝，而是一代天驕所開創的元朝。

元朝對其下700年的中國，留下了深刻的痕跡，根據《金史》，當金國全盛之時，中國北方戶口約700余萬，4500余萬口，元朝取代金朝后，于1235年統計北方戶口，得戶不足百萬，口不足500萬。根據〈宋史.地理志〉以一戶五口推算，四川人口當南宋全盛，約有2000萬，而戰后據元朝統計四川人口約50萬，雖然政府統計戶口數量一般少于實際人口，但是從以上簡單的對比不難看到，元代征服以上地區時，包括四川在內的北方（即蒙古所謂漢人地區）損失了大部分人口是可以肯定的。滅南宋時，雖然蒙古已經進入了漢化后的元朝階段，但南宋戶口依然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元朝自滅金約80年未開科舉，偶而開科幾次，也錄取甚少，而且還分四榜錄取，漢人南人很難獲得官位。所以在元朝，讀書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號稱“九儒十丐”。這就是臭老九的由來。而元朝制度，雖然有些勵精圖治的統治者用了些漢法，但是蒙古貴族勢力極大，忽必烈因為行漢制，被西北諸王公仇視，多次開戰。終元一代，沒有出現北魏，遼，金那樣強烈的漢化傾向。而蒙元舊俗卻深刻的改變了此下中國。

蒙古立國滅金時，還處于奴隸制度初創時期，他進入中國以來，施行的制度，相對于他本來的制度無疑是相當大的進步，但對漢地卻是倒退千年的毀滅性災難。漢人南人由平民變為奴隸的事情，史不絕書。行省制度乃是皇帝對地方官不放心，把中書省分一部分到地方，建立路以上的行中書省，宋代文官有中書門下省總理，武將有樞密院總理，財政有三司使掌握，而元朝統一交給中書省處理政務。所以元朝宰相能有廢立皇帝的力量。而這一制度為明所沿襲，成為胡惟庸擅權的制度性條件。而蒙古一代沒有完善的財政制度，宋代三司使統一的財政權消失了，而代之以西域特色的包稅制。

明太祖起兵南方，以一個某些人眼中無賴子而北伐成功，趙翼、孟森稱之為“自古得國之正，莫若漢高明祖”。民主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臨時政府后首先也是拜祭明孝陵。這正是對明太祖功業的肯定。

但明太祖制定制度的時候，卻沒有隋朝那樣有北齊南陳的較好的制度基礎來繼承，因為此時距離南宋中央政權滅亡已經92年，距離北方淪于金國已經240余年，距離北方人口銳減的時代也已近150年了。元朝雖然尊奉儒家，給予儒家朱子極高地位，但明顯只是一個姿態，而并沒有貫徹到實際政治中去。有元一代，制度不立，已成定論。在這樣的條件下，明太祖欲恢復漢唐制度，而實際政治中卻無處可以因襲，無疑難度相當大。

王莽時代儒學昌盛，王莽欲以古代良制來變革漢法。其恢復井田等措施，不可說是王莽完全為了禍害百姓的。因為他所作為，完全是按照《周禮》等古代制度變革的。但王莽失敗的很慘。《周禮》雖不是周公所做，卻是漢初儒家理想制度的結晶。可見單純依靠理想而不考慮現實情況制定制度，并不能達到理想的時代，反而會適得其反。

明初中國社會經濟情況，比之宋末，完全不同了，北方雖然在金朝統治下百多年，女真初期雖然極為野蠻，但漢化的速度極快，金世宗，章宗時期反而有小堯舜的稱譽。但蒙古滅金時，甚至以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經過耶律楚材的勸諫，蒙古統治者才沒有殺絕北方漢人，改派耶律楚才去治理漢地。但是窩闊臺死后，耶律楚材就被當權者排擠，而重把對漢地的稅收交給中亞和西域來的色目人承包。所以直到元朝滅亡，一百五十年了，北方也沒有恢復到金朝的水平過，元朝人口最多時候北方有大約1000多萬。當然這比金元鼎革后的慘狀已經有相當恢復。但北方經濟水平最多不過相當漢初而已。

