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漢武帝會頗受詬病 重用酷吏導致國進民退

漢武帝的優秀繼承人，他的曾孫漢宣帝曾一語道破漢朝政治的實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王道，即儒家宣揚的以道德禮義教化為核心的仁政，它只是漢朝施政的一方面，而霸道，即以嚴刑峻法為核心的法家則為施政的另一方面。更進一步說，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外儒內法，即以儒家作為裝飾，以法家為核心才是漢朝真正的施政方針。

“外施仁義”只不過是漢武帝表面上倡導的意識形態，官方的宣傳，如果真的相信了未免太過天真。法家嚴刑峻法，令行禁止，信賞必罰，效率高，組織、動員性強，才能滿足漢武帝的多欲，也符合他的行為處事風格，因此漢武帝重用酷吏是理所當然的，張湯就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張湯從小就喜歡審案，是這方面的天才。他先后被周陽侯田勝、武安侯丞相田蚡兄弟倆推薦給了漢武帝。他在處理陳皇后巫蠱案件時窮追黨羽，被漢武帝賞識提拔為太中大夫，與另一位酷吏趙禹一起制定各種法律條文，力求嚴厲細密，對官吏尤為嚴苛。張湯將趙禹看作兄長，兩人關系很好。趙禹為人廉潔、倨傲，不養食客，也不與公卿大臣有私人來往，暗中追查官員們的罪行，后來升任少府。以前趙禹是丞相周亞夫的下屬，丞相府中的同事都稱贊他清廉、公平，然而周亞夫卻不重用他，認為他雖然非常能干，無人能及，但是深文周納，行事嚴苛，不能重用，后來趙禹升任九卿后，行事果然如周亞夫所料。

張湯、趙禹共制訂的律、令總共有359章，大辟(斬首)罪409條，案例1882件，判處死罪的參照案例多達13472件。法令文書堆滿房間，法官也看不完。沒人能完全掌握如此龐雜的法律，正好給了酷吏們上下其手，玩弄法律條文、制造冤假錯案的機會[2]。

張湯升為廷尉，位列九卿后，與天下名士大夫來往，雖然內心里他對這些人很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裝作很仰慕。當時漢武帝喜歡儒學，因此張湯也想投其所好，審案也要附會古代的經典，還請專門研究《尚書》、《春秋》的博士充當他的下屬幫助斷案。張湯在上奏疑難事件時，必定預先為漢武帝分析案件的原委，得到了肯定，就將漢武帝的意見制定為法律條文，以宣揚他的圣明;奏事被批評，張湯就謝罪，然后揣摩漢武帝的意見，說他的下屬們也是這個意見，但是因為自己愚笨，不加采納才弄錯了，因此常常被寬恕;如果奏事受到表揚，張湯也說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聽取了下屬意見的緣故。張湯要推薦某人，就會揚其善掩其過。如果漢武帝想要治某人的罪，張湯就會窮治;如果漢武帝想要赦免某人，他就會與下屬想著法子減輕其罪行。如果審問的罪犯是豪強大戶，張湯必定曲解法律條文嚴厲治罪;如果審問的對象是弱勢底層，他就去見漢武帝為其減輕罪行。

張湯對于高官非常尊敬禮貌，經常送給他們的賓客飲食;對于故人子弟無論是當官還是貧窮的都照顧得很周到，更是不避寒暑拜訪高官;所以張湯雖然審案嚴刑峻法且并不公平，但在官場的聲譽卻很好。他的下屬們雖然執法嚴酷，卻依附于那些儒學之士，因此儒學丞相公孫弘多次稱贊張湯。兩千多年前的人們也知道披一層儒學的皮能掩蓋自己的本質，以博取好名聲，如同現在大把的所謂“儒商”、“儒官”。

張湯在辦理淮南、衡山、江都三位諸侯王的謀反案時，不留余地，窮追猛打，株連殺掉了好幾萬人。漢武帝原本不想追究卷入此案的莊助與伍被，張湯卻一反自己事事逢迎的習慣，力爭將這兩人處死，他多次通過類似的手段清除掉同事，用來作為自己的功勞。漢武帝因此認為他秉公執法，既忠心又能干，將他提拔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

