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隋煬帝對比明君唐太宗 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

唐太宗李世民與隋煬帝楊廣，一個是模范皇帝流芳千古，一個是反面教材遺臭萬年。因為李世民對于唐朝的特殊功績，唐朝人留下來的有關記載與評論99%都是贊揚歌頌，而楊廣被視同亡國之君，身敗名裂，唐朝人留下關于他的記載都是謾罵和攻擊，連隋煬帝這個謚號也是唐朝恩賜的，充滿貶義。本文比較一下兩人的歷史功過，并非多余的事，實際上這兩人可以比較的地方很多，也很發(fā)人深省。

在為本朝平定天下方面，李世民戰(zhàn)功赫赫盡人皆知自不必說，楊廣也有平陳的很好的成績單。那時楊廣以晉王身份率軍出征，51.8萬兵馬、50位總管，皆由楊廣統(tǒng)一指揮。軍事行動方面固然有高颎等參謀決斷之功，但楊廣作為統(tǒng)帥的作用恐怕也不能簡單地一筆勾銷。對本朝的戰(zhàn)功，李世民更大。

隋煬帝與突厥啟民可汗一度將雙邊關系提升至蜜月期，直到啟民可汗去世以后，雙方關系惡化。對吐谷渾的征服，使得今天的青海的大部分地區(qū)歷史上首次置于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轄之下。唐太宗對東突厥的的戰(zhàn)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頡利可汗被俘，以前臣服于東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為“天可汗”。對高麗，隋煬帝三次勞師遠征，第三次雖然高麗王乞降的結局給隋朝一點面子，但隋朝顯然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收獲。唐太宗不顧眾多大臣甚至后宮徐惠的批評和反對，堅持征高麗，還是未能取勝。大體說來，兩人對本朝都有開疆拓土的業(yè)績，唐太宗的成績更突出。

經(jīng)營洛陽和修大運河是彼此相關連的兩件事。大運河把以長安為政治中心的中國西部，與舊日北朝的高齊與南朝的陳控制的東部地區(qū)緊密聯(lián)系起來。中學和大學的教科書上大多強調(diào)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樞紐作用，其實這是按照元朝大運河的走向和作用來理解隋唐運河了。在古代農(nóng)業(yè)文明國度里能有隋唐大運河這樣的構思和決策，毫無疑問是十分罕見的，然而又是經(jīng)濟上交通上極其有效的。唐人有詩贊曰：“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其實就大運河的作用來講，隋朝大運河工程的意義決不會在傳說中大禹治水的功績之下的。“水殿龍舟”的輝煌與奢侈，都不能掩蓋大運河的長久價值。營建東都洛陽，政治上便于控制東方形勢，軍事上兼有防御作用，經(jīng)濟上結合附近的洛口倉、回洛倉，緩解了朝廷的漕運壓力，為災荒年景里朝廷東遷就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隋煬帝營建洛陽，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從偏處西部的長安向東邊的開封等地轉(zhuǎn)移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長時段歷史來看，這兩大工程對后代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其正面效益應該超過長城工程。所以說，隋朝修大運河與營建東都洛陽的歷史作用絕對不可低估。這也是隋煬帝心胸遠見的卓越表現(xiàn)，此舉奠定了他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私德方面，兩個人繼承帝位都引人批評。李世民殺兄奪位的玄武門之變，早為讀者熟知。楊廣究竟是屬于正常即位還是弒父搶班奪權呢？宮中事秘，千載之下，難以斷定。在歷史上，這兩人在這方面都屬于名聲不佳的，挨罵的時候多。男女方面，煬帝有好色的名聲，甚至有在其父臨終之前急于調(diào)戲陳夫人的“緋聞”。歷代帝王中楊廣這方面其實并非特別出圈，陳夫人被調(diào)戲的故事也許還有漢族文人渲染傳播來污蔑楊廣糟踐楊廣的可能性。唐太宗的太太團規(guī)模也不小，其中既有長孫皇后，有賢妃徐惠，也有隋煬帝的女兒，有弟弟齊王元吉的妃子，有北周末年的名將尉遲迥的孫女等等。這方面，兩人真的差不太多。

以上歷史流水帳說明：開創(chuàng)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與亡國君主隋煬帝楊廣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無論是對于本朝的貢獻對歷史的影響還是個人的私德。

就心胸而論，隋煬帝留下很多嫉賢妒能的故事，這無疑是值得記取的教訓。對本朝有大功的楊素，隋煬帝表面上待遇優(yōu)厚極其信任，內(nèi)心卻十分忌憚。楊素臨終，隋煬帝派人噓寒問暖探視病情，把皇帝御用藥品賞賜給楊家，似乎很關心，暗中向御醫(yī)打探病情，唯恐楊素不能快快死掉。楊素很清楚皇上對他的態(tài)度，所以，知道自己病勢沉重之后他連藥都不吃。楊素去世以后，葬禮隆重，如此而已。高級官員薛道衡以文學出名，卻因為寫了懷念隋文帝楊堅的文章，發(fā)表了懷念名臣高颎的言論，治罪賜死。隋煬帝曾對虞世南講過：“我最討厭別人諫諍了，尤其是地位已經(jīng)很高卻還想通過進諫博取名聲的人。就算地位卑下的人，我多少會容忍一點，但也決不會因為進諫就給他好的前程。”大業(yè)十二年(616)，形勢已經(jīng)大亂，隋煬帝仍然極端厭惡講真話的人，根本不愿意聽取真實情況的報告。反對他此時巡幸江都的人都沒有好下場，趙才被押，任宗被殺。以盜賊充斥進諫的崔民象，甚至被殘忍地剔掉下巴然后處斬。此后，敢于進諫的人當然越來越少。所以，隋煬帝時期會發(fā)生楊素的兒子楊玄感起兵反隋的重大事件，參與者很多都是隋朝的高干子弟，這足以說明隋煬帝在政策上、政治上出了大問題，造成了統(tǒng)治集團上層的嚴重分裂。從社會底層到社會高層都對當今皇上深懷不滿充滿怨恨，全國形勢即將徹底崩潰，第一責任人自然只能是隋煬帝楊廣。他的所作所為直接使隋王朝由極盛向滅亡轉(zhuǎn)變，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其中也包括階級矛盾，超越了社會各方面的容忍極限;而吸取了隋亡教訓的李世民，盡管沒能很好地長時間地堅持貞觀初年的作風，盡管驕奢之心難免滋長，畢竟在大局上整體上張弛有度，沒有引發(fā)嚴重社會問題。李世民雖然面對進諫的也有不耐煩的時候，也曾在后宮發(fā)狠說：“恨不得殺了魏徵這土老頭！”但大體上還是能夠虛心納諫，盡量假以辭色，至少基本上能容忍臣下進言。

一個人把有很好基礎的、走向極盛的隋朝迅速帶向崩潰和滅亡，一個把初興的唐朝帶向穩(wěn)定、強盛和富裕，為子孫的事業(yè)奠定了相當穩(wěn)固堅實的基礎。作為政治家，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結果卻極其不同，一個很失敗，一個很成功。李世民努力帶著他的團隊實行有效的清明的統(tǒng)治，而楊廣做的卻是把盡可能多的人推向自己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