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是怎樣成為“第四號人物”的

會議的最后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布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布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卻是一個需要加以說明的問題。到現在為止，關于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版本。

第一種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據他說：“在選舉常委時，鄧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來將鄧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雖然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常委名單的排列次序卻是她定的。這在黨史上是罕見的。她說鄧小平犯了錯誤，為什么還升了，過去第七位，現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陳伯達的后面。她又說陳伯達太老實，壓不住鄧，陶鑄厲害，調上去。本來陶鑄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調到了第四位。”

對王力的這種說法，許多人(包括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認為，是瞎說，開玩笑，不足信，江青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況且江青對陶鑄也不會那樣有好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江青曾鼓動陶鑄揭發和批判鄧小平、劉少奇，遭拒絕，她正耿耿于懷，怎么會為提高陶鑄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種版本是陳伯達兩位秘書的回憶。他們說，在醞釀常委名單時，陳伯達位次“第四”。陳自覺自己不行，他特別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澤東表示：“我書生氣十足，這個位置對我不合適。”毛澤東對他說：“你去掉書生氣不就行了嗎？”陳仍忐忑不安，他讓秘書給毛澤東寫信，要他們向毛澤東說明自己不適合這個位置。秘書感到很為難，這種事他們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們又說，對這個問題，周恩來也表示了意見。周恩來跟毛澤東說，我如外出，誰來代替我？鄧小平已犯錯誤，不能代替，恐怕還是陶鑄好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于是就把陶鑄從后面提到了陳伯達前面。

會議的最后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公布的改選結果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劉少奇成為接班人，但這在人們的意料之中。而剛由地方調到中央工作才兩個多月的陶鑄成為“第四號人物”。

陳伯達的這兩位秘書的說法，尚未見諸文字。當筆者跟比較知情的人議論陳伯達推讓“第四位”的問題時，他們認為不一定可信。

第三種版本是《周恩來年譜》和《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書中的說法。《周恩來年譜》載：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澤東處開會，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后，根據會議商定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鑄勾到列于周恩來之后，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苦撐危局》中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后，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于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毛澤東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并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名字之后、陳伯達名字之前。這種說法于實、于情、于理都比較可信和可靠。

第四種版本即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她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原來陶鑄排在較后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后、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的“第四號人物”的來歷。對此，陶鑄說過：“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陳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里我找他談談。”

是否還有其他版本，筆者目前還沒有看到。從這幾種版本看和進行比較：(一)王力的說法，即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根據江青的意見定的，不可信，不可傳;(二)把陶鑄提到第四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可能還征求了林彪的意見)根據需要和實際情況商定的，這恐怕是事實，也符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