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父曾為康熙當了20年密探！康熙的密探們
曹雪芹祖父曾為康熙當了20年密探！曹雪芹的祖父曾是康熙的密奏使，他的密奏中有區域性的天氣、糧食價格以及盜匪等問題，這種密奏方式也是康熙管理農業國家遼闊疆域的手段之一。
江寧織造曹寅熟練地將一方寫過字的紙折成復雜的六角形，上面的“報告”是除了皇上康熙以外任何人也不允許看的。這張紙在康熙的手中打開后，是一張10厘米寬、20厘米高的密奏。這種紙從江寧到北京，騎馬傳遞大約要20天左右。這項在曹寅和康熙皇帝之間的秘密傳送，一直進行了20年。因此，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稱曹寅為“康熙的密探”。
康熙的密探們
曹寅將他折成六角形的密報，放在一個用封條封好了的小信封里，封條的上面寫“固”，下面寫“封”，信封上寫著 “奏折”。他又拿出一只大信封，套住這只小信封，在外面用一根白紙條扎住，他在紙條下寫上自己的全部銜階和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白紙包好，同樣在白紙的包裝口下方寫上自己的全部銜階和名字，最后用來封箴的幾個字是“臣寅”“叩首謹封 ”。
這封信康熙皇帝看完后，也許會加御批，也許只寫三個字“知道了”。但最后都會被一個朱紅的“封”字封過以后，重新傳到曹寅的手中。
在康熙王朝的晚期，康熙帝非常重視他賦予曹寅及其大舅子蘇州織造李煦、后代曹、曹等人這項特殊的政治任務，允許他們“專折密奏”江南地區的官風民情，并“親手寫奏帖來”，這種千里眼加耳報神的職責的確超出了江寧織造的權限范圍，對于曹家，可說是一項特殊待遇。
在曹寅、李煦給康熙的密奏中，天氣問題如雨水、冰災，糧食問題如收成、米價，社情民意如疫病、民情、官吏貪廉，都是康熙所關心的。在沒有各種地方性媒體的時代，這些秘密渠道傳輸的情報，也算是一種內參了，通過這些內參，康熙皇帝可以對各地實情“明察秋毫”。
在古代，天氣、天象信息事關國家前途，所以這些情況被認為不應該由更多的人所掌握。尤其是在自然災害頻度過高的康熙年間，皇帝一定要對各種自然現象了然于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其對策研究》課題第一主持人赫治清告訴《新世紀周刊》，康熙年間旱災尤為突出，在歷史的長河中百年不遇的旱情就出現過12次;康熙四年、三十五年的風暴潮災，風助浪勢，沖入沿海一帶就是數百里，這樣巨大的風暴潮不僅淹了江浙沿海地區，把今天的上海和蘇州也淹了。
赫治清說，在曹寅密報給康熙的奏折里，就雨雪分寸的測量、雨水入土幾分、冰雪凝結幾寸都有清楚的記載，這對于位居北國的帝王了解長江流域和沿海農耕情況至關重要。
康熙重視天氣狀況
康熙在位的61年間，水災與旱災持續侵犯，旱災和蝗災又總是相伴而生，所以康熙非常重視各地傳來的有關天氣正常和異常的報告。
在康熙初年，他已經接觸到一些西方來的傳教士。赫治清介紹說，康熙是一位善于學習的君王，他從這些傳教士那里學到一些觀天氣的常識，并懂得了記錄天氣形勢的重要性，于是在全國各地都安排親信的人幫他觀察與記錄，那時盡管還不會做出天氣預報，但是記錄天氣成為康熙非常重視的一項工作，他希望能從已記載的文獻中找出氣候的規律來。
康熙三十二年夏季，淮徐及至江南地區大旱，到了陰歷六月中才降雨，李煦奏報收成和米價后，康熙御批道：“五月間聽聞得淮徐以南時舛候，夏澤愆期，民心慌慌，兩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寢食不安，但有南來者，必問詳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收之后，還寫奏帖奏來。”因為天氣總是和糧食收成及米的價格緊密相關，五月間聽說江南一直旱到了陰歷六月才下雨，所以康熙凡見到南方來人都要詢問詳情，他還命李煦到了秋季收成統計出來以后，再報上糧米情況。
不僅要求各地報上天氣形勢，康熙本人也對天氣有所研究。他從清代逐日按時辰的降水記錄記載成冊的《晴明風雨錄》中摘抄下有規律的現象來，并認為通過其中的規律可以做出天氣預報。
《晴明風雨錄》現存的只有雍正二年(1724年)以后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間的天氣現象。當時康熙能夠看到的規律大致總結為陰歷每月初八、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這些日子下雨;在初九到十五這幾天能看到月光。如果出現了云擋月，當時就認為將有一場持續幾天的暴風雨。康熙不僅摸索旱澇規律，他還觀察過風向，康熙曾記錄過中國北方在所有季節中西南風是很罕見的;被人們稱為客風的西北風出現時，將會在三四天變風向;而一旦刮起東北風和東南風，就是要下風的象征。為了能夠準確地判斷風向，康熙在他的住所還樹起一竿小旗子。非但醉心于觀察和學習，康熙還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路記錄下來，與來自各地的天氣密報做比較。這也應該算是農業大國國君一種特殊的勤政方式了。
科學種田賜“御稻”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的一國之君，康熙對于吃糧問題稱得上是處心積慮。來自魚米之鄉蘇州的密件里，有很一大部分是關于科學種植稻米的。這種優良稻種是康熙命人在豐澤園的多塊稻田中培育出來的。然后再命人拿到全國各地去試種。
其中一種新品種名叫“御苑胭脂米”，是一種緋紅的香米，有人考證出《紅樓夢》中莊頭烏進孝給賈府送的，就是這種“御米”。康熙五十八年時，李煦寫給康熙的密報中就有某官紳種了多少畝、畝產幾石幾斗;某商人種了幾畝，畝產幾石幾斗。其實這些人的實驗任務也不過是兩三畝，只有李煦自己家種的最多，他甘愿冒這種試驗性的風險，種了100畝。李煦向康熙報告了自己家那塊水稻實驗田的收獲情況：奴才種了您的御稻一百畝，六月十五日收割，每畝約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謹礱新米一斗進呈。而所種原田，趕緊收拾，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插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蘇州鄉紳所種御稻，亦都開始收割了。他們的詳細賬目，我給您另寫一個奏折，請您御覽。
康熙在京城搞試驗田，也是四處取長補短，有次下江南看到老百姓存有豬毛、雞毛等不值錢卻又污穢的東西，便著人詢問，聽說當地人用這些東西做農家肥后，他便也做起了試驗，結果收效顯著。
密報管理的性質問題
盡管康熙吩咐親信定期或逢到值得注意的事情向他密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是這種密報的性質在他的心里一直存在著一個職業倫理的困惑。即使是為了天氣農業這樣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康熙自己也走不出心理陰影。
李煦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的密件中向康熙如實交待了自己在去年差人送奏折時，所差之人曾經弄丟了密信的問題，他感到自己實在是罪該萬死并求萬歲懲處自己。康熙得知此情后，說你奏的那些都是密報，這是與地方官不同的地方，將你的家人一并寬免好了，這種事讓外人知道了，也不好聽。
由此可見，康熙本人也認為自己派了人在各地暗訪密報是與他頭上那塊“正大光明”的匾額不太相符的事，讓別人知道了是不名譽的。正是在這種心態下，所有密件均由他本人閱讀回復。這種心態與他的兒子雍正公然建立自己的特務組織和強化密折制度截然相反，也可以看做是政治清明與獨裁的一項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