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十大著名名僧 盤點歷史上的佛教高人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佛教盛行，歷代名僧無數，有以佛教為主聞名(譯經、講解、取經、傳法之類)，也有以非佛教為主聞名(比如道佛結合、詩書畫、科學、政治之類)。本博文兼顧全面，按年代排序，以貢獻性、知名影響性、特色性、唯一性來選取，如取經的除本博選取外還有鑒真等，禪宗傳法的還有二祖慧可、三祖僧燦、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等，譯經傳法的還有真諦、義凈、法藏等，以詩書畫聞名的還有貫休、佛印等，因博文篇幅有限，在此不再一一累述，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1 都城名士，山林玄僧——支道林

【人物簡介】

支遁(314-366年)，字道林，世稱支公，也稱林公，別稱支硎，本姓關。陳留(開封市)人，或說河東林慮(今河南林縣)人。東晉高僧、佛學家、文學家。他初隱余杭山，25歲出家，曾居支硎山，后至建康(南京市)講經，與謝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談玄理。注《莊子·逍遙游》，見解獨到。后于剡縣(浙江省嵊縣)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眾百余。晉哀帝時應詔進京，居東安寺講道，三年后回剡而卒。他精通佛理，有詩文傳世。據文獻記載，《神駿圖》畫的是支遁愛馬的故事。作《即色游玄論》，宣揚“即色本空”思想，為般若學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有《釋即色本無義》等。

【生平事跡】

出家初入名士圈

支道林本姓關，河南人，幼年隨南渡的家人離開禍亂橫生的北方來到江南。因家中世代信佛，他又聰明靈透，所以很早就悟到非常之理。他曾隱居在余杭山中，鉆研經書，數年之后，便卓然獨撥，見解出眾。二十五歲時，他剃發出家。

初入京城，剛一打進以談玄說道為務的名士圈，他便很受王濛看重，評論道：“參悟玄理的功力，比王弼毫不遜色。”殷融常嘆息，衛玠死后，論精神氣韻，后世尚無人能比。一見支道林便嘆道：“真如重見衛氏。”一時名士謝安、王洽、劉恢、殷浩、許恂、郗超、孫綽等都紛紛與他結交。在京多年，留下許多風流韻事。

融合神理名流嘆服，開創玄佛結合

支道林為人大方，升座講經，只標舉大義，辭章文句就不免有所遺落，拘守經文者便譏諷他鄙陋無知，謝安卻極力稱贊：“林公說法，正如九方皋相馬一樣，只看其駿逸與否，而忽略其毛色是黑是黃。”支道林與諸人談學問，妙語如珠。

支道林雖是僧人，對《莊子》卻精熟無比，《莊子·逍遙游》一向被認為難解，名士們鉆研體味，總不能超出向秀、郭象的水平。這兩人以為，萬物各任其性，各當其分，無論是蕓蕓俗物還是圣賢，是有待于外物還是相反，都是逍遙。支道林以佛理來解釋，便卓然獨立。他的解釋基于英其《即色論》，認為外物沒有自性，雖然存在仍然是空，只是人生執著，外物才“有”。那么，只有對外物不起執著之心，順應外物而又超然物外，“物物而不物于物”，悠然無待，暢游于無窮放浪之境，才能求得至上的滿足，才能叫做逍遙。此說標新立異，被稱為“支理”。

投身剡山注經

很快他便投身剡山，他相中沃洲小嶺，便派人去向竺法深買，竺法深也是名僧，答道：“想來就給，哪聽說過巢父、許由買山而隱的呢？”十分慷慨。于是在那里立寺傳道，聚集了百余名僧眾又作了《座右銘》，勉勵懈怠者：“……茫茫三界，無邊無盡地束縛世人，煩勞自外襲來，愚心在內萌動，理應殉身赴法如饑似渴，心懷遙遠而忘掉疲勞。人生一世，細如朝露，……應心平氣和，立志無為。……”數年后，支道林又到石城山，建棲光寺。他打坐山門，游心禪苑，吃野果，飲溪水，放浪心志于無生無滅的境界。又注《安般》、《四禪》等經。

后來，支道林曾來到山陰，講解《維摩詰經》。許恂為都講，負責提問，支進行解釋。支每講解一義，眾人心滿意足，以為許無可再問，等許一發問，眾人又鼓掌歡呼，以為支無法講通。如些往復，最后眾人無不嗟嘆二人言辭之美，但卻對其佛理不大了然，大家都以為心領神會，結果自己一說，反復三兩次便亂了。

進駐東安寺講經

晉哀帝(362—366)即位后，兩次派使者請他到京，他便走出山林，重入繁華的都市，在紛亂的紅塵中迎來送往。他住進東安寺，講解《道行波若》，朝野士庶無不嘆服，以為法師在山中修煉多年，果然面目一新。

再回剡山，壽盡歸林

一轉眼三年過去，支道林又懷戀起清凈的山溪與幽密的樹林，他上書請回東山。皇帝許可。回到剡山，支道林便棲身林澤，在遠離塵囂前自然之中體悟、玩味生命。

然而他沒能再一次返回塵世。他有同學法虔，精于妙理，出神入化，忽然死了。他聽到消息，在林中低頭徘徊多日，嘆道：“鐘子期死后，伯牙便將琴摔掉，茫茫人海，知音難覓，推己求人，確實不假。法虔一去，我說話再無人欣賞。哎，心中之情，郁結不散，我也要去了。”不久便病倒。他開始作《切悟章》，臨死才成，一放下筆便咽了氣。這一天是太和元年 ( 366)四月四。

