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炸彈案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 地點不在銀錠橋

掌故學家津津樂道的“銀錠橋案”，即指清宣統二年(1910年)庚戌，汪精衛、黃復生、喻紀云等革命黨人潛入北京，謀炸監國攝政王載灃而被破獲一事。張江裁邀齊白石、李雨林繪“銀錠橋話往圖”，“遍征題詠，為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實”，正是為他重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做宣傳。因此，要表彰作為“政治史跡”的銀錠橋，須從庚戌炸彈案說起。

1942年《古今》月刊第五期上登出一則《銀錠橋話往圖記》，作者張江裁(字次溪)記述此事原委稱：

舊京地安門外，夙多潭沼，荷芰菰蒲，不掩淪漪之色，銀錠橋尤為第一絕勝處。橋東西皆水，在三座橋北，以形得名。南眺宮闕，北望梵剎，西山千萬峰，遠體畢現。宋牧仲詩所謂“不盡滄波連太液，依然晴翠送遙山”者是也。

沿著后海北岸往東走，到水面最窄、像個葫蘆腰的地方，便是銀錠橋。說是橋，一不留心就走過去了。橋頭往左拐，是煙袋斜街;往右拐，便上橋。橋不高，幾乎和兩頭的街面平行;只有丈把寬，不過兩丈長。銀錠橋之“絕勝處”，并非橋本身，而在這一特殊位置提供的視野。站在橋頭上往西北眺望，后海的水面越來越寬，也愈發蒼茫，在天水極處，浮現著一痕西山的影子。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云，“過銀錠橋之觀音庵，立地一望而大驚”，“西接西山，層層彎彎，曉青暮紫，近如可攀”。

然而銀錠橋之有名，如掌故學家徐一士所云，“非徒嘗以‘銀錠觀山’廁八景”，“足為雅流懷舊之資而已”。其所以反復出現在清末民初直至1940年代的掌故文章中，非憑借波光山影，而是因為銀錠橋作為“政治史跡”的重要性。

掌故學家津津樂道的“銀錠橋案”，即指清宣統二年(1910年)庚戌，汪精衛、黃復生、喻紀云等革命黨人潛入北京，謀炸監國攝政王載灃而被破獲一事。張江裁邀齊白石、李雨林繪“銀錠橋話往圖”，“遍征題詠，為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實”，正是為他重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做宣傳。因此，要表彰作為“政治史跡”的銀錠橋，須從庚戌炸彈案說起。

一、 庚戌炸彈案起因

庚戌(1910年)前后，革命前景不容樂觀，“丁未(1907年)黨人敗北于鎮南關，戊申(1908年)河口之役又被挫”。在武裝起義頻頻失敗的陰影下，孫中山一系遭到同屬同盟會的光復會派，即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之責難。汪精衛北上前，留書孫中山云：

此時團體潰裂已甚，維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彌縫，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輩努力為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于熱，懷疑者復歸于信。

所謂“事實之進行”，除靠海外募捐支持的各地武裝起義外，最易聳人聽聞者莫過于“直接激烈之暗殺行動”。汪精衛執意投身暗殺行動，雖自稱“目的在于破敵，而非在于靖內變”，然同盟會內部之“潰裂”，黨人間的互相猜忌，無疑是促其決意北上行刺的原因之一。

除了黨內分歧，黨外如康梁一派以《新民叢報》為陣地，譏諷汪精衛等為“遠距離的革命家”，謂革命黨首領“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1905年以后革命黨人面臨的更大危機，則是全國上下興起的預備立憲運動。據宣統元年(1909年)三月十九日汪精衛致胡漢民書，僅以廣東而論，官界、紳界、商界、學界孜孜然“以選舉咨議局紳為唯一之大典”，“彼偽立憲之劇團，日演于舞臺以炫人之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令國人愈信立憲以弭革命之風潮”。

值此內外交困之際，汪精衛以為革命黨人之活動范圍不能限于海外，革命之手段亦不能囿于論戰、演說、募捐等“遠距離”的運動模式。其主張海外運動與深入內地直接激烈之行動“相須而行，廢一不可”，“縱有千百之革命黨，運動于海外，而于內地全無聲響，不見于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幾忘中國之有革命黨矣”。

