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的軍事思想 南宋初期的抗金斗爭為何變樣？

岳飛的軍事思想：岳飛是南宋著名的抗金英雄，北宋末年，金軍南侵，攻破北宋都城汴京，俘二帝及宗室北歸，然而，當宋高宗南渡繼位后，金軍對宋軍的戰績立馬下滑，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當金軍初入中原時，由于宋徽宗時的專制腐敗統治，宋軍無疑是一觸即潰，或不戰而潰，根本沒有能力進行野戰，只能進行守城戰。王稟指揮的太原保衛戰，則是當時最悲壯的一幕，宋軍兩次救援太原的失敗，其實已決定了開封失陷、北宋滅亡的命運。金軍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記載所說，可稱是“有擄掠，無戰斗”。

南宋初立，宗澤以東京留守的身份，事實上主持前沿軍事，情況就發生重大改變。從建炎元年(公元1127)冬到翌年春，金軍在滅遼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戰的完顏宗翰(粘罕)等指揮下，對開封發動了最凌厲的攻勢，卻遭受嚴重挫敗。這與北宋末的開封失守形成鮮明對照。

宗澤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戰局發生逆轉。在宋高宗和黃潛善、汪伯彥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終于走向蹙地數千里，自黃河退到大江的悲慘局面。建炎三年(公元1129)、四年(公元1130)間，金軍渡江作戰，既是其軍事勝利的顛峰，卻也走向了物極必反。

韓世忠指揮的黃天蕩之戰，使金軍受到挫折，岳飛又麾兵克復建康，將金軍全部逐出江南。紹興元年(公元1131)，張榮率抗金義軍在縮頭湖一戰，贏得全勝，遂迫使金軍退到淮水以北。金軍傾注全力攻打四川，吳玠軍在當年的和尚原之戰和紹興四年(公元1134)的仙人關之戰，使金軍蒙受自滅遼破宋以來的兩次慘敗。岳飛麾兵收復襄漢六郡，兩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軍在紹興四年冬進犯淮南的的失敗，則標志著金朝軍威的進一步沒落。

當時，女真騎兵最利于在秋冬季節，弓勁馬肥，縱橫馳騁于平原地區，而不耐暑熱多雨天氣，需要后退到北方避暑。和尚原和仙人關兩戰是山地戰，金軍尚可說有“以失地利而敗”的因素。然而到紹興十年(公元1140)，劉锜軍進行的順昌之戰，則開創了在平原地區大敗金軍的新紀錄。

如果說，順昌之戰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時，而以逸待勞的因素，則岳家軍大舉北伐。又是在閏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以少擊眾，先后在郾城和潁昌兩次大戰中，大破金軍主力，并乘勝進軍朱仙鎮，再次破敵，迫使金軍撤出開封城。

南宋將帥對抗最初簡直是談虎色變的金軍，逐漸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戰術，而岳飛自然是南宋最出類拔萃的抗金統帥，偉大的愛國英雄。岳飛的軍事思想可否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重視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訂了“連結河朔”的戰略方針，主張黃河以北的游擊軍與正規軍互相配合，夾攻金軍，以收復失地。

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軍，全面貫徹《孫子兵法》倡導的“仁、信、智、勇、嚴”的為將之道，創建了一支軍紀嚴明、英勇善戰的岳家軍。岳家軍號稱“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會中難能可貴的特例。

第三是岳飛批評宋廷的“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以求勝”，反對消極防御，主張積極進攻。他是當時唯一組織大規模進攻戰役的將帥。

第四是“仁心愛物”，珍惜人命，不輕殺戮，發揚光大了古代“以仁為本”的軍事觀。岳飛的軍事思想無疑是一份值得后人珍愛的華夏文化遺產。其他將帥只能做到以步制騎，而岳飛卻重視騎兵建設，除了以步制騎之外，還建設了一支強大的騎兵，足以與金朝引以為驕傲的騎兵周旋。

然而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確定了屈辱茍安的對金政策，他先后信用為其政策效力的黃潛善、汪伯彥和秦檜，排斥和殺害力主抗金的李綱、宗澤和岳飛。他當然不是昏庸之主，他處置軍國大事，決無大氣魄和大器識，卻不乏小聰明和小伎倆。

宋朝有開國皇帝以兵變黃袍加身的來歷，故特別疑忌武將。自從紹興七年(公元1137)以后，他對諸將，特別是對岳飛愈來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軍事壓力，又不敢不用岳飛，藉以護衛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對“偏安社稷”已經有了足夠的把握，根本不用擔心“兵老氣衰”的金朝會卷土重來;他不僅已不需要抗金將領護衛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飛班師，解除抗金將領的兵權，殺害岳飛，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

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飛傳》論說：“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可謂是一針見血。誠如漆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本來就是古代君臣關系的殘酷規則，名將的悲慘歸宿，何況尤甚於此。

就宋高宗而論，他忍于向殺父之仇屈膝稱臣，忍于偷安半壁殘山剩水，又忍于對一代賢將下毒手，在這個天水朝更是絕無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檜的茍安和賣國政策，造成了長期南北分裂的時代悲劇。

面對著山河破碎的慘酷，有志之士也必然將他們的愛國情懷和義憤形諸筆墨，而陸游和辛棄疾就是兩面愛國詩詞的最光輝的旗幟。陸游詩“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正是表達了他對兩位愛國英雄的懷念，概括了這個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