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書自述 他深入了我的心

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不久前宣布，在他的新自傳《剝洋蔥》中，他講述了自己17歲時參加納粹黨衛軍的經歷。這是他第一次向公眾承認這段歷史。

格拉斯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的《鐵皮鼓》幾乎成為一代人的必讀之書。他也是眾望所歸的知識分子，凡德國的公共議題，格拉斯如何表態總是受到重視，甚至有人說他象征著“德國的良心”。在這樣的背景下，79歲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黨衛軍經歷，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

在此之前，1998年，格拉斯曾帶領一批知識分子呼吁放棄修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理由是“難以表達德國反省歷史罪行的立場，難以傳達納粹罪行的深重，難以表達對犧牲者的悼念”。這些事件，現在都和他的“歷史問題”掛鉤。一些人認為他欺騙公眾，早就該向公眾坦白懺悔。因新書《剝洋蔥》已在8月出版，更有人攻擊他在為新書做廣告。

而圍繞格拉斯的這一切，也重新喚起公眾對于另一位與納粹息息相關的人物的記憶。這個人就是特勞德·瓊格(Traudl Junge)，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書。

希特勒一開始就深入了我的內心

特勞德出生于1920年，比格拉斯大幾歲。1942年，她開始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為其做口述打字，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特勞德奉命記下了他的遺囑和最后遺言。

在擔任希特勒秘書期間，特勞德嫁給了希特勒的勤務員漢斯。新婚不久漢斯應征上前線，14個月后，在法國的一次襲擊中身亡。從1950年開始的長達五十多年時間里，特勞德獨自住在慕尼黑一處只有一個臥室的公寓里。2001年4月，81歲的她接受了傅勞·瓊格的采訪，這次采訪之后被制成影片《盲點》(Blind Spot：Hitler’s Secretary)。

這部影片的全部內容就是采訪，特勞德一個人在講述。那是個人經歷的故事，也是一部個人見證的歷史。老人在開口之前，顯得欲言又止，突然，像是終于下了決心。

“這一切，”她開口說，“只可能發生在專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時候，它掌控編織整個社會的每一根纖維。”

“德國組織得如此之好。”說到這里，她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和思索。畫面外傳來記者的提問：“人的意識也是這樣嗎？”

老人沒有馬上回答。她拿起一支煙，舉到半空，卻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鏡頭，開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極大傷害了的一個領域。他確實試圖操縱德國人的思想。他使得他們相信，他們有一個事業要去完成，他們必須滅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動的個人理想。人們必須為此作出犧牲。”

她承認，“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希特勒確實在一開始就強烈地深入了我的內心。”

特勞德的童年在一個特殊環境中度過。她生長在單親家庭，“我從沒有一個完整家庭里的感覺和安全感。當然，媽媽為我們做了一切。”可是，特勞德仍然清晰記得童年的心理印記，“我自己喜歡和這樣一些孩子在一起，他們會說‘我父親怎么說’或者是‘我父親認為’。我總是想，有個父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個純粹的軍人，不關心政治。這使得特勞德一直覺得，對她來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他(外公)不關心政治，從不談這些話題。我們按照一些原則帶大：服從，犧牲，壓抑自己。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養活自己之后，特勞德試圖掙脫命運。“我一直想讀舞蹈學校。1941年，進舞蹈學校要參加入學考試，我考得很好，我覺得可以永遠逃避辦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卻不準我離開。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離開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幫我忙，她當時已經在柏林以跳舞謀生。”

就在特勞德絕望時，她妹妹出了個主意，“讓我問問阿爾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調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權勢。特勞德說，“好啊。”當然，她“一點不知道這會是什么結果”。

一個人生轉折就這樣在特勞德面前出現。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辦公室。

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特勞德今天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多么重大的轉折。她曾無數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這一步，很自責，因為曾為希特勒工作，“也因為我確實喜歡過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災難的根源。 ”

她不斷盤問自己，“你看，在集中營究竟發生了些什么，那些細節后來被揭露出來。”當時，一般德國人都不知道集中營的細節。后來，“我讀了Viktor Klemperer的書，當然，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確實給我很強烈的沖擊。所有這些問題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我覺得自己曾是那么沒有感覺和自私遲鈍。我沒有去注意去關心。這樣的感覺越來越沉重地壓迫我。我似乎應該對那個還是孩子的我感到憤怒。事實是，我沒有看到自己逐漸卷入的是什么，對于一切，我只是說‘是’而一點沒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這樣說，是在為自己辯解，于是進一步自責說，“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要說我那時就不是一個熱情的納粹。當我去柏林的時候，我也許可以說‘不’，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只是很好奇。”

一開始，特勞德是柏林元首辦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員，她并沒有在那里見過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開那些女人給他的求愛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見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離‘外部辦公室’很遠。”

