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歷史懸疑 國家體制該模仿哪個強國？

20世紀，是中國遭受“外才”沖擊最劇烈年代，“東洋才”“美才”“俄才”，鱗次櫛比地登堂入室，對中國本土之才——傳統“漢才”構成沖擊和洗禮。

同一國家學生，不同國家的教師，就學成果大相徑庭。20世紀三十年代，華夏民族內部，出現不同“派”。譬如中國最大政黨國民黨內，分出“本土派”、東洋派和美才派。他們各自鼎立，互相看不起。

先說東洋派。辛亥革命之前，即清末民初，“東洋才”可謂中國青年人第一憧憬。赴日求學的中國青年，無不充滿對“東洋才”向往。他們以畢業日本武學堂為榮。國民軍二號人物何應欽，就是師從日本振武學堂的高材生。蔣介石、唐繼堯、閻錫山等都是東京振武學堂畢業生。武學堂是日本方面從1903年起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每年數百名畢業生大多升入士官學校繼續深造，他們不僅受到日本化的西洋文明影響， 同時也受到日本武士道的影響，形成為一個新武人群體。武學堂開辦初期，那時中國還是清政府茍延殘喘時，清政府培植的“東洋之花”，后來成為它自己的掘墓人。武學堂出來的許多人，回國投身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后來成為民國軍界著名人物。諸如被稱為“中國士官三杰”的蔡鍔、張孝準、蔣百里，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高材生，他們不僅在辛亥革命中表現突出、而且還分別在護國運動中做出非凡貢獻。

在民國初期的人們看來，日本武學堂煥發的陽剛魅力無以倫比。很多中國軍人以出自那里而自豪于世，但在日本人眼里，武學堂只相當于日本軍校“學前班”，陸大——日本陸軍大學，才是東洋才俊的最高階梯。能進入那里的中國軍人屈指可數，校志記載只有王俊、王樹常、熊式輝三位。這三位畢業后，雖然都成為國民軍新政學系的“將星人物”，但在中國軍營中僅為螢火之光。可見日本反哺漢才，也如貓授老虎一般，對“上樹”絕技頗有保留。

而五四運動之后，“日主中從”的局面讓華人看不到“漢才崛起”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力量不得不開始另尋“才路”。此時，恰好俄國發生了紅色革命，引起世界矚目。于是中國一度掀起“俄才熱”，部分青年的學習對象，由“東洋之才”向“俄才”轉變。

隨后三十年代，“美才”在中國得到推崇，20世紀30年代，中國迎來“黃金十年”，黃金十年以1928年北洋政府倒臺、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為開端，以日本全面侵華、盧溝橋事變爆發為結束。盡管期間經受著封建軍閥們復辟的挑戰、日本的蠶食等災難，但從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上看，中國無疑是進入到一個“全面融入世界”時代。

“黃金十年”中期，中國掀起“美才熱”，華人以美為師，憧憬一個美好時代。“美才”給東方古國帶來先進思想文化，迎來了一個培養大師和文化巨匠的時代。此間，中國的文化進步神速。年輕一代皆以“新學”為榮，奉為中國唯一出路，全國的教育制度、政府運作、經濟運作，城市人的生活模式，均為新派人物主持。學習美洋的新社會、新生活已成主流。

民國那些被人以“大師”相稱的人，幾無“東洋之才”門徒，更無“俄才”門下，而大多師從美才。譬如有著“民國第一大師”之稱的胡適，是典型的“美式教育”出來的人才。他在清政府執政的最后一年考取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師從美國著名學者杜威。回國后以北大教授身份，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

學貫中西的胡適，對傳統漢才與現代洋才有著清醒認識。他不主張崇拜孔子和儒學，在孔子誕辰時他著文發出長嘯——“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

胡適有一篇著名的《我們對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的英文演講稿，對以美才為核心的西洋文明的贊揚很熱烈。文章駁斥了中國所謂國學家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二分法。打破了“西方是物質文明，中國是精神文明”的成見。他說，不能把貧窮落后說成是精神文明。“貧窮落后只是貧窮落后，里面往往沒有精神，越貧窮的人往往越容易變成物質的奴隸”。此論一針見血，可謂高屋建瓴。

“美才”生產大師，大師推動生產“全新”思想。“黃金十年”流行“美才”的中國社會，已催生幾樣全新的科學民主文化成長。

然而，古老而固化的中華大地，雖然接觸到了新世界，但不可能個個都是“外才”的擁躉。 譬如國民政府元老級人物陳立夫，青年時代曾留學美國，但基本上是遵循“三綱五常”的中國士大夫，他既看不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東洋作派的何應欽，更不喜歡在哈佛大學受教育、整個“美范兒”的宋子文。

就對中國本土派的沖突而言，“東洋派”的震撼不及“美才派”。就如陳立夫，如果說他與何應欽是謀略不同，與宋子文則是“文明的沖突”。同為黨內巨擘，陳立夫最不滿意的人就是宋子文。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寫了國民黨失敗的兩大原因后，還多說了幾句——“任用人才要特別謹慎，治大國必須有大量，見識小、度量小的人，絕不能治大國的。又如果他中國書很少讀過，他寫的說的都是英語，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國了。”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一眼就知道這話說的是“全盤美化”的宋子文。

這里，陳立夫比較服氣的，就是蔣家了。從老蔣的出身和經歷看，顯然是個中西合璧的人物——日本東京振武學堂畢業生，娶“美式大家閨秀”宋美齡為妻，奉國學大師王陽明為師，兒子是留蘇生，簡直是日、美、俄、中“四才俱全”之“全才”。

按理說，由這等“全才”來一統中國，應該是眾望所歸了。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全才”最后卻成為非驢非馬的四不像，在決定中國命運的20世紀中葉，悻悻退出了歷史主舞臺。

縱觀中華裂變大時代，“三洋”入華府，東洋才、美才、俄才與漢才風云際會，難解難分。“三洋”之中，到底誰是“漢才”最佳伴侶，歷史迄今無法給出明確答案。但是，關于漢才的未來，有一點，以往的歷史早已給出醒目回答，那就是——漢才不溶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