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歷史上與民國為敵的大清遺老鄭孝胥

鄭孝胥。福建閩侯人。清亡后，以遺老自居，寓居上海，近代詩人和書法家。資料圖片1923年8月22日，一輛馬車匆匆駛?cè)胱辖巧裎溟T。車中的客人先來到內(nèi)務(wù)府朝房，與幾位大清遺老見了面，正午時分，他來到養(yǎng)心殿，看見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輕人。很快，靜謐的宮城中隱約傳來一個老人的哭聲。這是溥儀第一次見到鄭孝胥。年輕的遜位皇帝后來回憶到：“他從盤古開天辟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談到高興處，眉飛色舞，唾星亂飛，說到激昂慷慨處，聲淚俱下，讓我大為傾倒。”

鄭孝胥同樣心緒難平。這個對大清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幾天后的日記中慨嘆，自從他辛亥年離開京城，到此時重返，十三年時光悠忽而過，“自念生逢世亂，窮老無所就”。誠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亂”，他的人生也許會大不一樣。十三年前。鄭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游輪上，矚望遠方，只見海波洶涌，與長煙落日融合于天際，頓時心曠神怡。他在日記中滿懷豪情地寫道：“余既出任世事，當(dāng)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損我哉！”此時是1911年7月，鄭孝胥51歲。一個月前，他剛剛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職，他發(fā)誓要干出一番成績。

儒家講求內(nèi)圣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須立功。鄭孝胥的仕進之路亦從青年時期開始，他于1882年中舉，歷任李鴻章、張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駐日領(lǐng)事，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章京等職，仕途不可謂不順暢。但是，對于一向自視甚高的他，這一切都遠遠不夠。1905年，時任廣西邊防督辦的鄭孝胥在龍州宴客演戲，在座中外客人百余位，觀眾上千人，軍民歡呼，煙火漫天。目睹盛況，鄭孝胥飄飄然對人說道：“我固有呼風(fēng)喚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這一年，他給朝廷的辭呈獲得了批準(zhǔn)，回到上海寓居。后來他對妻子透露心跡道“從此以后，若中國迄無振興之日，則終老山林，不失為潔身去亂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將求我”。顯然，鄭孝胥試圖待價而沽，并一舉登上一個更大的舞臺。用他后來一句更加直白的話說：“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為。”

在這種微妙的心態(tài)下，1906年，隨著立憲運動的高漲，鄭孝胥與張謇、湯壽潛在上海成立預(yù)備立憲公會，自任會長。然而當(dāng)各省諮議局興起，公會影響力降低，鄭孝胥也逐漸失去了蹤影，他開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實業(yè)救國、借債筑路了。一個笑話便是從此時開始流傳的，據(jù)說，在清廷1907年舉辦的一次憲政講座上，有人曾問鄭孝胥，中國如何才能富強？鄭曰：“只兩字便足。”問是哪兩字，曰：“借款。”問借款如何能使國家富強？曰：“我們借了外國人的款，外國人便窮了，我們便富了。安得不強？”眾人愕然。當(dāng)然，在這件事上，鄭孝胥不僅只會說空言高論而已，1910年春節(jié)，熱情高漲的鄭孝胥受到東三省總督錫良邀請，親赴東北，參與錦璦鐵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簽訂。此事后來被輿論譽為維護國家利益的“良言良行”。這一切，無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里。1911年6月20日，鄭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職。就在一個月前，朝廷剛端出了旨在借債修路的“鐵路國有”政策，并被輿論解讀為“與民爭利”，再加上“皇族內(nèi)閣”的出臺，清政府正處于四面楚歌之中。

當(dāng)時的《申報》曾一針見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運動愈演愈烈，當(dāng)?shù)毓賳T毫無辦法。而鄭孝胥既是借債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經(jīng)擔(dān)任廣西邊防督辦，對付會黨起義卓有成效，無疑是綏靖禍亂的上佳人選。文章還分析，日后鄭孝胥還會獲得更重要的任命。受命之后的第二天，鄭孝胥進宮面見載灃，前前后后只說了一個主題，那就是“借債修路”之國策決不可動搖，說得這位攝政王頻頻點頭，十分高興。后來，鄭孝胥得意地翻開日記，轉(zhuǎn)載了英國《泰晤士報》對這次會晤的一段評價，文中說，中國的直省大員，能夠以政治家的高度辦事或建言者，幾乎已經(jīng)絕跡，如今能達到此標(biāo)準(zhǔn)的，唯有新任湘藩鄭孝胥。這話聽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極了。在立憲派們紛紛與清廷決裂之時，曾經(jīng)的立憲運動領(lǐng)袖，卻搖身變?yōu)榍逋⒛芾簟５踉幍囊荒槐澈螅嵭Ⅰ憬K于即將如愿以償，登上自己夢想中的大舞臺。可是，這個舞臺早已危如累卵。