許多年以后，高士戴逵經過他的墳墓時，不由感嘆道：“善言尚未傳遠，墳間樹木已合抱粗。但愿林公綿綿神理，不與壽數同時消盡！”他抬頭，見樹間一只鳥飛向林中。

【作品及成就】

擅長草書隸書，詩也寫得不錯。《廣弘明集》收錄他的古詩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帶著濃厚的老莊氣味。支遁在內典之中，對《般若經》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過《般若》。後來又經常辯論、講誦《般若》。他所著的論文中可視為支遁般若義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論》。此論已經亡佚。

他又著有《釋即色本無義》、《道行指歸》(并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原書已經亡佚，但由書名推測，一定也是解釋《般若》的作品。此處還有《圣不辯知論》、《辯三乘論》、《釋蒙論》等，也都亡佚。他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異同，加以研討，作《大小品對比要鈔》。但原書也不存在了。《出三藏記集》卷八還保存著這部書的序。

此外，他也曾注意過禪學，撰寫過《安般經注》及《本起四禪序》。又曾致力於《本業經》，《出三藏記集》收錄他的《本業略例》、《本業經注序》。又曾講過《維摩詰經》和《首楞嚴經》。

他的集子《隋書·經籍志》著錄八卷，加注說∶《梁十三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可是到了清初的《讀書敏求記》和《述古堂書目》就都作兩卷了，可見此書缺佚已久。

現存的清光緒年邵武徐氏刊本《支遁集》有兩卷，附補遺一卷。

《支遁集》收錄支遁各種形式的詩作(詩、銘、贊并序)共38首(上卷18首，下卷14首，補遺6首)，為現存支遁作品中數量最多者。如果說《大小品對比要鈔序》最能完整地反映支遁的佛學思想，那么其詩作便最能表現支遁的思想風格，這與魏晉玄風和支遁名僧名士的身份是相應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支道林以“色即為空，色復異空”立論，創立了般若學說“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盡管他對般若學說的“性空”內涵理解得不夠透徹，所創“即色”理論受到了后人的批評，作為即色宗的首創者和主要代表，他的歷史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支道林以他獨到的見解，為《莊子·逍遙篇》重新作注，賦予“逍遙”以新的涵義，謂之“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說，承認客觀事物的存在，但能超然于這些事物之上，不論是非得失，自由自在。在支道林之前，向秀和郭象曾為《莊子》全書作注，注本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而支道林《逍遙論》寫出來以后，玄學名流們立即趨之若鶩，認為支氏“新解”遠遠超過郭氏舊注。這位投身佛門的理論家竟然讓那些玄學家們佩服得忘記了自己的老前輩，足見支道林談玄的影響之大！

支道林就是這么一位出入于佛、玄之間，左右逢源的文化名人，說他是精通玄理的出家人，或者身披袈裟的玄談家，都不過分。

【后世評價】

支道林死后，無論是佛學界，還是玄學界，都對他極盡頌揚之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支道林談玄”，反映了一種時尚，一種歷史現象。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這種亦玄亦佛、玄佛合流的現象，一方面說明我國以儒學為主體，儒道互補的傳統文化(玄學)，逐漸摻入了佛學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表明來自印度的佛教，在我國傳統文化的沖擊、熏陶和改造下，漸漸擅變為中國佛教。所以，支道林談玄，在中國文化史上所體現出來的深層涵義，是切不可輕視的。以中國思想來理解佛教或賦予佛教某種中國化的形式，是建設中國佛教的必要手段。佛道滲透、佛玄交融本為魏晉時期思想環境的一大特點，就禪學而言，支遁以中國化的形式對佛教禪學作出了自己的詮釋，并通過其實踐提高了禪學的地位，擴大了禪學的影響，這就是支遁禪學思想的意義所在。

2 取經第一，佛教革新——法顯

【人物簡介】

法顯(334—420年)，俗姓龔，平陽武陽(長治市襄垣縣)人，東晉高僧，三歲出家，二十歲受具足戒。東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法顯六十多歲的高齡，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結伴，從長安出發西行。至張掖，又遇見智嚴、慧簡、僧紹、寶云、僧景，共進至敦煌。敦煌太守李浩，供給法顯等五人渡流沙河，經鄯善，至烏耆國。與法顯同行的僧人，或至高昌，或至罽賓，法顯與其他三人則渡過蔥嶺，到達北天竺。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也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法顯等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游歷20多個國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前后歷時13年，于義熙九年(412年)歸國。

【生平事跡】

自小出家志堅貞

佛教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發展。各種佛教流派，紛紛傳入中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譯;全國各地廣修佛寺;佛教信徒，迅速增多。西晉時，全國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數多達三千七百人。法顯正是生活在佛教在中國空前大發展的這個歷史時期。

法顯本姓龔，他有三個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擔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歲的時候，就把他度為沙彌(即送他到佛寺當了小和尚)。十歲時，父親去世。他的叔父考慮到他的母親寡居難以生活，便要他還俗。法顯這時對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誠，二十歲時，法顯受了大戒(和尚進入成年后，為防止身心過失而履行的一種儀式)。從此，他對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堅貞，行為更加嚴謹，時有“志行明敏，儀軌整肅”之稱譽。

不畏艱險西取經

東晉隆安三年( 399年)，六十五歲的法顯已在佛教界度過了六十二個春秋。六十多年的閱歷，使法顯深切地感到，佛經的翻譯趕不上佛教大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由于戒律經典缺乏，使廣大佛教徒無法可循，以致上層僧侶窮奢極欲，無惡不作。為了維護佛教“真理”，矯正時弊，年近古稀的法顯毅然決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尋求戒律。

