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齊齊武帝遭遇了什么打擊導致其最終病故？

永明十年夏四月十五日辛丑，大司馬豫章王蕭嶷薨，年四十九。這是齊武帝蕭賾自父親蕭道成死后遭受的最大打擊。蕭賾與蕭嶷一母所生，兄友弟恭，關系十分融洽，正如蕭賾自己所說，“友于之深，情兼家國”。無論接見故交好友，還是機密事宜，即便在蕭賾所喜愛的景陽樓這樣的私密場所，往往也“唯豫章王一人在席”。對這樣貼心手足兄弟的死，齊武帝悲痛萬分，半年之間，詔書累下，不能自已，“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歔欷流涕”，以至于再次登上景陽樓時，悲從中來，下令毀去。一直到來年初，太子蕭長懋依舊能感覺出父王的悲傷，試圖為蕭嶷鐫勒一通極好的碑文，以慰藉其痛苦。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正辛勤奔波于豫章王蕭嶷碑文的文惠太子蕭長懋忽然抱病。雖然蕭長懋由于肥胖，身體一向不好。但這一次明顯不同，齊武帝在探視之后，被近臣察覺面有憂色。很快，太子的病情急轉直下，二十五日丙子，文惠太子薨。還沒能從蕭嶷的死中恢復的齊武帝蕭賾，又遭遇當頭一棒。

蕭嶷的死，在親情上重創了齊武帝；蕭長懋的死，則從感情與政治兩方面沉重打擊了蕭賾的精神。蕭齊王朝從草創之初，便確定了“系廢興于太子”的方針，從父親蕭道成到自己，在太子蕭長懋的培養上，花費了無數的心血。而如今皇帝已經五十四歲，垂暮遲遲，朝野上下，從皇帝到百官，都已經認為太子“旦暮繼體”，國家將順利地延續下去。突然之間晚年喪子，國家無嗣，多年辛苦毀于一旦。蕭嶷之死，皇帝還能夠詔書累下，痛訴哀思；蕭長懋之死，便已經口不能言，“上幸東宮，臨哭盡哀”，只能到靈前痛哭一場。非但是哭喪子之痛，更是哭國本動搖，無以為繼。

而上蒼似乎也降罪于皇帝本人，從永明十一年三月開始，陰雨綿綿，中間又或夾雜冰雹、大風等等，水旱成災，風水為禍。五、六、七月，皇帝不僅僅要傷心于家事，還憂心于天下，詔書不斷，賑濟災民，免除賦稅，忙得不可開交。

這一年，是蕭齊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齊武帝蕭賾五十四歲，魏孝文帝二十六歲。在齊武帝焦頭爛額之時，并沒有想到，萬里之遙的北方，另一場大風波正在等待著自己。

從兩年前的太和十五年起，剛剛親政一年多的魏孝文帝，在北疆的平城開始了自己“四海移風，要荒革俗”的政治、法律、禮儀等改革。然而舊貴族強大的阻力讓孝文帝明白，在舊勢力集中的平城進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在和元澄等親貴心腹交流中，孝文帝說：“國家從北方興起，雖然現在富有四海，但畢竟是用武之地，不利于文治，移風易俗，太過困難。唯有中原，才是一個大一統王朝適合的核心。”為了減少來自保守的鮮卑貴族的壓力，用南征的名義進行遷都，成為魏孝文帝的高明手段。太和十六年四月之后，原本計劃將平城建設為萬邦來朝中心的計劃宣告停止，伴之以秘密的南遷籌劃。

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醞釀之后，從太和十七年春天開始，魏孝文帝大會群臣，親令龜卜，正式將“南伐”提上議事日程。并且特別關注了逃亡北方的劉宋王朝遺脈劉昶，將吊民伐罪、為劉氏復仇，作為一個很好的戰爭借口。

為了對內掩飾遷都的真正戰略意圖，魏孝文帝并沒有對齊武帝蕭賾隱瞞“南伐”的舉動。《南齊書·魏虜傳》稱“宏亦欲南侵徐、豫，于淮、泗間大積馬芻。十一年，遣露布并上書，稱當南寇”。在大會群臣之后，正月十四日乙丑，魏孝文帝派遣邢巒、劉承叔二人帶領使團，于四月抵達南京，將“露布”即戰書，和孝文帝的親筆信送到了蕭賾的面前。

與此同時，南朝前線的情報人員也向齊武帝發回消息。永明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癸卯，晉安王蕭子懋出任雍州刺史，齊武帝敕以邊略稱：“吾比連得諸處啟，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顯然，此時的齊武帝錯誤地理解了魏孝文帝傳遞的信息，認為北軍只是虛張聲勢，不會大舉南侵。對于北方的部分異動，蕭賾讓雍州、荊州、郢州各自準備了數千人以作應對，同時吩咐“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將工作重心放在了打探消息和預警上。與此同時，還賜蕭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等書，并稱“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也”。可見，此時的蕭賾最關心的是兒子的成長，并沒有將北方的異動放在心上。