匈奴渾邪王等部投降漢朝后，又大舉發兵征伐匈奴，正逢山東地區水旱災害，災民流離失所，全部需要政府接濟，文景以來的國庫積蓄為之一空，甚至連跟隨衛青、霍去病北伐的士兵薪水都發不出[3]。于是張湯又秉呈漢武帝意旨，主持國家的經濟工作，改變了漢文帝制定的經濟自由主義、藏富于民的方針，而是采用了“國進民退”的新經濟政策，鑄造白金及五銖錢，以獲取鑄幣稅，又將天下的鹽業、鐵礦冶煉業收歸國有，由國家壟斷其生產與買賣，擴大征稅范圍、提高稅率，打擊富裕階級與中產階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7年)任命齊國的大鹽商東郭咸陽、南陽的鐵商孔僅為大農丞(大農的屬官)，主管鹽、鐵生產、經營事務，而洛陽商人出身的侍中桑弘羊因精于計算也參與籌劃，三人對于經營、斂財都非常精通。鹽鐵專營的方案就此確定，認為山、海的資源都是屬于皇帝的，因此鹽、鐵要由政府專營，如果有人違反私人經營，不僅要沒收他們的生產器具，還要砍掉他們的左腳。于是又任命了很多商人充當官吏便于壟斷鹽鐵生產、經營。但是由于壟斷，缺乏市場競爭，政府所屬的治鐵工廠制造的產品質量低劣，卻價格高昂，還要強迫民眾購買。

同年，漢武帝命令少府鑄造白金幣，所謂的白金就是白銀，但還摻雜了錫，以龍、馬、龜為紋樣，號稱“白金三品”，規定其價值分別為三千錢、五百錢、三百錢，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盤剝行為;同時又鑄造發行了三銖錢[4]，但僅過了幾個月，主管部門認為三銖錢太過輕薄，容易被盜鑄，于是又命令各郡國鑄造五銖錢;雖然法律規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但仍然是“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5]。自從鑄造白金、五銖錢后的幾年內，因犯盜鑄犯法者太多，無法全部誅殺，吏民盜鑄金錢應該判處死罪，并被赦免的就達數十萬人。漢武帝又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巡視各郡國，舉報盜鑄錢幣謀利的豪強富商以及太守、諸侯國相。為了確保新經濟政策的順利推行，漢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張湯，又提拔減宣、杜周、義縱、尹齊、王溫舒等一幫酷吏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主要助手)、九卿，派遣直指(特派員)巡視各地。

為了盡量斂聚錢財，漢武帝與張湯想出了一個創意，用皇家園林中飼養的白鹿皮制成皮幣，價值40萬錢，并規定王、侯、宗室朝見時，必須交納皮幣。這實際上是紙幣發行的開端，但這種皮幣卻因面值太高，無法流通，只是盤剝諸侯的一種手段。大農(主管國家財政的九卿)顏異為人清廉、正直，他對發行皮幣有異議，認為以前王侯朝賀時只需要交納價值數千錢的倉璧，而現在卻要交納價值四十萬錢的皮幣，這很不合理。漢武帝聽了不高興，一向與顏異有矛盾的張湯抓住機會，以腹誹的罪名處死了顏異，此后腹誹罪竟然成了法律條文，許多公卿大臣因恐懼，只好對張湯阿諛奉承。

漢初即規定要交納財產稅，即具有一萬錢(折合金一斤)以上的人家全部征收高額的財產稅，號稱“訾(貲)算”，每一萬錢征收一算即120錢，稅率為1.2%。漢武帝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開始增收車船稅，后一度廢除，又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恢復。由于車船稅打擊了商品貿易，引起物價上漲。漢朝原來有征對商人的現金稅“算緡”，一緡為一千錢，即規定每一千錢財產抽稅一算20錢，稅率為2%，因為財政緊張，元狩四年漢武帝決定提高稅率，將商人囤積的所有貨物折成錢抽稅，稅率高達6%。為了切實執行，還規定如果報稅不全、不實，本人被罰戍邊一年，財 全部沒收;揭發者得到全部財產的一半作為獎勵;有商人戶籍的人如果冒用農民戶籍占田地，財產全部沒收。