這年春天，法顯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四人一起，從長安起身，向西進發，開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旅行。次年，他們到了張掖(今甘肅張掖)，遇到了智嚴、慧簡、僧紹、寶云、僧景五人，組成了十個人的“巡禮團”，后來，又增加了一個慧達，總共十一個人。“巡禮團”西進至敦煌(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資助，西出陽關渡“沙河”(即白龍堆大沙漠)。法顯等五人隨使者先行，智嚴、寶云等人在后。白龍堆沙漠氣候非常干燥，時有熱風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沒而喪命。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勇往直前，走了十七個晝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終于渡過了“沙河”。

接著，他們又經過鄯善國(新疆若羌)到了蔦夷國(新疆焉耆)。他們在蔦夷國住了兩個多月，寶云等人也趕到了。當時，由于蔦夷國信奉的是小乘教，法顯一行屬于大乘教，所以他們在蔦夷國受到了冷遇，連食宿都無著落。不得已，智嚴、慧簡、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魯番)籌措行資。僧紹隨著西域僧人去了罽賓(在今克什米爾)。

法顯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孫的資助，又開始向西南進發，穿越塔克拉瑪大沙漠。法顯一行走了一個月零五天，總算平安地走出了這個“進去出不來”的大沙漠，到達了于闐國(新疆和田)。于闐是當時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們在這里觀看了佛教“行像”儀式，住了三個月。接著繼續前進，經過子合國，翻過蔥嶺，渡過新頭河到了那竭國。法顯和慧應、寶云、僧景等人則經宿呵多國、犍陀衛國而到了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國后病了，道整陪他暫住。慧達一個人去到弗樓沙國，與法顯他們會面。弗樓沙國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達、寶云和僧景在這里了參訪了佛跡以后便返回了中國，慧應在這里的佛缽寺病逝。

法顯獨自去了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阿富汗的蘇納曼山。梵語中是對“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積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陰，突然遇到寒風驟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襲擊被凍死了，法顯撫摸著慧景的尸體，無限感慨地哭著說：“取經的愿望未實現，你卻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后與道整奮然前行，翻過小雪山，到達羅夷國。又經跋那國，再渡新頭河，到達毗荼國。接著走過了摩頭羅國，渡過了蒲那河，進入中天竺境。法顯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時間，周游中天竺，巡禮佛教故跡。

晉元興三年( 404年)，他們來到了佛教的發祥地—拘薩羅國舍衛城的祗洹精舍。傳說釋迦牟尼生前在這里居住和說法時間最長，這里的僧人對法顯不遠萬里來此求法，深表欽佩。《佛國記》載：“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未見漢道人來到此地也。”這一年，法顯還參訪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迦維羅衛城。

晉義熙元年( 405年)，法顯走到了佛教極其興盛的達摩竭提國巴連弗邑。他在這里學習梵書梵語，抄寫經律，收集了《摩訶僧祗律》、《薩婆多部鈔律》、《雜阿毗曇心》、《方等般泥洹經》、《綖經》、《摩訶僧祗阿毗曇》等六部佛教經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連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門法則和眾僧威儀，追嘆故鄉僧律殘缺，發誓留住這里不回國了。而法顯一心想著將戒律傳回祖國，便一個人繼續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東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國(印度泰姆魯克)寫經畫(佛)像，住了兩年。

東晉義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顯離開多摩梨，搭乘商舶，縱渡孟加拉灣，到達了獅子國(斯里蘭卡)。他在獅子國住在王城的無畏山精舍，求得了《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等四部經典。至此，法顯身入異城已經十二年了。

東晉義熙七年(411年)八月，法顯完成了取經求法的任務，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東歸。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風，船失方向，隨風飄流。正在船上糧水將盡之時，忽然到了岸邊。法顯上岸詢問獵人，方知這里是青州長廣郡(山東即墨)的勞山。青州長廣郡太守李嶷聽到法顯從海外取經歸來的消息，立即親自趕到海邊迎接。時為東晉義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顯65歲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國，歷經十三年，回到祖國時已經七十八歲了。在這十三年中，法顯跋山涉水，經歷了人們難以想象的艱辛。正如他后來所說的：“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

譯經著述傳后世

法顯在山東半島登陸后，旋即經彭城、京口(鎮江)，到了建康(南京)。他在建康道場寺住了五年后，又來到荊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終老于此，卒時八十六歲，一說八十二歲。他在臨終前的七年多時間里，一直緊張艱苦地進行著翻譯經典的工作，共譯出了經典六部六十三卷，計一萬多言。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后來的中國佛教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抓緊譯經的同時，法顯還將自己西行取經的見聞寫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國記》。《佛國記》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別名有《法顯行傳》、《法顯傳》、《歷游天竺紀傳》、《佛游天竺記》等。它在世界學術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不僅是一部傳記文學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是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史料。法顯去印度時，正是印度史上的黃金時代-----芨多王朝(320-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時代，關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統的文獻記載，超日王時的歷史，只有依靠《佛國記》來補充。中國西域地區的鄯善、于闐、龜茲等古國，湮滅已久，傳記無存，《佛國記》中所記載的這些地區的情形，可以彌補史書的不足。《佛國記》還詳盡地記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跡和僧侶生活，因而后來被佛教徒們作為佛學典籍著錄引用。此外，《佛國記》也是中國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國與印度、波斯等國的海上貿易，早在東漢時期已經開始，而史書上卻沒有關于海風和航船的具體記述。《佛國記》對信風和航船的詳細描述和系統記載，成為中國最早的記錄。

【作品及成就】

《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于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記載求法經驗、見聞及游歷各國的風土民情、佛教狀況等，提供后人西行求法的指南。這本書是我國僧侶旅游印度傳記中，現存最古的典籍。書中內容保存有關西域諸國的古代史地資料，為研究西域及南亞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文獻。至今，《佛國記》仍是世人公認的不朽之作，近代并有英、法、德等譯本，備受各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重視。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并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譯《摩訶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雜阿毘曇心論》等，共計百萬余言。