后來，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賽，“辦公室里謠傳，說是希特勒在挑秘書。保曼堅持說我應該去試試。”雖然特勞德當時對自己的現狀相當滿意，并沒有野心要得到這份工作，“可我還是去考了。”結果，還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個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司令部。她們在元首專列的車廂里等待接見。幾天后的一個晚上，她們被領著穿過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棟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務人員的區域，有軟木的椅子，我們排成一排。然后，見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聞里、公開場合上見到過他，他身著軍裝行納粹舉手禮的樣子。可是現在，來的是一個老年紳士，對我們友好微笑，和我們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著我們，詢問名字。用一種和藹的、父親一樣的口氣和我們說幾句話，然后離開。走的時候，他就說了聲‘晚安’。被希特勒接見的經歷，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無害的、和平的氣氛。”

對從小缺少父愛的特勞德，這是內心的顫動。“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也許只是一種姿態。對我而言，或許感到是一種保護。那是我長久以來在渴望的東西。”

接下來是口述記錄的測試。保曼安排了一個女孩陪特勞德進去。“曾經有一個女孩去為他的口述打字，可實在太緊張，歇斯底里的病就發了。希特勒怕這樣的事情重演。”

測試過程加深了特勞德對希特勒的好感。“我進了房間，發現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歡熱的房間。他對我還是很和藹，他說，‘我的孩子，不要緊張，你不會像我那樣老是犯很多錯誤的。在這兒坐吧，要不要我為你開暖氣？’他指的是電暖器。他開始口述，我開始打字，發現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顫抖，根本就瞄不準鍵盤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紙，那上面亂七八糟不成詞句。”也許，本來特勞德也會像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樣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務員Linge進來，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里賓特洛甫來電話。’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樣，拿起電話開始說。這段時間給了我機會，我把句子重新寫成正確的德語。然后他又開始口述，我打下來，很順利。最后，我把記錄紙交給他就出去了。”

通過測試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進去，問，“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這里。我這里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那些年輕的女秘書，總是有人要娶她們，就突然把她們帶走了。也許應該讓她們戴上難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說到這里，81歲的特勞德不安地擼了一下自己的頭發，“我一定是瘋了，我對他說，‘元首，你不必為這件事情擔憂，我身邊至少22年沒有男人出現了。’他大笑起來。那時我真不相信自己說了這樣的瘋話……誠實地說，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就這樣，特勞德成為希特勒的秘書。“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后來，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對他是一種對父親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態度。可是，當你的父親令你失望時，這又很容易轉變為一種‘恨’的感情。”

我從沒聽他說過愛這個詞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得情況變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氣氛一定是不一樣了，一定是有壓力的氣氛。” 但特勞德并沒有怎么注意，因為她是新來的。

希特勒原來習慣和大家一起吃飯。這時變成和秘書們一起吃飯。“事先我們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問題來打擾他。”

那是一種非常近的接觸。“那個卷著舌頭說‘R’，滾出一串縮略語發表演說的那個人，在私下場合，我從來沒見他這么說話。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揚頓挫的聲調說話，還帶有很輕的奧地利口音，會用一些典型的奧地利詞……這些，當時我都覺得很迷人。還有那種在私人生活中謙恭的態度。”

在特勞德能接觸到的生活細節中，希特勒表現出的不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訴她自己的許多個人習慣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鑰匙很重，伊娃總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勞德眼中，希特勒是個愛干凈、注重修飾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會洗手。

特勞德說，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對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專業馴狗師訓練過的，會各種花樣，會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對她說，‘唱好聽點，布朗迪會像扎拉·倫德那樣唱。’她就會唱出不同調子，唱出八個音階來。”

《盲點》還錄制了一些特勞德在重看采訪之后的說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細節之后，特勞德說：“我現在重看我講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對他(希特勒)的那些個性、他的整個儀態表現的觀察感受，又覺得是不重要的了。因為那整個事件的結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在當時對我是那么重要，因為我看到的是他作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來，我大概不應該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細。”鏡頭里，老年的特勞德緊張不安地，一只手搓著另一只手的手背。

“他好像從未意識到自己是在追求一個罪惡目標。對他來說，那是一些理想、一些偉大的目標。人的生命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后來才明白這些的。在內部的小圈子里，我被屏蔽在一個妄自尊大的計劃和野蠻的衡量標準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后來當我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么的時候，感到震驚之極。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是處在信息的源頭，可其實，我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

采訪者小心地問：“是不是有一個時候，有人對你特別談到有關猶太人的事情？”特勞德竭力回憶，卻搖著頭。“‘猶太人’這個詞在每天的講話中從來不用。事實上，希特勒只有幾次在講話中提到‘國際猶太主義’，‘猶太人’。”

在另一次采訪中，特勞德回憶起和猶太人話題有關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記得的，這個話題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個晚上，Frau von Schirach來作客的時候。她和希特勒關系一直很好，聊天時她突然提到這個話題，對他說，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很可怕地對待猶太人，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送走，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氣，對她說，‘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這是令人討厭的過分脆弱。’他真的發怒，說完就走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從此，Frau von Schirach也沒有再被請到Berghof來作過客。當時我不在場，我想是我丈夫后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在那里。”