鄭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義的消息的，此時他正在京城參與厘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個電話后，他急急忙忙趕往京城內(nèi)的一座府邸，鎮(zhèn)國公載澤和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已經(jīng)在那里等他了。三個人議論起武昌的情況。鄭孝胥提出了幾點建議，首要的第一條，是以兵艦速攻武昌。盛宣懷則依舊對鐵路放心不下，他當(dāng)場給湖北都督瑞澂打了個電話，讓他一定要“力保鐵路”。當(dāng)然，這與鄭孝胥不謀而合。然而，鄭孝胥很快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鐵路那么簡單了。當(dāng)武昌起事的消息像病毒一樣蔓延開來，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種恐慌的氣氛中。10月15日，鄭孝胥翻開日記時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寫道，昨天，數(shù)萬人涌向大清銀行擠兌，大清鈔票在城中已是廢紙一張，買東西只能用銀元。又有謠言稱京城將有變，居民們相繼出城逃難，以至于火車已經(jīng)坐不下了，內(nèi)外城隨即戒嚴(yán)。五天后，一個日色黯淡的午后，鄭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紙書寫潦草的諭令，讓他馬上回任湖南。當(dāng)天下午，他去琉璃廠買了一串朝珠，帶在身邊，好像全然沒有在意老大帝國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鄭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輪。不過此時的情景，與數(shù)月前他赴任時真是天壤之別。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記中，鄭孝胥的情緒再也無法克制，他冥想萬端，種種悲苦凄涼，一起涌上心頭。他寫道，政府之失，在于紀(jì)綱不振，偷安茍活，但是還算不上暴虐苛政。現(xiàn)在依舊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滅宗祠的年代。倡言亂事，就是流毒全國，絕非“仁義”。10月29日，渡輪開到上海，鄭孝胥得到消息：湖南諮議局已經(jīng)成立，盛宣懷已被革職永不敘用。時局至此，他自然已經(jīng)沒有必要去上任了。鄭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樓”住了下來。形勢的發(fā)展讓人眼花繚亂，有些事情，是懷揣孔孟之道的鄭孝胥始終無法理解的。當(dāng)他得知立憲派領(lǐng)袖張謇已經(jīng)轉(zhuǎn)向支持革命，出離憤怒。他大罵道，南方士大夫毫無操守，有所謂“失心瘋”者，就是如此。遙想當(dāng)年，張謇籌辦大生紗廠最困難的時候，鄭孝胥是少數(shù)陪著他徜徉于上海馬路上、排愁分憂的莫逆之交。

同時，他也不甘于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陣子，就開始在日記中抱怨道，現(xiàn)在各省群雄并起，已無凈土，只有他袖手旁觀于“海藏樓”，這難道是天意不讓他進入這攤亂局嗎？他覺得，只要讓他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余今日所處之地位，于朝廷無所負，于革黨亦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diào)停之人耶？”事實上，自從革命爆發(fā)后，鄭孝胥的行事便帶有左右逢源的特征。他建議朝廷派海軍速攻武昌，然而當(dāng)薩鎮(zhèn)冰率領(lǐng)海軍壓境時，他又按照東南名紳趙鳳昌的意思，給薩鎮(zhèn)冰去信，勸他不要使生靈涂炭。12月9日，朝廷諭令，準(zhǔn)許人民自由剪發(fā)，當(dāng)天，鄭孝胥就帶著兒子把辮子剪了。這似乎都說明，他試圖積累信用，伺機“用世”。