二、“以身為薪”之烈士情結

汪精衛臨行前，嚙指為血書致胡漢民曰：“我今為薪，兄當為釜”?！靶健?、“釜”之喻，出自汪氏《革命之決心》一文：

譬之炊米為飯，盛之以釜，熱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為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镕，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于成飯，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為薪乎？抑以身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

汪精衛以為，革命之決心，發端于孟子所謂的“惻隱之心”。擴充各自的“惻隱之心”，則能破除富貴、貧賤、威武乃至好名之誘惑。因此“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為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

在汪精衛看來，由仁心而生的勇氣，乃經深思熟慮的“義理之勇”，而非一時“血氣之勇”。所謂“義理之勇”的兩種表現，一曰“不畏死”，二曰“不憚煩”。以身為釜，即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以身為薪，即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汪精衛以為革命之事，條理萬端，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擇其一而致力焉。革命黨人中，“以身為釜”，有“恒德”之代表為孫中山;“以身為薪”，有“烈德”之代表，為惠州起義時因謀炸兩廣總督而犧牲之史堅如。

汪精衛投身暗殺行動，雖是著眼于革命效果之最大化，其論“革命之決心”，卻是純粹的動機論——用心(即動機)是否純粹決定道德之高下——深受王陽明“良知說”的影響。汪氏文中三次援引王陽明之言，如其答聶文蔚書曰：“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不信”。此語不僅可以用來解釋清季汪精衛不顧孫中山、胡漢民之阻，執意北上行刺一事，亦可從他抗戰時期的選擇及自我解釋中窺見動機論的影子。庚戌炸彈案敗露后，汪精衛被捕入獄，其攜帶的衣物書籍清單中竟有陽明學三本，可佐證王學對他的影響?！陡锩疀Q心》刊于1910年2月《民報》第26期，署名“守約”，據稱汪精衛“庚戌蒙難入獄時藏于衣襟中者”，故此文可視作汪氏事先預備之自供狀。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葉嘉瑩為《雙照樓詩詞稿》作序時稱，汪精衛在詩詞中所表現的，和在生活中所實踐的，是他終生不得解脫的一種“精衛情結”。所謂“精衛情結”，如汪氏《被逮口占》所云：“啣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也就是《革命之決心》等自白書中反復提及的“以身為薪”之勇氣。1944年胡適得知汪精衛死訊后，在日記中感嘆：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

三、銀錠橋還是甘水橋？

庚戌炸彈案的發生地，向多傳為銀錠橋。張江裁輯《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亦采此說，故邀人繪“銀錠橋話往圖”，欲纂《北京銀錠橋史志》，意在表彰銀錠橋作為“政治史跡”之重要性，藉此宣傳時任偽國府主席之汪精衛的革命英雄形象。

然而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汪兆銘炸載灃”一章，則謂黃復生、喻云紀二人安置炸藥的地點：

初覓得鼓樓大街，因值修筑馬路，不果。改覓煙袋斜街，以無鋪保，亦不果。乃定于甘水橋。此地在什剎海之旁，三面環海，僅一面有居民數家，甚僻靜，與鼓樓大街、煙袋斜街，均為載灃早朝必經之道也。

甘水橋之說，乃根據庚戌炸彈案當事人黃復生的自述。汪、黃等人先后潛入北京，經營的暗殺機關為“守真照相館”。照相館于庚戌元旦開張，選址在宣武門外琉璃廠東口火神廟西夾道。當時攝政王上朝途經鼓樓大街，鼓樓前有短墻，黃復生等計劃伺其通過時，將貯有炸藥之大鐵罐由短墻投下。這一方案因鼓樓大街改筑馬路而未能實現。隨后得知載灃上朝路線必取道煙袋斜街，又以租屋不得作罷。黃復生自稱，經多方調查，最后擇定什剎海旁之一小橋，名甘水橋，距攝政王府最近，為其出入必由之地。甘水橋北有陰溝一道，可于橋下埋放炸彈，人則藏于陰溝內，用電氣雷管引爆炸彈。