今天回想起來，特勞德發現，“希特勒從不以人的標準來想問題，人性對他從來不是重要的。雖然他常常講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國開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組織，可是‘個人幸福’對他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東西。”

“事實上，我從沒有聽到他說過愛這個詞。”

希特勒的最后時刻

特勞德親身經歷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歷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處，她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后來知道是司令部發生了爆炸。她和同事們當時有許多瘋狂念頭，“不知道元首怎么樣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辦，誰來領導我們？”

最后她們被告知，希特勒沒事，他正在自己的住處。

“假如愿意，我們可以去看他。”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可笑，頭發全部都豎起來，“他爆發出大笑：我活下來了！這說明我是命運注定被挑選來完成使命的！”

這次暗殺，使得希特勒變得更妄想、多疑。特勞德認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興許還“可能是選擇和平”，但“從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對“沒有希特勒的德國”作出的種種恐怖的前景預言，在當時的特勞德心中都是真實的。這使得特勞德把希特勒必須勝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國的惟一出路。可是，這一事件本身，將軍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希特勒，加上戰事失利，也使得她開始思考，“我開始懷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對的嗎？對這個狀況提出疑問，其實就要啟動一個探討，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假如你尊敬一個人，賦予他很高的價值，你其實就不想去毀掉那個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著是災難，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勢急轉直下。4月21日，伊娃組織了最后一次晚會，還是放著唱片，跳舞。音樂很動聽。可是，特勞德已經預感到失敗在逼近，“那兩天我覺得氣氛很悲哀。”她提前離開，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會議。他先走到幾個還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對她們說：“全完了，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柏林。”“我們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雙手握住他說，我的元首，你必須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然后，第一次，我們看到他親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勞德說，她當時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樣說，可能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從某種意義上感到焦慮，害怕離開這個安全的環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識到有多么嚴重。”

然后希特勒說，“我會開槍自殺。我希望我的將軍們也有同樣勇氣。”說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臉有紅有白，像死人一樣。”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她們每個人口袋里都揣著毒藥，卻懷著求生本能，勸說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殺。似乎他的生命選擇和她們的命運前景必將是一回事情。特勞德回憶說，她們一邊吃飯，一邊還在討論“以怎樣的方法自殺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殺前，要求特勞德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記錄。當希特勒說，他要對這場戰爭說出一切時，特勞德激動地想，我終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終于可以知道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了！可是她聽到的，居然還是那些空泛的陳詞濫調。也許，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終于在這個女孩面前光環褪盡。緊接著，希特勒和伊娃自殺。他們死后，特勞德沒有去看。她“靜靜地坐著，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就這樣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敘述最后一個星期希特勒大本營的毀滅過程，特勞德就像是在敘述一件昨天發生的事情。她緊張，激動，全神貫注，語速越來越快，最后幾乎是呻吟一般：“讓我休息一下。”

第三帝國崩潰 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第三帝國崩潰的最后關頭，特勞德決定離開。她在回家鄉途中被俄國人逮捕，后在一個美國譯員幫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國人關押審查3個星期后，她被釋放，回到巴伐利亞的家鄉。1947年，她被“去納粹化”，也被赦免處罰，雖然她實際上從未加入納粹黨。

特勞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戰后很長時期里，德國似乎“沒人對過去感興趣，公共場合不討論，也沒有出書。在政治層面也沒有，即便紐倫堡審判也沒有啟動這個過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么多聲音出來，我聽到關于SS的狀況，看到《安妮日記》。”那些幸存者，他們揭露出來的真相給特勞德以沖擊。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戰后現實本身對她的觸動。“給我強烈印象的是，戰后世界并沒有如希特勒描繪和預言的那樣。突然，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別是美國人。”

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但特勞德一開始沒有看出這和她的過去有什么聯系。“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覺得自己并沒有‘個人罪行’。”因為她在為希特勒做秘書的時候，并不知道集中營的屠殺，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實“是一個罪犯”。

“后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當時是‘應該’看出來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臺的時候我才13歲，又是個在許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說，不是還有千百萬的人也都沒有看出來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他是個罪犯。我試著把這些念頭從心頭移開。

“然后，有一天，我路過弗朗茲·約瑟夫大街的索菲·肖爾紀念碑，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年輕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樣年齡，也就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為反對希特勒被處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個年代，找出真相，也許是可能的。年輕不是借口。”

五十多年后，特勞德愿意接受采訪，是因為內心承負著壓力，“我活得越久，年紀越大，越感到自己負罪感的重負。”

影片告訴我們，“戰后，特勞德在《Quite》雜志擔任秘書，她在導演G.W.帕普斯特描寫希特勒最后日子的電影《Der Letzte Akt》里擔任過顧問，當過文學雜志社的雇員，當過科學記者。由于抑郁癥，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大量的時間為盲人讀書。”

2002年2月10日，《盲點》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的那一天，特勞德在慕尼黑醫院因癌癥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點》的采訪人有過一次電話交談。她說：“我想，我開始寬恕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