【后世評價】

法顯以年過花甲的高齡，完成了穿行亞洲大陸又經南洋海路歸國的遠途陸海旅行的驚人壯舉，他留下的杰作《佛國記》，不僅在佛教界受到稱譽，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學者的高度評價。梁啟超說：“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

3 譯經大師，三論之祖——鳩摩羅什

【人物簡介】

鳩摩羅什(344-413 年)，音譯為鳩摩羅耆婆，又作鳩摩羅什婆，簡稱羅什。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龜茲國(新疆庫車縣)。其父名鳩摩羅炎，母名耆婆，屬父母名字的合稱，漢語的意思為“童壽”。東晉時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經翻譯家。與真諦(499—569)、玄奘(602～664)、并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另說還有義凈(635—713)并稱為四大譯經師。

幼年出家，初學小乘，后遍習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漢語，曾游學天竺諸國，遍訪名師大德，深究妙義。他年少精進，又博聞強記，于是備受矚目和贊嘆。在東晉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派人迎至長安(西安西北)從事譯經，成為我國一大譯經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譯出《摩訶般若》、《妙法蓮華》、《維摩詰》、《阿彌陀》、《金剛》等經和《中》、《百》、《十二門》和《大智度》等論，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由于譯文非常簡潔曉暢，妙義自然詮顯無礙，所以深受眾人的喜愛，而廣為流傳，對于佛教的發展，有很大貢獻。所介紹之中觀宗學說，為后世三論宗之淵源。佛教成實師、天臺宗，均由其所譯經論而創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時稱“四圣”。

【生平事跡】

家世勛烈化行西域

鳩摩羅什的父親鳩摩羅炎本是天竺婆羅門，出身望族，為了躲避相位而出家，并遠投龜茲，被龜茲王奉為國師。龜茲王之妹有必生貴子的體相，西域各國爭聘，均不應允，卻傾心于國師。龜茲王于是強迫鳩摩羅炎還俗，與王妹成親。

傳說羅什七歲時，其母出游，見亂墳場中枯骨散落，于是要求出家，探尋生死之真相。她七日滴水不進，命懸一線。家人違拗不過，只好同意。

羅什也在此時同母親一起出家，并游學西域諸國，學習佛教義理和修行方法。年紀還小的羅什此時已經名震西域了。他12歲時在沙勒國參學，沙勒王即專為他舉行大法會，請他登高座講經。隨后在游學途中，羅什又論敗了一位著名的外道，更加聲名遠播。20歲時羅什在龜茲王宮受具足戒，正式成為一名比丘。龜茲王特為羅什建造一個金獅子座，并鋪以大秦錦褥，請他登座說法。當時的西域各王不僅尊崇佛法，而且仰慕羅什的神采，每年前來聽羅什講法時，都伏身在法座前，甘為羅什當階梯，請他踩肩上座說法。

滅國而迎顛沛平生

鳩摩羅什不僅在西域享有盛名，而且在漢地也多有傳聞。史官上奏苻堅，說有奇星出現，應當有大德智的人前來中土。苻堅詢問出此星當指鳩摩羅什之后，馬上派遣驍騎將軍呂光西伐龜茲，并一再囑托呂光，若得羅什，馬上送歸。

龜茲被攻陷后，呂光雖然尋得羅什，但他并不信奉佛教，屢屢戲弄羅什取樂。一次行軍途中，呂光在山下駐軍，羅什勸說那是兇險之地，應當移到高地，呂光不聽，結果半夜暴雨驟下，洪水泛濫，死傷數千。此后幾次羅什的預言一一應驗，呂光才有所收斂。他們回國，剛走到涼州，就傳來了苻堅被姚萇所害的消息。于是呂光就留在涼州，自己稱霸。呂光父子雖然并不學習佛法，但是畏懼羅什的才能為他人所用，所以也絕不放他回到龜茲或送去關內。從此羅什被羈困在涼州長達17年，精力最充沛的壯年時光緩緩地流逝。

姚萇、姚興父子久慕羅什風采，數次遣使請迎羅什，呂氏不允。姚興即位后，弘始三年，看到逍遙園中出現祥瑞，于是派遣姚碩德大破呂隆，滅后涼，終于迎得羅什到長安。此時的羅什已經58歲了。姚興對羅什極為尊敬，奉為國師，慕名前來學習聽講的僧俗將近萬人。

姚興認為羅什這樣的大師必有杰出的后嗣，于是不顧他出家人的身份，強要他收下十名美女。無奈的羅什此后只能搬出僧舍，另外別住了。每次升座開始講法之前，羅什總會自嘲地告誡眾人：“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采蓮花，勿取臭泥！”

焚身存舌義契佛心

羈留涼州的光陰，雖然阻礙了鳩摩羅什的修行及弘法，但是也成為他充分學習漢語的好時機。到達長安后，從弘始四年(402年)開始，通曉佛學、西域諸語、梵語和漢語的鳩摩羅什在姚興、公卿和僧徒的擁助之下開始翻譯佛經，講解經典，培養弟子，開一代之風氣。

古代翻譯佛經最著名的“四大譯師”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以鳩摩羅什年代最早。他的譯經事業可謂空前，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非前人可比，他譯出的300多卷、近300萬字佛典，影響深遠。他第一次系統地翻譯了大乘佛教論述緣起性空理論的經論，使當時的思想界耳目一新。他翻譯的《法華經》、《阿彌陀經》、《金剛經》、《十住經》、《成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后代天臺宗、凈土宗、禪宗、華嚴宗、成實宗、三論宗等佛教宗派依據的主要經典，《十誦律》、《比丘戒本》和《梵網經》進一步完備了漢地的佛教戒律。在語言和文風上，羅什和他的譯經團體一改以往翻譯過于樸拙的不足，不僅充分地傳達原典的旨意，而且文筆流暢洗練，甚至成為文學名篇，如影響中國文化很大的《金剛經》、《維摩詰經》、《法華經》、《阿彌陀經》等雖有其他譯本，但直到今天流傳盛行的還是羅什的翻譯。