但是，這依然是鄭孝胥的一廂情愿罷了。就在南北談判時，一張傳單也開始在上海悄然流傳，上面繪聲繪色地說，最近袁世凱派了人攜巨資跑到上海，邀請各報館主任吃飯，運動他們在報紙上反對共和。席間，鄭孝胥最為激烈，他破口大罵革命黨人道：“小孩子們何能成大事！”盡管這個秘聞后來被證明是訛傳，但由此可見鄭孝胥在時人心中的形象。傳單散發(fā)后，鄭孝胥開始頻頻受到革命黨人的威脅，有的甚至說道“三日內(nèi)必殺汝，今日晚間可至門外試之”。如此，出山“調(diào)停”之愿望自然胎死腹中，鄭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樓，坐看花開花落。生于末世運偏消，他早已被時代遠遠地甩在身后了。1911年11月14日，鄭孝胥對昔日部下所說的一段話，大概可以作為其心態(tài)的注腳：“世界者，有情之質(zhì)；人類者，有義之物。吾于君國，不能公然為無情無義之舉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為之；吾為人臣，惟有以遺老終耳。”無論從道義還是現(xiàn)實，他都只能當(dāng)大清的遺民。12月18日，鄭孝胥深夜四點起床，抄寫《伯夷列傳》。其時，窗外風(fēng)雨大作。

1912年2月12日，身在上海的鄭孝胥發(fā)覺天氣驟暖，并已有了早春的氣息。同一天，清廷在紫禁城頒布退位詔書，歷史就這樣平靜地翻開了新的一頁。鄭孝胥記得自己第一次走進紫禁城，是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他奉召進京，與圣上對陳國策。乾清宮中，光緒的身形十分瘦弱，說話的聲音似乎還不如鄭孝胥響亮，當(dāng)鄭孝胥遞上自己的折子時，折子還沒有觸到案臺，皇上就已經(jīng)伸手來接，顯得謙遜異常。在幾天后的一首詩中，鄭孝胥感懷道：“皇帝破資格，不忽一士微。”十年之后，光緒病逝，鄭孝胥做了一篇感情真摯的哀辭，他說，自己承蒙皇帝賜予國士的待遇，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報答，真是眼枯心腐！人生世間，知己難得，欲報知遇之恩者，請及時報效——君君臣臣的道義，鄭孝胥從未忘記。盡管，他此時身為立憲運動的領(lǐng)袖，正在痛陳專制之弊。

如今，民國建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第一次沒了皇帝，在鄭孝胥眼中，“今之天下，是亂臣賊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對于這個把恪守道義看得極重的士子而言，不管他是否還有經(jīng)世致用之心，他都要如同伯夷叔齊那般不食周粟。他甚至為皇室的不爭氣哀嘆，“聞滿洲皇族所爭者，優(yōu)待條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國，孰能助之，哀哉！”1916年10月10日晚，民國第五個國慶日，鄭孝胥約朋友在飯館吃飯，發(fā)現(xiàn)百姓休業(yè)，街上的學(xué)生舉行提燈會，喜氣洋洋，于是不禁罵道，“真醉生夢死之徒也！”數(shù)年間，鄭孝胥又回到當(dāng)初輕世肆志的名士生活，他憑著一手極其出色的書法，鬻字為生，其收入竟然遠遠超過當(dāng)時的大學(xué)教授。可是，他寫詩書字，絕不用民國紀(jì)年，鬻書求件，凡有“民國”字樣者，一律置之不應(yīng)。彼時，有人為“海軍員弁”求書，鄭孝胥說，“海軍員弁皆民國銜，吾安能書？”民國的官更是不當(dāng)，段祺瑞欲召其入閣主掌交通，鄭孝胥的復(fù)電只寥寥數(shù)字，曰：“家有小事，弗克應(yīng)召。”不應(yīng)召，還要說是因為家有小事，羞辱之意不言自明。他后來曾對人說，“吾與民國乃敵國也”。