在邢巒等人抵達南京，拿到戰書之后，齊武帝蕭賾依舊判斷北方只是虛言恫嚇。四月初三日癸未，邢巒、劉承叔等率領使團到達建康。二十三日癸卯，以劉靈哲為兗州刺史；五月二十一日庚午，以蕭惠休為徐州刺史。二十七日丙子，以宜都王鏗代替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仔細觀察這幾項變動，劉靈哲乃宿將劉懷珍之子，史傳中有其孝義之行而無一絲戰功；蕭惠休乃蕭齊皇室恩主蕭思話之子，此前亦無任何戰績。廬陵王子卿，在鎮荒唐，嬉戲軍事。宜都王的任命顯然是因為廬陵王實在不像話。從上述軍政調整，我們可以很容易判斷出，蕭賾對于魏孝文帝的“南伐”是沒有太看重的，邊防將領、布置并沒有什么大的改動，否則不應僅安排幼王與功臣宿將之后駐守徐州、兗州這樣的前線重鎮，而不安排朝廷的主要武將。顯然，齊武帝蕭賾此時的形勢判斷，依然以為北方“必無敢送死理”。這是蕭齊王朝對于魏孝文帝戰略意圖的一次重大誤解。

魏孝文帝的步伐，并沒有受蕭賾主觀意志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與輿論準備，太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魏孝文帝正式啟動了南征計劃。與此同時，“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調動各地州鎮兵，向洛陽集結。七月初十日戊午，“中外戒嚴”。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部隊調配等工作。北方的戰爭機器全面開動起來，各地軍隊調動越來越頻繁。到了八月初九日丁亥，“帝辭永固陵”。十一日己丑，“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馀萬”，兵鋒直指南方。

在萬里之遙的平城緊鑼密鼓籌備南伐時，迭經喪兄失子之痛又焦心于水旱成災的齊武帝蕭賾病倒了。七月，上不豫。二十日戊辰，“虜侵邊，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樊城”。顯然，在二十日之前，齊武帝蕭賾得到了一條重要的邊疆警訊。根據前文蕭子懋出鎮雍州時蕭賾的吩咐，很容易推斷出是南陽舞陰等地傳來了魏孝文帝詔造河橋、各地州鎮兵向洛陽云集的確切消息。這一情報，讓朝野上下“憂惶”萬分，認為 “戎事不小”，又將孝文帝的南伐解讀為一場嚴肅而來勢洶洶的戰爭。

確實，魏孝文帝的遷都，“外示南討”，為了脅迫舊貴族南下，動員天下百萬大軍，聲勢浩蕩。當年苻堅、拓跋燾的南征，也不過如此。那兩次南北之戰，雖然最后都是南方得勝，但無論淝水、瓜步，南朝都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淝水戰勝，謝安尚且斷屐齒而不知；瓜步之危，宋文帝北望而悔封狼居胥。如今，這樣的國家危亡關頭，又出現在齊武帝蕭賾與滿朝文武的面前。這就是齊武帝蕭賾為首的蕭齊王朝，對于北方的行動產生的第二次誤讀。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前后的情形。邊疆警訊傳來，北方大舉南侵，來勢洶洶，皇帝原來的形勢判斷失誤，錯過了應對的大好時機。皇帝為此憂懼疾篤，緊急派遣陳顯達這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身極鼎將”的朝廷“爪牙柱石”前往北方前線，替代雅好文事的晉安王子懋，統籌戰事；朝野上下惶恐萬分，如竟陵王蕭子良之流開始招募私兵，王融等人開始謀劃擁立蕭子良，并得到了士族輿論的理解（“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可以想見，當其時，整個南朝朝廷與皇帝，其內心驚慌失措與憂懼惶恐到了何等地步。

由于年代的久遠，并沒有材料可以告訴我們蕭賾究竟是何時病倒的。但根據情理推斷，從蕭嶷、蕭長懋的相繼去世，從永明十一年開始，蕭賾的身體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這是毋庸質疑的。本紀稱七月，蕭賾開始不豫，并沒有明確系日。緊接著稱“虜侵邊，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樊城”，“戊辰”放置在“虜侵邊”之后，不禁讓人遐想，蕭賾恰巧在此時病倒，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然而無論蕭賾的病情源于何時，在七月二十日發展到什么程度，北朝南侵的消息無疑給了他最沉重的一擊。

豫章王蕭嶷曾對齊武帝蕭賾說：“古來言愿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愿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齊武帝蕭賾回答稱：“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于事亦濟。”齊武帝蕭賾并不是一個碌碌無為的皇帝，在位期間“治總大體，以富國為先”、“府藏內充，民鮮勞役”，在統治的后期，甚至開始規劃北伐，準備收復中原失地，其雄心與國力，彰顯出永明之治是自宋文帝元嘉之后，南朝又一個強大昌盛的年代。然而蕭嶷、蕭長懋的相繼去世，讓皇帝處于一種極度虛弱的狀態，而魏孝文帝來勢洶洶的南伐，把虛弱的齊武帝逼上了絕路。

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躺在延昌殿的齊武帝，或許正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但更多是在糾結眼前的困境。自己病重垂危，命不久矣；皇太孫剛剛冊封，立足未穩；朝野上下，憂心忡忡，流言紛紛。嚴重而無解的時局，深深地了傷害蕭賾的身心。他無法承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憂心于“皇業艱難，萬機事重”，更害怕于“魏軍將至”，病情急劇一發不可收拾。就在北邊警訊傳到不到一個月，派遣陳顯達出鎮之后僅僅十天，七月三十日戊寅，齊武帝蕭賾，留下了“不能無遺慮耳”的遺言，駕崩于延昌殿，終年五十四歲。而在他死后僅僅七年，烜赫一時的蕭齊王朝，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