羅什譯經不輟，直到后來死于長安。圓寂之前，他發出誓言：“今于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爛。”姚興在逍遙園為他舉行了毗荼儀式，以火焚尸，煙銷骨碎，但是柔軟的舌頭卻沒有被燒毀。

羅什一生命運坎坷，而且當時漢地的佛教水平和接受能力還相對不足，也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充分發揮。曾有熟悉羅什的外國沙門說，羅什譯出的經典，還不到他所精通的十分之一。鳩摩羅什贈友人的一首詩或許是他一生的最佳寫照：“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

【作品及成就】

鳩摩羅什譯有《中論》、《大智度論》、《百論》、《十二門論》、《般若經》、《法華經》、《維摩經》、《華手經》、《成實論》、《阿彌陀經》、《無量壽經》、《首楞嚴三昧經》、《十住經》、《坐禪三昧經》、《彌勒成佛經》、法華經《彌勒下生經》、《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佛藏、菩薩藏等等。有關翻譯的總數，依《出三藏記集》卷二載，共有三十五部，二九七卷;據《開元錄》卷四載，共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

后來，鳩摩羅什只著有《實相論》二卷，以及注解《維摩經》，他的文辭婉約清麗，不待刪改而文采斐然。曾與廬山慧遠書信答問，后人特將他回答慧遠問大乘義十八科三卷，輯為《大乘大義章》。

東漢明帝時，佛法傳來中國，歷經魏晉諸朝，漢譯的經典漸漸增多，但是翻譯的作品多不流暢，與原梵本有所偏差。鳩摩羅什羈留涼國十七年，對于中土民情非常熟悉，在語言文字上能運用自如，又加上他原本博學多聞，兼具文學素養，因此，在翻譯經典上，自然生動而契合妙義，在傳譯的里程上，締造了一幕空前的盛況。

【后世評價】

從鳩摩羅什所翻譯的經典而言，可知他致力弘揚的，主要是根據般若經類而建立的龍樹一系的大乘中觀思想。他所譯出的經論，在我國佛教史上，帶來巨大的影響。《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后來道生弘揚于南方，經僧朗、僧詮、法朗，至隋代吉藏而集三論宗之大成。因此，鳩摩羅什被尊為三論宗之祖。三論再加上《大智度論》，而成為四論學派。此外，《法華經》，是天臺宗的緒端;《成實論》，為成實宗的根本要典;《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為凈土宗的依據;《彌勒成佛經》，促成彌勒信仰的發展;《坐禪三昧經》，促進菩薩禪的盛行;《梵網經》，使我國能廣傳大乘戒法;《十誦律》，是研究律學的重要典籍。……鳩摩羅什在佛教史上，承先啟后，功不可沒。

4 一世祖師，傳奇人物——菩提達摩

【人物簡介】

菩提達摩(？-536年)，簡稱達摩，南北朝時人，佛教中國禪宗初代祖師，自稱佛傳禪宗第二十八祖，被尊稱為“東土第一代祖師”、“達摩祖師”。與寶志禪師、傅大士合稱梁代三大士，于南朝梁武帝時期航海到廣州。梁武帝信佛，達摩至南朝都城建業會梁武帝，面談不契，遂一葦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陽，后卓錫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傳衣缽于慧可。后出禹門游化終身。相傳達摩是《易筋經》的撰寫者，少林七十二絕技的創造者，將佛教禪宗帶入中國的布道者，擁有諸多神奇傳說的人物，中國佛教的一世祖師。

【生平事跡】

身世師承

達摩的身世，后世傳說甚多。他的弟子曇林說，他原是南天竺香至王的第三個兒子，后出家為僧。但《洛陽伽藍記》則記載他是西域波斯國人。

達摩是釋迦摩尼的第二十八代弟子，同時是天竺禪宗二十八代祖師。一次，達摩問師傅得到其佛法真諦之后，去何處傳教。師傅吩咐他去中國，并告訴他不要去南方，南方君主好大喜功，無法領悟佛教真諦。

達摩在南北朝劉宋(470-478年)間，乘船來到中國南越地方(今廣州)。其登岸處立有“西來初地”一碑。并建有千年古剎“華林寺”(初名“西來庵”。寺內的石塔中藏有21顆釋迦佛的真身舍利子)，相傳為達摩所建。

根據《楞伽師資記》，達摩至中國后，成為求那跋陀羅的弟子，屬于南天竺一乘宗(又稱楞伽宗)。求那跋陀羅，義譯為功德賢，中天竺人，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譯出《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后菩提達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經》傳授徒眾。達摩在《楞伽經》之外，又相當重視《般若經》、《維摩詰經》，這可能是他在江南這一帶生活，受到江南佛教的影響所致。

渡江面壁

傳統上的說法，達摩自海路來到震旦后，聞說梁武帝信奉佛法，于是至金陵(今江蘇南京)與其談法。由于達摩與梁武帝的佛教理念不合，遂“一葦渡江”止于嵩山少林寺，于寺中面壁九年，稱“壁觀婆羅門”。在石洞留下《易筋經》和《洗髓經》。他所傳授的禪法，在當時受到很大的爭議，主要的門徒只有道育、慧可、曇林等人。

《續高僧傳》和《楞伽師資記》均未見有梁武帝與菩提達摩晤見的記載。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后》兩篇文章據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續高僧傳》證明，達摩來華最遲在劉宋滅亡(479年)以前，此時梁朝還未建立。