新征稅方法出臺后，商人當然不愿意老老實實交稅，而是隱匿財產，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漢武帝又任命楊可負責“告緡”，即發動天下人告發逃稅，可得其一半財產，中等商人以上者大都被告，大多由杜周負責審理，基本上被從重治罪。漢武帝又分別派遣御史、廷尉、正監前往各郡國搜羅緡錢，獲得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并沒收了很多住宅。于是中等商人以上者大多破產，于是民間有錢就盡情消費，不敢再積蓄家業，而政府通過壟斷鹽、鐵的生產、貿易，以及收取高額的財產稅變得富足。

張湯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中心目的是為了打擊各地豪強、地主、富人，他通過玩弄法律條文來達到目的，因此深受漢武帝寵信，他每次朝見奏事，討論國家財政問題，經常是到偏傍晚，以至漢武帝都忘記了吃飯。當時丞相只是備位充數，天下大事都取決于張湯。百姓不能安定生活，天下騷動;政府做的事還未產生利益，就被奸吏們侵占，于是又用嚴刑峻法懲罰奸吏，因此從公卿以下到普通百姓的所有階層都痛恨張湯。但張湯卻非常受寵，他生了病，漢武帝還親自去探視，因此包括汲黯在內的任何人向漢武帝揭發張湯奸詐都沒用。

但由于張湯得罪人實在太多，并威脅了丞相莊青翟的地位，因此他的三位長史共同設計陷害了他，漢武帝派他的好友趙禹審問他。趙禹責怪他說：“你自己審案殺了多少人？現在你的罪狀都有根有據，皇帝也很重視你的案子，你還辯解什么呢？”張湯一聽上書謝罪：“我沒有尺寸功，從刀筆吏發家，被陛下寵幸位列三公，不應該開脫自己的罪行。然而陷害我的是丞相的三位長史”，隨即自殺。死后發現張湯家中只有漢武帝賞賜的五百金財產;他的母親認為兒子是被誣陷而死，不能厚葬，只用一輛牛車載著沒有外棺的棺木安葬。漢武帝聽說此事后感嘆：“非此母不能生此子。”隨后殺了誣告張湯的三位長史，丞相莊青翟也因而自殺。

張湯是酷吏的典型，也是平民精英的代表，他沒有背景，沒有勢力，一切權力全部來源于皇帝;他為人清廉，聰明機智，精明強干，從普通一個刀筆吏被漢武帝破格提拔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實際的權力已經超過了丞相;他只忠于漢武帝個人，一切秉承漢武帝的意志而行事，法律條文只不過是表面的修飾，可以任意修改、曲解、制定。對于漢武帝個人來說，張湯非常忠誠，盡心盡力，恪盡職守，可以高效地完成一切指派的艱巨任務，不怕得罪任何人，可以克服一切阻力，是漢武帝施行個人獨裁統治的最得力、最貼心的工具，這也正是漢武帝重用酷吏的本意。除了皇帝的意志，酷吏不應該有個人的原則，是非曲直，黑白美丑，甚至沒有個人的利益，而是一切為了皇帝，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了皇帝的事業。所以被張湯當成兄長的趙禹在審問他時也同樣鐵面無私，不為他開脫，且不論他的罪行是否屬實，這才是一名合格的酷吏，一名優秀的皇帝戰士。

獨裁者最喜歡用這樣的人，不，這樣的工具。皇帝則將些臟活、累活推給酷吏去做，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后，皇帝再將他們扔出去犧牲，還能邀買所謂的民心，民眾還會一片叫好“圣上英明”！這樣的人皇帝怎么會不喜歡？當然，并非所有酷吏都像張湯那樣不講個人物質利益，只當一名優秀的皇帝戰士，甘于當皇帝的工具。杜周、王舒溫等人在嚴刑峻法打擊別人的同時也不忘撈錢，他們都變成了巨富，不過他們的家產會被查抄沒收，最終也是淪為皇帝斂財的工具。

另一位著名酷吏杜周一語道破天機，當有人說他不遵守法律條文，而專以皇帝的意志審案時，他卻回答：“法律條文又是來源于哪里？它們就是來自于皇帝的意志嘛。”漢文帝本人對司法很尊重，到了漢武帝時期司法已經成為皇帝本人意志的工具。在專制社會，缺乏有效制約，司法獨立完全是一種奢談，完全取決于統治者本人的意愿。漢文帝克制欲望，自我約束力強，司法相對就獨立些;漢武帝欲望強烈，個人膨脹，司法就淪為他個人意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