朱元璋沒有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在明初南北相差巨大的情況下，朱元璋只好以全國最落后地區的情況來制定制度，在元朝基礎上因革損益，并雜采漢唐宋可取之法。所以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稱：明朝開創的經濟制度充滿了短線補給，而無中央統一財政。這實際上是元朝用色目人行包稅制后，明初不用包稅而無新良法替代的后遺癥。（儒家歷來羞談財稅的，桑弘揚、楊炎、王安石都不獲得儒家的贊賞。）而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改革的時候，根據江南制定的一條鞭法，在北方推行還是遇到了相當的阻力。萬歷年間北方經濟比明初有了長足的發展尚且如此，何況明初。忽略了這一經濟基礎，無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根據展濤《中國古代經濟史》推算，明朝賦稅（張局正改革前），無論平均還是總量，都與唐宋相差甚遠。這除了明初凋敝外，也體現了明朝政府實行儒家仁政，藏富于民的思想。但明代政府財政制度的落后，導致很多應該政府施政的項目，也廢止了。顧炎武《日知錄》中，記錄了其西北之行，他每見一地有雄壯城池和堅實道路，詢問當地故老，多是唐朝所建。而這個與其所明朝政府的腐敗，不如說是明朝藏富于民的措施推行的太極端化，地方政府無財力興建這些設施。

經濟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不過明代這一收縮性的財政，而給予了官吏遠低于以往歷代士人的俸祿。海瑞給老母祝壽，買了塊肉，而成了當時官吏中的新聞。可見奉公守法的官吏，僅依靠法定俸祿，日子是相當清苦的。高薪雖然未必養廉，但如明朝那樣低的俸祿，而要求人人象海瑞那樣清廉，確實是不太可能的。正如〈管子〉中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忽略了官吏的奉公守法時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而單單去要求士人去弘揚大丈夫精神，才真是緣木求魚了。

但朱元璋建國后，依然盡力復興華夏傳統。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創立時候，復我漢唐衣冠，重開科舉，尊師興學，重視農桑，也是一時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輕輕罪，也為法制史所稱道，一掃元代法制混亂的弊端。

朱元璋開科取士的時候，士人夢想中的科舉盛世兩宋已經過去近百年了。重開科舉對于士人的意義，絕對不低于恢復高考。而明代科舉制度的制定則更是斟酌損益后而為了。

當時南北學問相差很大，北方因為金亡時損耗太大，經濟，學術已經調令殆盡。而朱元璋雖然起家南方，卻要作天下的天子，而不是淮西的天子或者江南、浙東的天子。這是朱元璋最值得欽佩的地方。（明初開科取士，因為北方學術確實與南方有差距，而有所謂南北榜案。朱元璋對主管科舉只取南方的主考官殺掉，而重新開考，只取北方士子。但南北學術差距確實存在，于是明朝就有了南榜北榜，來保證北方能有相當的士人進入政府，從而使政府具有代表性）。這跟清朝的旗人本位政策，是何等的天淵之別。

曾經讀到過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里面以翔實的資料給我們展示了明代的另一面——輿論傳播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我們的預期。

但是明儒空疏之病確實甚深。這恐怕不是“ 四書五經”對士人束縛的作用。而是士子對朱熹學說的反感，而有明代學術的代表----陽明學派的出現。王陽明本人是一代大儒，其學說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本是驚天大事。但是這種極端唯心主義思想，在大儒那里會成為治世良法，但在一般末流那里，卻無法得到其精髓。因為王陽明的致良知的途徑是內求于心，心外無物。于是王學末流遂以王學為旗牌，過起了酒肉和尚的生活。既然心外無物，王學末流也就全不讀書，只是參禪一般去“致良知”。于是明儒空疏遂養成大患。

但是四書五經八股取士作為一項取士制度，到明末已經300多年，確實已經到了弊端叢生的時候，是應該改革了。明朝的四書五經八股取士已經走到了頭，而他后面的朝代卻不加改革，這個罪名卻無法加到明太祖頭上。否則，這樣推演下去，我們會得出宋太祖是中國文弱的根源，因為是他推崇士人的。我們也會得出墨子、《易經》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根源。因為他們對事物的分析只有歸納法，而沒有西方的演繹法。如果這樣找到根源的話，怎么去對癥下藥？難道不再推崇士人讓士人接著去當臭老九才能喚回中國人尚武的精神？或者將易經打入十八層地獄，才能使中國科技趕上來？這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有個說法叫清承明制，那么是否清朝是明朝完全的翻版呢？

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一代雄文，本人無意模仿其規模，但在此借用其關隴貴族升降解析唐代史事一法，來看看清代的制度如何。看看明清是否一致。

清代各部官員為滿漢尚書各一，侍郎各二，大學士也是滿漢各半，外省督撫者大都是滿蒙貴族，而漢人地方官的勢力，要到太平天國運動時，清朝中央沒有力量鎮壓后，才重新升起。所以清代政治雖然有漢人參與其中，實際權利仍大多由旗人包攬。但是滿蒙貴族特別是后期的八旗子弟與關隴貴族的素質和開闊力完全不能相比。而且唐代政壇也并非關隴貴族一家獨占，無論高祖太宗，還是武后玄宗時期，政權都是更具有全國性的，而且出任三省六部官員的政治家，多是全國公開選拔出來的干練之輩，并不專寵一家。