傳播禪宗

達摩在中國始傳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佛陀拈花微笑，迦葉會意，被認為是禪宗的開始。不立文字的意思是禪是脫離文字的，語言和文字只是描述萬事萬物的代號而已。這也是為什么慧能大字不認識一個，但是卻通曉佛經的原因，只要明心見性，了解自己的心性，就可以成佛。經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揚，終于一花五葉，盛開秘苑，成為中國佛教最大宗門，后人便尊達摩為中國禪宗初祖，尊少林寺為中國禪宗祖庭。

東魏天平三年(536年)卒死于洛濱，葬熊耳山。

【作品及成就】

據敦煌出土資料，古來作為達摩學說而傳的許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說’似乎是達摩真正思想所在。唐·凈覺《楞伽師資記》的〈達摩傳〉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達摩弟子曇林記錄而傳出。據曇林的序文說，他把達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為《達摩論》;而達摩為坐禪眾撰《釋楞伽要義》一卷，亦名為《達摩論》。這兩論文理圓凈，當時流行很廣。

【后世評價】

達摩的禪法，簡明深入，展現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真面目，開展了中國禪宗的先聲。四行著重在于勸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愛憎情欲，按佛教教義苦下功夫。理入屬于理論，行入屬于實踐，即禪法結合教義，也就是菩提達摩的簡易禪法。

5 智者大師，天臺創始——智顗

【人物簡介】

智顗(538～597年)，南朝陳、隋時代的一位高僧。俗姓陳，字德安，荊州華容(湖北潛江)人。中國佛教天臺宗四祖。也是實際的創始者。天臺宗為中國佛教宗派史上第一個宗派，因智顗晚年居住天臺山，故稱為天臺宗。因以《法華經》為主要教義根據，故亦稱為法華宗。十八歲投湘州果愿寺法緒出家，二十三歲拜慧思為師，修習禪法，證得法華三昧。并廣弘教法，創五時八教的判教，強調止觀雙修的原則，發明一念三千、圓融三諦、一心三觀的思想，成立天臺宗的思想體系。在傳承系譜上，尊龍樹為初祖，以北齊慧文為二祖，慧思為三祖，智顗是四祖。自智顗以來，代代相傳。隋煬帝授予智者之號。世稱“智者大師”或“天臺大師”。著有《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各二十卷及四教義等傳也，生前度僧四千余人，傳業弟子三十二，以灌頂、智越等最著名。

智顗大師，在中國素有“小釋迦”的尊號。智顗一生力弘法華精神及龍樹教學，并以中國獨特的形式加以體系化。他所提出的“五時八教”，綜合佛陀的教法思想和經典內容，在判釋經教上被視為最具代表性，而奠定天臺宗教觀基礎。此外，智顗修正南方“輕禪重講”與北方“輕講重禪”的弊病，倡遵“教觀雙運”、“解行并進”的教學，獨創依禪觀而修行的止觀法門，消溶中國幾百年來南北方佛教的偏頗。由於他博識善辯，深達禪觀，陳、隋兩朝都對他相當尊重，陳宣帝甚且敬稱他為“佛法雄杰，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

【生平事跡】

祥瑞降誕宿植德本

智顗字德安，俗姓陳，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祖籍潁川(許昌)，后遷移到荊州(湖南)華容縣。父親陳起祖，為益陽縣的散騎將軍，驍勇善戰，博通經傳;母親徐氏，勤修齊戒。

智顗善根啟發甚早，自幼即合掌而眠，并且面西端坐。長大后，每見佛像則頂禮膜拜，遇出家人則恭敬儀止。七歲時，智顗常常前往寺院道場，師父見他才情殊特，便口授《普門品》，才教一遍，智顗已能背誦。

十五歲那年，因逢梁末兵亂，親屬分散流離，智顗深感榮華富貴難以長久，親人受別離苦卻轉身感受，便在長沙的佛前發大愿心：“志愿出家修道，以荷擔如來正法為已任。”次日，智顗雕刻檀木佛像一尊，早晚課誦禮拜，精進不斷。后遭雙親往生的智顗，服喪之后，便向兄長告別，尋師訪道而去。

因緣所成同聽法華

智顗離家后，北度到硤州投靠舅父。十八歲那年，禮湘洲果愿寺沙門法緒出家，學習十戒道品律儀，后又到北方慧曠律師處學律。二十歲受具足大戒。

其間，智顗曾到大賢山誦讀《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等，才二十余日便能究竟其義。同時，又進修方等，懺心凈行，常感得勝相現前，此后，身心便覺融暢清凈，日中舒爽輕利;受具足戒后，精研律藏，常在禪悅法喜之中。

智顗求法心切，卻苦於江東之地無良師可請益，而聽說南岳慧思禪師南下光州大蘇山，於是甘冒陳齊邊境刀兵之險，在陳天嘉元年(560年)來到慧思禪師座下。甫頂禮畢，慧思便說：“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接著為他開示普賢道場，講四安樂行。智顗遂在此修法華三昧，晨昏精進。如此經過三日夜，在誦到《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時，智顗頓感身心寂靜，豁然入定，親見靈山一會，證入法華三昧。得慧思禪師印可后，慧思更為他開演教法。開悟后的智顗，身心煥然，有如華開，慧思因而嘆言：“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從此，慧思便常命智顗開設講筵，智顗亦不負所望，辯若懸河，舒卷之際，條理自存，聽講者無不信服。

