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蔣介石怒稱“我在和共產黨代表談判”

蔣介石搖頭嘆息：“別人背叛我猶有可說，文白竟然如此！”

張治中多年追隨蔣介石左右，處在眾多文武高官注目之中。

張治中是蔣介石的心腹。蔣介石對張治中也不薄。“淞滬之戰”后，張屢遞辭呈，蔣不批。最后準了還要他先履新（大本營管理部部長）后再走。抗戰中的長沙文夕大火，給長沙百姓帶來深重的災難，張請求“嚴予處分”。蔣寬恕了張，槍斃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等三人，只給張一個“革職留任”的處分。1949 年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準備和談。張治中處境尷尬，特務毛森聲言“準備用手槍對付他！”張治中擬返回西北。蔣介石再三挽留：“我既然決定下野，以后就要談和，你怎么能走？你應該聽我的話！”

凡此種種，足見蔣介石對張治中的垂青。難怪當1949 年6 月26 日張治中發表《對時局的聲明》，蔣介石在臺北聽到后搖頭嘆息：“別人背叛我猶有可說，文白竟然如此！”一言道出蔣、張關系之深。

張治中的機要秘書余湛邦說：“（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復雜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長期密切的關系，另方面又與蔣介石血肉難分；既一貫主張聯俄聯共，又同時為國民黨右派政治路線出力；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觀愿望與實踐，又無法擺脫國民黨的桎梏。”

張治中任侍從室主任（一處）多年，素有“君勞臣憂，君辱臣死”封建思想的他，竭力為蔣排憂解難，化解矛盾（調和蔣與鄧演達、白崇禧的關系），可謂鞍前馬后，鞠躬盡瘁，往往還吃力不討好。因此，有人說張唯蔣命是從，是蔣的“灶下婢”。但張治中曾說：“在蔣的面前肯說話和敢說話的人很少，而在軍人當中，我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了。”故此，不時爆出“婢”而不 “卑”的話題來。

1942 年，蔣介石突發奇想要訪問印度。張治中首先表示反對，歷數利害，認為蔣是大國元首，這不是應邀訪華盛頓、倫敦，而是主動訪印，接受英殖民地總督招待，不合適，無意義，還會引起英國人的猜疑。

重慶歲月，敵機常來轟炸。某日，蔣、張等坐在防空洞閑談。張治中說，現在有種現象不好，大家不肯講話也不敢講話，認為“這不是一個革命黨內應有的氣氛，希望他（指蔣，筆者）多多鼓勵大家講話，發揚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蔣介石連連點頭，宋美齡在座插話：“講話是可以，但不能亂講！”

侍從室期間，張治中與蔣介石相處得不錯。張治中也有失誤，某次一戰區送來作戰計劃厚厚一摞，本應先交軍令部審核，他考慮那是一個重要計劃，便立刻簽字呈蔣。蔣見之，批了一段：“這樣的一厚本給我看，究竟你們是我的參謀還是我是你們的參謀？”張治中自感疏忽失職，但又覺得蔣有時挺幽默的，批評人也挺藝術的，不傷感情。

張治中對蔣介石的指令，有時“陽奉陰違”，有時也擅權，“越俎代庖”，也敢擔當。比如一些級別不大的官員的任免，他代蔣批示，不勞蔣費神，蔣也不問。

蔣介石性情急躁，好沖動。一次外出，蔣介石見四個人坐一輛軍用三輪車，車上坐著一個穿便服的。蔣介石下令“把那個人抓來！”侍從副官奉命辦了。蔣介石批示：“將那個搭三輪車的人槍斃！”副官請示張怎么辦。張治中說：“我負責任，把那張批示交給我吧。”張治中在蔣介石的批示后加上一批：“此人有無死罪，應交軍法執行總監部依法審訊。”他同時電告軍法總監說：這不過是委員長一時動了氣，非了得的事，“關幾天就夠了，有什么事我負責任。”

某日，張治中陪蔣介石游重慶老鷹巖，途中四川公路局一卡車撞壞了同行的一輛車。蔣介石說，要判那肇禍者15 年監禁。張治中將肇事者關了幾個月后，悄悄地將其放了。

還有許多蔣介石處罰人的事，張治中認為不盡合理，設法轉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張治中很注意方法和策略，在批件上說一些得體的話，給蔣留足面子，讓蔣聽了悅耳，蔣就不語，簽個“閱”字拉倒。張治中認為：“蔣不做聲就是默認。”

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中，張治中是從未帶兵與共產黨對陣的一位。1947 年張治中由新疆到蘭州，遇到一些反共軍事案件不好處理，他干脆到郊外興隆山上避風。1948 年蔣介石要把西北行轅改為綏靖公署。綏靖者，剿共之別名也。張治中不干，請求出國。蔣介石不得已“允準”，把綏靖公署改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這大概是全國唯一的例外。

蔣介石對張治中的“偏共”心中有數。在國共談判中，國共雙方為整編后保留軍隊的數字問題論爭激烈。張治中向蔣介石匯報時，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蔣介石不悅，兩人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馬歇爾剛好進來，見此大愕：“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蔣介石忿忿然地說：“我正在同共產黨的代表談判！”張治中忙向翻譯示意，不可直譯，雜以他語，遮掩而過。此事一時成為內部人談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