然而，故國何在？這個問題，當(dāng)他再一次聽到紫禁城的召喚時，已經(jīng)有了答案。1924年2月，也就是那次激動人心的君臣相見之后半年，試圖振興祖業(yè)的溥儀正式將鄭孝胥封為“懋勤殿行走”，并派為掌管內(nèi)務(wù)府大臣。當(dāng)經(jīng)世致用的理想和君臣之道再次合二為一，鄭孝胥再一次拾回了當(dāng)年的激情。在宣統(tǒng)皇帝的回憶中，這個六旬老人說話時，永遠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他給溥儀講墨索里尼創(chuàng)了什么法西斯主義，日本怎么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他在給溥儀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zhuǎn)到了他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規(guī)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還有一次，君臣商量康有為賜謚的問題，鄭孝胥說：“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矢志復(fù)辟的鄭孝胥，仿佛已經(jīng)看見故國在向他招手了。“究竟誰是當(dāng)家？”事與愿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中，馮玉祥回師北京，迫使溥儀取消帝號，搬出紫禁城。年輕的皇帝先后避入醇親王府，德國醫(yī)院，日本使館，最后出走天津。對于心比天高的小朝廷來說，如此狼狽的境遇，實在是一種諷刺。鄭孝胥自然明白，單憑他們這些遺老的力量無法成事。他提出，應(yīng)該引入外國勢力襄助，“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產(chǎn)，共產(chǎn)必然亡于共管。”只要有國家愿意幫其復(fù)辟，將來可以給它以特權(quán)，讓其開發(fā)和經(jīng)營中國。他和溥儀都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寶座，繼續(xù)大清的氣脈，恢復(fù)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日本人是鄭孝胥找來的第一個外援。在他極力攛掇下，1931年11月，溥儀夜色中趕赴白河岸邊的一個碼頭，乘著日本人的汽船，秘密離開天津，奔赴東北，啟動復(fù)辟計劃。然而溥儀很快發(fā)現(xiàn)，一切和想象的都截然不同。先是1932年初偽滿洲國建立時，日本人許諾給他的“皇上”變成了“執(zhí)政”，接著，1932年8月18日，鄭孝胥拿著一份與日本人商議好的密約來找他。在這份密約中，日本人提出，偽滿洲國必須出讓大量利益，才能換取他們對稱帝的支持。溥儀一看這個協(xié)定，就火了。“這是誰叫你簽訂的？”毫無疑問，一旦他在上面簽字，漢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鄭孝胥說，這是他早就與日本人商量好的。溥儀頓時大怒道：“究竟是誰當(dāng)家？是你，是我？”鄭孝胥說：“臣不敢。這些協(xié)定實在是權(quán)宜之計，皇上欲求憑借，豈能不許以條件？”聽了這話，溥儀也沒有別的選擇，他怒氣沖沖地注視著鄭孝胥帶著簽字后的密約離開。但是，溥儀或許不知道，鄭孝胥此刻內(nèi)心的掙扎。

1932年9月15日，鄭孝胥作為“滿洲國”的國務(wù)總理，與日本關(guān)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特命全權(quán)大使武藤信義簽訂《日滿議定書》。有簽字儀式現(xiàn)場當(dāng)事人回憶，他帶著議定書走進舉行簽字儀式的大廳前，在休息室看到，國務(wù)總理鄭孝胥的面部在痙攣。武藤致辭表示日本決定承認滿洲國后，鄭孝胥致答辭，但“鄭孝胥總理想快一些致答詞，可是說不出話來，他的嘴蠕動了半天，面部表情極度緊張，顯出一副要哭的神氣。時間5秒、10秒、30秒過去了，可這位總理欲發(fā)言而不能出聲，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內(nèi)心深處一定像波濤起伏，充滿了錯綜復(fù)雜的激情”。“我萬分焦急地等待著他的講話快點結(jié)束，我打開議定書暫不填寫日期，希望盡快簽字。然而，當(dāng)要一份一份地簽字時，鄭總理恢復(fù)了平靜。他好像是剛剛抽完羊角風(fēng)”。鄭孝胥似乎又一次說服了自己。9月末，他告訴法國記者，自己要營建的是一個樂土，行的是“王道”。

“道”是什么？對這個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許它包括用世，包括禮義，也包括君臣，然而對于民心、大勢，它卻總是太過冷酷，而對于鄭孝胥本人，又實在太過沉重。但是，終其一生，鄭孝胥都沒能將它擺脫，哪怕不得不因此倒行逆施。鄭孝胥沒能看到大清中興的那一天，當(dāng)他開始按照既定計劃，呼吁其他國家參與“共管”，分享日本人的利益時，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盡頭。1935年5月，再也沒有利用價值的他，被日本人以需要養(yǎng)老為名相逼，被迫自行辭職，并被軟禁在家。1938年，79歲的鄭孝胥暴卒于長春，他被埋葬在沈陽東郊天柱山下，努爾哈赤陵附近。最終，鄭孝胥只是在大清開國者的墳塋旁，靜悄悄訴說著那未完成的故國遺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