判釋經教安居天臺

陳廢帝光大元年(567年)，智顗三十歲，在慧思禪師游岳后，智顗便率領法喜等三十余人前往陳都金陵(南京)弘傳禪法。不久，受請移駐瓦官寺，這期間，智顗開講《法華》經題，樹立新的宗義，判釋經教，奠定天臺宗教觀雙美的基礎。著名的“九旬談妙”，也是在這個時候。智顗在瓦官寺停留八年，除了講說《法華》經題，另講說《大智度論》、《次第禪門》等，并且撰寫對后學影響頗巨的《六妙門》。當時的高官顯要，如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仆射周弘正、徐陵、尚書毛喜等人，都對智顗相當尊重，也時常前往瓦官寺聽聞佛法。甚至江南一帶的法師大德，也率眾前來問道參禪，法席之盛，空前未有。

陳太建七年(575年)九月，智顗離開金陵，來到天臺山與定光和尚相遇。和尚問智顗，是否記得當年山頭搖手相喚之事？大師驚異之余，恍然明白前夢乃是有所因緣，因而感應相通。談論之間，鐘聲響徹滿山，和尚表示鐘聲為召集有緣人而響，因此建議智顗駐足於此。於是智顗在定光和尚居住之北尋得一塊勝地，在此創建草庵，種植松果。太建九年，帝敕賜“修禪寺”之號，率后妃從智顗受菩薩戒。

帝王請法道成返鄉

智顗德業日隆，受陳后主七番請法后，於至德三年(585)再度前往金陵，掛錫靈曜寺，於太極殿開講《大智度論》、《仁王般若經》等，當時名僧如慧曠、慧辯、慧暅等，都往赴盛會。移錫光宅寺后，講說《法華經》，由弟子灌頂法師隨侍記錄成《法華文句》，此后智顗所講經義，皆由灌頂錄成書。

陳朝滅亡后，智顗率門人亡出金陵，棲止廬山。

隋開皇十一年(591)，晉王楊廣深為仰慕智顗，派遣侍者三番禮請。智顗見其懇切，遂於是年十一月前往揚州設無遮大會，并為楊廣授菩薩戒，取法名為“總持”。楊廣也謙恭禮敬：“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軋奉名為智者。”從此，智顗亦被尊為“智者大師”，時年五十四。

智顗停留在揚州期間，度眾無數，所獲布施供養之物，多達六十余種，全數回施悲敬雙田，祈愿國家昌盛，福德繁增。五十六歲那年(開皇十三年)，智顗回到故鄉荊州，在當陽縣玉泉山創立玉泉寺，開演《法華玄義》，次年說《摩訶止觀》，天臺三大部，於焉完成。

悠然舍報教觀雙美

智顗於開皇十六年(596)啟程返回天臺山，其間履行懺法，更發誓愿：“若於三寶有益，當限此余年;若其徒生，愿速從化。”不久便告知徒眾，世緣將盡，并囑咐弟子在墳墓外另立白塔，愿瞻禮者發菩提心。仍為大眾講授《觀心論》，并且積極設計寺院的藍圖。

不久，智顗病倒，吩咐弟子智越前往石城寺灑掃，他將於彼處之佛前命終;待他命終后，將其衣缽具等分為二分，一分供奉彌勒菩薩，一份擬作羯磨。然后敷床於東壁，面向西方，專心持念彌陀及觀音圣號。

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智顗果於大石像前端身正坐，如入禪定，安詳示寂，春秋六十，戒臘四十。后周世宗追謚“法空寶覺尊者”，南宋寧宗慶元三年加謚“靈慧大師”。

晉王楊廣為追悼恩師，鋪設千僧齊，興工建筑未竟之寺院，初名天臺寺，隋大業元年(605)賜額“國清寺”，后來成為天臺宗根本道場。

智顗駐賜天臺山期間，以講授《法華經》為主，故天臺宗又稱為法華宗。他的三諦圓融、一心三觀、六即佛、一念三千等教義，開出中國佛教思想的燦爛花朵，而五時八教釋判佛陀一生弘化的教法，更成為中國佛教判教的主要思想。

【作品及成就】

智顗弘法三十余年，其著作小部分是親自撰寫的，大部分由弟子灌頂隨聽隨錄整理成書。

現存有《法華經玄義》二十卷、《法華經文句》二十卷、《觀音玄義》二卷、《觀音義疏》二卷、《金光明經玄義》二卷、《金光明經文句》六卷、《維摩經玄疏》六卷、《維摩經疏》(前二十五卷親撰，后三卷灌頂續補)二十八卷、《維摩經略疏》(唐湛然略)十卷、《四教義》十二卷、《三觀義》(由《凈名玄義》分出)二卷、智顗前出《凈名玄義》十卷;后為晉王楊廣著疏，并別制《玄疏》。因將前出《玄義》分為三部，即《四教義》六卷、《四悉檀義》二卷、《三觀義》二卷)、《請觀音經疏》一卷、《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阿彌陀經義記》一卷、《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五卷、《金剛般若經疏》一卷、《菩薩戒義疏》二卷、《摩訶止觀》(初名《圓頓止觀》)二十卷、《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十卷、《六妙法門》(一名《不定止觀》)一卷、《小止觀》(一名《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四念處》四卷、《五方便念佛門》一卷、《禪門口訣》一卷、《禪門章》一卷、《禪門要略》一卷、《觀心論》一卷、《觀心誦經法》一卷、《觀心食法》一卷、《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覺意三昧》一卷、《方等三昧行法》一卷、《法華三昧懺儀》一卷、《請觀音懺法》(載《國清百錄》卷一)一卷、《金光明懺法》(載《國清百錄》卷一)一卷、《天臺智者大師發愿文》一卷、《普賢菩薩發愿文》一卷。此外，他的著述還有《大智度論疏》二十卷、《彌勒成佛經疏》五卷等，現已散佚。

其中，尤以《法華經玄義》、《法華經文句》、《摩訶止觀》最為宏要，世稱“天臺三大部”，面《觀間玄義》、《觀間義疏》、《金光明經玄義》、《金光明經文句》、《觀無量壽佛經疏》則稱為“天臺五小部”。