庚戌炸彈案之導源地，究竟是銀錠橋，還是甘水橋？張江裁曾當面詢問汪精衛，然汪氏對此似乎并不在意，漫應曰，銀錠橋而已。這并未打消張氏之疑慮，1943年3月2日他向老友劉振卿去信求助。劉氏平素究心北京風土，常在《實報》、《北平晨報》上發表掌故文章，考訂清代遺聞軼事。張江裁信中稱其雖久居北京，于北城地理不甚熟習，不知甘水橋在北城何處。與銀錠橋相隔若干里。

劉振卿回信說，甘水橋在鼓樓西大街，而銀錠橋在后海東部，一溜胡同西口外，官房口東口外。破此疑案之關鍵是攝政王入朝路線，因扈從隆盛，為警戒方便起見，乃出府東行，自鼓樓西大街東口向南，直入地安門。絕不可能出府沿后海北岸至銀錠橋東，自一溜胡同出至大街，因一溜胡同寬不足四尺。又不可能過銀錠橋西南行，自什剎海經皇城根入地安門。

劉振卿據攝政王上朝路線及什剎海周邊地形推斷，銀錠橋未必與庚戌炸彈案有關。但令其不解的是，事實上北京人莫不知破案地點在銀錠橋，晚清以降各家筆記、傳說亦在銀錠橋。另一種可能性是炸彈確實埋在銀錠橋下，因當時汪精衛等人并未調查清楚攝政王上朝是否路經此橋。劉氏雖熟知京城風土及晚清掌故，但三十年來不曾撰文談庚戌炸彈案，乃是覺得以“銀錠橋”三字冠名此案不妥，因其離警戒路線太遠。要探明此事，也很簡單，劉振卿給張江裁支招說，只需請示當事人，當時之橋是大是小，是高是平？若大而平，便是甘水橋。若小而高，則為銀錠橋。

四、以攝政王上朝路線為證

無奈汪精衛似乎對此記憶模糊，張江裁只能寫信懇請劉振卿代詢老北京人。對甘水橋之說，他的疑點是：一、甘水橋是否為攝政王入朝必經之路？二、有關甘水橋之歷史。三、掩埋炸彈的地點，除銀錠橋、甘水橋外，當日報紙上還有種說法是埋于內城鴉兒胡同小石橋下，此橋是否也在攝政王府左右？四、攝政王府究竟在銀錠橋附近，還是在甘水橋旁？

對張氏上述疑點，劉振卿復信解釋道：甘水橋為攝政王上下朝必經之路，此橋無歷史可言，為后海行人小橋之一。據劉氏所述，甘水橋下之溝，為半明半暗。橋北端為暗溝，直通鼓樓西大街;橋南端為明溝，自此南行十幾步，鴉兒胡同西口外有一無名小橋，俗稱“甘水橋小橋”，橋下即為埋炸彈之所。攝政王府在甘水橋西，甘水橋在王府東墻外，小橋則在王府東南角。

在張江裁提議下，劉振卿撰文詳述攝政王上下朝路線及警戒情形，刊于1943年3月18日《實報》“暢觀”欄。據其考證，攝政王之白色雙馬四輪轎車，每日上下朝有一定的路線：出府門向東，自馬圈柵門前，經小橋向北，過甘水橋至鼓樓西大街東行，經鼓樓前大街，向南直入地安門。下朝時，有時走捷徑，進煙袋斜街，經鴉兒胡同，過甘水橋迤南之小橋回府。汪精衛謀炸攝政王，埋炸彈之處即在此無名小橋下。而銀錠橋遠在官房口及一溜河沿，與庚戌炸彈案無關。按劉氏考證，攝政王上下朝無論如何走法，均距銀錠橋甚遠。且就橋的外形來看，銀錠橋窄而高，攝政王之雙馬四輪大轎車，怎能冒險走羅鍋式之穹形橋？