那滿蒙貴族呢？其清朝入關時候，不過剛剛建立皇權制度十幾年，其文明進展至多相當于中國周秦之時，邸永君《清代滿蒙翰林群體研究》一書，對滿蒙士人多有論述。其中指出，滿蒙士人雖然登科舉，但其身份與其旗主仍然是奴仆關系，清朝有一日為主，終身為主的說法。這樣的士子已經是滿蒙貴族中最先進階層了。以出身主奴思想嚴重的滿蒙翰林為主體的滿蒙官僚，能有什么士大夫精神呢？哪里允許這些漢族士人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呢，這是皇帝和滿蒙貴族的事情。八旗旗主王爺及其后裔的享樂意識和“國家主人翁”的思想，則又根深蒂固。八旗子弟一詞，含義眾所周知。如此群體，而為清朝極盛時期掌握實權的官僚主體，雖然號稱康乾盛世，也不過是一個生產力見量不見質的虛妄盛世罷了。沒有思想文化、科技相應的支持，這種盛世又怎么能持久呢？道光以后就是沒有外敵入侵，清的滅亡也不遠了。

漢人對政策的確定基本沒什么權利，文人學士在清朝的地位，不過如優伶一般，點綴太平而已，要知道康梁變法的大罪，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可見漢族士人的實際地位。

而明清皆有文字獄，這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嚴重罪行，我沒有對他們五十步比百步的想法。但是明清文字獄，卻有根本上的不同。

明代文字獄主要集中在洪武年間和永樂之后幾年。而且除了方孝孺之慘烈外，其他文字獄規模并不大。持續時間也不算太久。對明朝整體實力影響不是很大。而清朝文字獄則是對中國文化傷筋動骨的摧殘了。明史案，南山集案，呂留良案，加上清初的科場案，哭廟案，奏銷案，前后持續了約一個半世紀。受刑文人遍及全國精英，若論明清皆有文字獄而視之如一，那可就是忽略了質變與量變的根本差別了。一個人判十年徒刑，出來仍能自立，生活，若判個五十年一百年，可就要絕后了。如果十年動亂不是七十年代中期及時結束，隨后及時恢復高考，再運動個幾十年的話，老一輩學者相繼謝世后，中國傳統學術可就要真絕了。

清以前，晚明的思想運動，王學左派、顧炎武、黃宗羲對明朝皇權提出的嚴厲的批評，并且有許多政策、學術上的建議和探索。在清朝士人眼中，這些人都成了無父無君之人。所以清朝這一個半世紀文字獄的殺戮，徹底扭轉了晚明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而重新回到了極端皇權的時代。楊珍的《清朝皇位繼承制度》對清朝皇權的集中，有相當精彩的闡述，明朝雖然朱元璋廢相，而一度集大權于一身，皇權達到頂峰，其后皇權卻是不斷削弱的過程，內閣逐漸有相權之實。而清朝則從建國到乾隆，一直在不斷的強化皇權，直到在外國勢力的打擊下喪失部分主權后，皇權才逐漸削弱，而這個削弱也首先是因為主權的喪失。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絕對不是一句“清承明制不詳說”所能解釋的。清朝末年的思想解放與反思，是在外國思潮的影響下興起的，與明朝完全自發的思想解放與反思，價值完全不同。晚明的思想反思，說明中國傳統思想，在明朝制度下是可以自我修補的。而清朝的反思則直到外力沖擊才顯露出來，才說明了清朝政治高壓下，對思想的強有力控制。

本來清儒對明儒的反思后，走樸學的扎實之路，講求實證，學風非常正派大氣，顧炎武，黃宗羲為清初學者起了個好頭。但是連續一個半世紀的文字獄，殺的士人緘口不敢談時事，講求實證的治學思想，無法在現實中實現，便埋頭故紙堆，雖然清儒有考據的巨大功勞，對中國學術全面的整理，但因為無法在現實中有所發揮，而成了死學問。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將晉以下視為真理的《古文尚書》，一舉證明乃是晉人偽作。這絕對是巨大的成就，可以同意大利歷史學家瓦拉發現羅馬教皇擁有至高無上權力依據《君士坦丁獻土》文件為偽造的成就比美。但在清代竟然對思想界沒有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而只引起考據學上的轟動。清儒學問成就雖高，卻于經世無一用。“萬馬齊喑究可哀”就是在乾嘉學派尚稱昌盛的時代發出，正是清朝連續的文化高壓下的結果。

明儒空疏而不讀書，清儒專注考據而不聯系實際，恐怕才是明清儒家學者兩代最大的弊端。明儒空疏實在不能講是他們讀四書五經讀的。而確實是八股文應該改革了。而清朝學者不聯系實際的弊端，則確實是清朝文字獄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