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義凈法師只身前往印度取經：海上漂泊8個月
義凈法師被唐睿宗李旦尊為國師。他一生先后譯出佛經107部428卷，與法顯、玄奘并稱為“三大求法高僧”，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并稱為“四大譯經家”，與鑒真大師并稱為“兩大醫僧”。
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求法高僧，除了人們熟悉的玄奘，還有一位與廣州有著不解之緣的唐代僧人——義凈。
義凈法師出生于公元635年，以玄奘為自己的學習榜樣。同樣是西行取經，玄奘走的是陸路，而義凈走的是一條迥然不同的路：穿越南海驚濤駭浪，歷經艱險，到達印度。
義凈的“西游”歷程，從廣州出發，亦自廣州上岸歸來。作為唐代南方海上交通中心，廣州留下這位高僧的不少足跡。
從廣州只身前往印度取經
在中國對外交通史上，僧人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據史料可知，早在西漢末年，佛教就沿中亞古道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時，中外僧人的互相往來達到了一個高峰。這時僧人們走的主要仍是陸路。而到了唐代，隨著海路交通的進一步暢達，經海路西行的中國僧人數量大增，幾達半數以上。義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歷史上三位最著名的求法高僧中，東晉法顯是走陸路前往，經海路回國;唐代玄奘來往皆循陸路;只有義凈是經由海路來往，且在南海波濤中穿行兩次。
義凈時期求法僧更多地選擇海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逐漸衰落有關。這同時導致印度僧人東行也多借海舶之力。這一時期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亦有了很大提高，海陸兩途的此起彼伏勢在必行。約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初，義凈從齊州南下，經濮州、曹州、揚州，到廣州。本來一路上有多位僧友計劃同行，但因各種原因相繼離去或止步于廣州。當義凈11月從廣州出發時，已是身單影只。
義凈在其著作中如是描述旅途中的艱難：“長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在驚濤駭浪中顛簸20天后，義凈抵達位于今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古國室立佛逝。他在這里停留了半年學習佛學，之后在室立佛逝國王的大力支持和資助下，來到其屬國末羅瑜國(位于今馬來半島的南端)。兩個月之后，又乘船北行15天，抵達位于今馬來西亞吉打州一帶的羯荼國。673年12月，乘王船西進，抵達裸人國(位于今孟加拉灣尼科巴島)，再轉而向西北航行約半個月，到達東印度的東部港口耽摩立底。這時已經是673年的2月了。義凈從廣州啟程到抵達印度，用了16個月，除了在陸上停留的時間，漂泊在海上就達8個月之久。
歸途遇劫賊所幸經書未丟
山東濟南長清區張夏鎮的通明山上，有一座“義凈寺”。我國以高僧名字命名的寺院并不多，僅有“玄奘寺”與“義凈寺”等寥寥幾所。
北京大學王邦維教授是著名的義凈研究專家。按照他的說法，義凈西行求法，受兩位前輩高僧法顯和玄奘的影響頗深，特別是玄奘。玄奘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從印度歸國，聲望隆于天下，當時義凈已經11歲，開始懂事了，“至少從師傅那里，也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年他的親教師善遇法師去世，按照義凈的自述，很可能此時他已經有了前往西天求法的想法。664年，玄奘在長安逝世，葬禮極為隆重，“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萬余人”。王邦維認為，“這時義凈很可能也在長安。如果是這樣，玄奘的葬禮一定會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玄奘去世后，義凈去印度的決心更堅定了。”
義凈啟程時已經37歲。他在印度的行蹤記載得并不是很清晰，僅知他“所歷三十余國，凡歷二十余年”，其間曾有十年在玄奘求學的印度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學術中心那爛陀寺學習，停留時間甚至超過了玄奘。在這里他遇見了不少中國僧人，后來很多都被寫進了他的《求法高僧傳》一書。僧人們長期在海外游學，去國萬里。從義凈的一首小詩中可以看出，雖然此身已不在俗世中，但思鄉之情仍是難免：“游，愁;赤縣遠，丹思抽;鷲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喜朝聞日復日，不覺頹年秋更秋;已畢耆山本愿城難遇，終望持經振錫住神州！”
686年，義凈在那爛陀寺學習了十年之后準備回國。歸途中雖然遇到劫賊，但所幸隨身攜帶的梵本三藏五十余萬頌并沒有丟失。687年，他又回到了室立佛逝。這一次他在這里停留的時間更長，直到693年才乘船返回廣州。前后一共有六年之久。
是“偶然歸國”
還是精心設計？
王邦維指出，這期間義凈還曾回過一次廣州，而且過程很有趣。按照義凈自己的說法，他本來是到海船上去托人送信到廣州，希望能從廣州送來筆墨紙硯等文具抄寫經文，同時雇請翻譯助手，但這時剛好風起，商船啟航，他便被載往廣州。這樣看來，他這次回廣州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但王邦維認為，“季風將起，豈能不先有所知？商船啟碇欲行，雖然須藉風便，恐怕也不至于慌到連立即下船片刻的時間都沒有……而如果說只是‘見求墨紙’與‘并雇手直’這兩件事，一般說來，寫一封信足以能夠辦到，何必一定要義凈本人重蹈風波之險，再受顛沛之苦？”
王邦維推測，義凈本人要回國，但并不打算馬上回去。他需要找一個理由回廣州一次，讓大家知道他求法歸來并打算翻譯佛經的事，但他又不愿或者不方便說得太明顯。不過王邦維認為，義凈的這點用心也無可厚非。玄奘從印度歸國時，一路上都很匆忙，但走到于闐卻停了下來，一面給皇帝上表說要回來，一面卻遲遲不動身，一待就是七八個月。一方面他當年是偷渡出關，想探探皇帝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想預先讓大家知道。果然，“人未到而聲名早已先到”，玄奘真正到長安之日，萬人空巷。很有可能，義凈也在效仿玄奘當年的做法，事先造聲勢，造輿論。
義凈在廣州制旨寺(即今光孝寺)住了三個月，再度出發前往室立佛逝。第二年，他和從廣州帶來的四位僧人助手一道，已翻譯了一些經論。他寫了一封表文給當時已經成為皇帝的武則天，與翻譯好的經論一起送往長安。這正是武則天改唐為周的第二年，“義凈一定知道，這位女皇帝當時正大力扶持佛教……而且又最喜歡玩些新鮮的花樣來抬高自己，這正是他上表的最好機會。至于附上的新翻譯的經論，雖然數量不多，但已經可以表明自己的成績。因為義凈本來就不是要在室立佛逝長久地翻譯下去。”
693年夏天，59歲的義凈回到了廣州。695年夏天，他又到了洛陽。抵達洛陽那天，歡迎儀式規格之高，甚至超過當年的玄奘。武則天親自出城迎接，轟動一時。之后在武則天的大力支持下，他組織規模宏大的譯場，孜孜不倦工作直到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