劉振卿《甘水橋炸彈案》一文在《實報》上登出后，無人響應。其抱怨說，或許是因為新掌故家不屑為此陳谷爛芝麻費腦力，而當時之親貴也無暇與窮酸文人打交道，故只有一個張次溪在南京瞎嚷，一個劉振卿在北京瞎喊而已。但張江裁以為“庚戌一案，實關民國奠基，事隔三十年，已傳聞異詞，即今不考，后將何據”。隨即將其與劉振卿之來往書信編排匯印，題作“庚戌橋下案質疑”，刊發于汪偽江蘇省教育廳主辦的《政治月刊》上，后收入該氏所編之“中國史跡風土叢書”，改名為《北京庚戌橋史考》。

五、混入史跡中的政治塵埃

為何晚清以降，庚戌炸彈案一直被冠以“銀錠橋”之名，連當事人汪精衛也索性將錯就錯，不愿出面澄清這一美麗的誤解？據張江裁分析，還是“銀錠觀山”的美譽暗中成就了其作為“政治史跡”的傳聞：

銀錠橋所以被人誤認庚戌一案導源地，雖緣近人筆記、父老傳說，有銀錠橋之語為修史者所據，但橋素負清幽盛譽，清季騷人墨客，相率結游其地，更藉詩詠以彰其美，名遂冠環十剎海諸橋之上。庚戌炸彈案后，諸家新聞記此役事，又大抵著眼事因與經過情形，固不遑考其發生之地果為何橋，致令銀錠橋飽掠時譽，亦因其往跡殊景為人所向往而不疑之故。

劉振卿做翻案文章，以攝政王上朝路線為證，指出銀錠橋為什剎海后海之水流入前海之門戶，然攝政王府在后海北沿，去此橋甚遠，故“銀錠橋案”應正名為“甘水橋案”。甘水橋之名不彰，因其無銀錠橋有歷史兼處地之佳。

劉振卿信中提議將汪精衛等人埋放炸彈之無名小橋，命名為“精衛橋”或“庚戌橋”、“雙照橋”。張江裁于此處加按語稱：“已托周知堂先生代訂并撰文鐫石，以垂永久?！敝苤眉礊椤锻艟l先生庚戌蒙難實錄》題字作序之周作人。然當《庚戌橋下案質疑》一文更名為《北京庚戌橋史考》，收入“中國史跡風土叢書”時，張氏按語易為：“此無名小橋，改名曰庚戌橋。已請閩縣李釋堪先生撰文鐫石，以垂永久?！睆埥醚钺尶八?，即1943年發表于《古今》上的《庚戌橋記》;又名《北京庚戌橋記》，同時刊載于汪精衛支持的詞學雜志《同聲》月刊上。

1943年4月4日張江裁上書偽北京市政府，請將甘水橋小石橋易名為“庚戌橋”。呈文曰：

監察院簡任秘書張江裁呈為標定地名以存史跡而重名賢事。案北京地安門外清攝政王府附近小橋，名甘水橋小石橋者，實為今國府主席汪公精衛于宣統庚戌發難舉義謀炸權要以告國人驚天破地之處。吾中國歷史地理上，所當揭橥珍重之一大端也。豫讓刺趙襄子伏于橋下，施全刺秦會之亦伏于橋下，彼二子往跡，皆以橋下著名。況此甘水一橋，有系于我民族史跡之重，迥非前二者之侔乎。今甘水橋小石橋應定名為庚戌橋，標定地名，以存史跡，使百世之下，聞風者得以興起，實為公便。

張江裁試圖借政府之力，將掌故學家的翻案文章銘刻為“政治史跡”以垂永久。由此呈文可見其考訂庚戌橋案背后的政治企圖。

從“銀錠橋話往圖記”到“庚戌橋史考”，張江裁與劉振卿合作之翻案文章，與其說是出于掌故學者的歷史考據癖，不如說是為了迎合1940年代淪陷區的政治局勢及他個人的出處選擇，刻意凸顯汪精衛作為革命志士、開國功臣的“英雄形象”，為汪偽政權尋求“中國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的憑據。作為革命史跡的“庚戌橋”，說明掌故學家打撈的歷史風土中難免混入政治的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