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黨錮之禍的經過和發展 黨錮之禍結果怎樣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指專權的宦官藉皇帝之力，將反對他們的士大夫和太學生誣告為“黨人”而加以禁錮。大規模的“黨錮之禍”共有兩次，分別發生在桓帝、靈帝時。公元166年，朝臣李膺、陳蕃和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聯合，猛烈抨擊宦官亂政。操縱桓帝的宦官就矯詔以“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的罪名，把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關進監牢，后來雖赦歸故里，卻禁錮終身，不淮為官。靈帝即位后，外戚竇武專政，起用“黨人”，并與太傅陳蕃合謀誅滅宦官。結果事洩，竇武、陳蕃被害，宦官再次大肆捕殺“黨人”，被囚監、殺戮及流放的達六、七百人，并且株連及五族、師生，全部免官禁錮。其波及之廣、殘害之深，比第一次“黨錮之禍”更厲害。
第一次黨錮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發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并審理黨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干脆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 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勛周景為太尉。并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勛宣酆為司空。
結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里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書求情。[12] 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里，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
起因
公元168年(建寧元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后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勛、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間大多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
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后面前諂媚侍奉，竇太后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
陳蕃、竇武等人認為宦官這樣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議，趁日食的天象上書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參政，但竇太后認為從漢元帝時就有宦官參政，是正常現象。雖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卻保護曹節等人，不愿士人處罰他們。
九月辛亥政變
不久，又出現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將軍有災難。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出宮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計劃，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皇帝的乳母趙嬈一起，蒙騙年幼的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劫持竇太后，追捕竇武、陳蕃等。
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余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再次被罷官，并禁錮終生。
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劃，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將他禁錮而已。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縣官要解印與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尸體，并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幸免。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他的尸體，為他發喪，也被禁錮終生。竇武的孫子竇輔，才二歲，被胡騰收留并冒認為自己的兒子。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幸免。
張、謝上書
張奐因“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封侯。張奐因深恨自己被曹節等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27] 并在不久后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并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30] 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
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卻被宦官貶職殺害。
大獄再起
宦官等見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罷休，于是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
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郵吳導奉詔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鄉，竟趴在驛舍的床上大哭，范滂聽說后說：“一定是因為我(才會這樣)。”便要自前往監獄。汝南縣令郭揖聽說后解掉印綬，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說：我死了禍事就結束了，怎么敢連累您呢？“范滂與母親訣別，范母對范滂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遂與李膺、杜密等百馀人被執，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門投止”)，沒有不愿意冒滅門之禍而不收留他的，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投靠鮮卑人，后來鮮卑人在張儉引領下侵略中原，無數百姓生靈涂炭。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前后有數十家之多，郡縣也因此殘破。
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黨錮再起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并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并牽連五族。黨錮的范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
黨錮之禍的結果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系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
公元189(中平六年)，漢靈帝病死，少帝劉辨繼位，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何進圖謀誅除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反被宦官誘入后宮殺害。為替何進報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紹領兵沖入皇宮，把宦官殺戮殆盡，結束了外戚宦官長期專權的局面，史稱十常侍之亂。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掌權，廢少帝立獻帝，派使者吊祭陳蕃、竇武等人。董卓掌權后，大肆淫亂后宮，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騰，百姓怨聲載道，各地諸侯紛紛討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蟬和呂布以美人計和反間計才將其殺死。事隔整整22年，東漢朝廷才算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
雖然”黨錮之禍“本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斗爭激化的一種形式，但是，面對宦官專權造成的官場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見識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揚清激濁，不僅是對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一種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呼聲，因而帶有一定的正義性，應給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