智顗在近四十年的弘化活動中，建寺度人，建寺三十六所，度僧無數，傳業弟子三十二名，著名者有灌頂、智趣、智璪等。其聲望之高，影響之大，在陳、隋兩代，似無人可與他比。

【后世評價】

智顗的著述，建立了天臺一宗的解行規范。力倡定慧雙修、止觀相成、教向與觀心并行，化解南北偏廢之爭，形成天臺宗教觀雙美的特點，樹立中國獨特的天臺教學，成為中國天臺宗的祖師。他的特點在于教觀雙運，解行并重。在發揮《法華經》的要旨方面，他以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判釋釋迦一代時教，用五重玄義解釋經題，述為《法華玄義》;以四釋(一，因緣釋;二，約教釋;三，本跡釋;四，觀心釋)詮經的文句，述為《法華文句》;以一心三觀、十乘觀法開顯圓頓止觀法門，述為《摩訶止觀》。他的學說，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很大

智顗有首創精神，在中國佛教史上，首先以《法華經》為主建立了天臺宗。緊隨其后不久，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凈土宗、禪宗等相繼建立。宗派的建立，標志著印度佛教的中國化。智顗創立的天臺宗，不僅在中國影響深遠，而且傳到朝鮮和日本，至今盛行不衰。

6 飲譽華夏，西游美名——玄奘

【人物簡介】

玄奘(602-664年)，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創始人;俗姓陳，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陽洛州緱氏縣(河南偃師);出家后遍訪佛教名師，至天竺學習佛教。太宗貞觀三年(629年，一作貞觀元年)，歷經艱難抵達天竺。初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受學。后又游學天竺各地，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長安，所譯佛經，多用直譯，筆法謹嚴，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記》，為研究印度以及中亞等地古代歷史地理之重要資料。歷代民間廣泛流傳其故事，如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明·吳承恩《西游記》等，均由其事跡衍生。魯迅先生曾高度贊揚其“舍身求法”精神，尊其是“中國的脊梁”。

【生平事跡】

早期生活

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緱氏縣，家族本是儒學世家。為東漢名臣陳寔(104—187年)的后代，曾祖陳欽曾任東魏上黨(山西長治)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惠在隋初曾任江陵縣令，大業末年辭官隱居，此后潛心儒學修養。他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于洛陽凈土寺出家，以講經說法聞名于世，號長捷法師。

玄奘于隋朝仁壽二年出生，少時因家境困難，跟長捷法師住凈土寺，學習佛經五年。在這期間他學習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十一歲(613年)就熟讀《妙法蓮華經》、《維摩詰經》。十三歲時(615年)洛陽度僧，被破格入選。玄奘出家以后看見諸位沙彌聚集放逸，大談戲論，于是告訴諸位沙彌說：“經中不是這樣說嗎！‘出家之人是為了求證無為法。’豈能再像無知小兒一般一直嬉戲，徒然浪費一生光陰。”其間聽景法師講《涅槃》，執卷閱讀愛不釋手，直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隨從嚴法師學《攝論》，更加喜愛乃至將《攝大乘論》一次讀完，再覽就沒有遺漏，大眾皆感驚異，乃至令玄奘升座復述，玄奘法音或高或低分析詳盡，盡得嚴法師宗旨，因此博得大眾的欽敬，少年時期的玄奘已經顯露出積極的修學態度，和美好的名聲了。

618年隋朝滅亡。玄奘提議長捷法師一同前往唐朝首都長安參學，后得知當時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建議同往成都。在那里聽寶暹講《攝論》、道基講《雜心》、惠振講《八犍度論》。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據傳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年)玄奘私下與商人結伴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聽。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后，再次北上尋覓先德參學，到相州訪休法師質問疑惑滯礙之法，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論》，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627年)，玄奘重游長安學習外國語文和佛學。先后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鉆研《俱舍》、《攝論》、《涅槃》，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其才能倍受稱贊，聲譽滿京師。仆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

西行求法

玄奘感到多年來在各地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宗(后并入法相宗)、地論宗兩家有關法相之說多有乖違，因此渴望得到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融匯貫通一切，于是決心前往印度求法。因得不到唐朝發放的過所(護照)，所以始終未能如愿以償。

629年，玄奘毅然由長安私發，冒險前往天竺。經過高昌國時，得高昌王曲文泰禮重供養，復欲強留奘師以為國之法導，奘師“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遂與奘師結為義兄弟，相盟自天竺返國時更住高昌三載受其供養，講經說法。離開高昌后，奘師繼續沿著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原，在異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以堅韌不拔的英雄氣概，克服重重艱難險阻，終于到達天竺。

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跟隨、請教過許多著名的高僧，他停留過的寺院包括當時如日中天的著名佛教中心那爛陀寺，他向該寺的住持，印度佛學權威戒賢法師學習《瑜伽師地論》與其余經論，戒賢是護法的徒弟，世親的再傳弟子。在貞觀十三年，他曾在那爛陀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此后，玄奘還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

學成以后，他立真唯識量論旨，在曲女城無遮辯論法會上，等待十八天，結果無人敢于出來辯難，他因此不戰而勝，名聲鵲起，威震全天竺，被當時大乘行者譽為摩訶耶那提婆(亦即“大乘天”，被小乘佛教徒譽為木叉提婆，亦即“解脫天”)。

翻譯經文

643年，玄奘載譽啟程回國，并將657部佛經帶回中土。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熱情接待。玄奘初見太宗時即表示希望前往嵩山少林寺譯經，但沒有得到批準，被指定住長安弘福寺。652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層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貯藏自天竺攜來的經像。在唐太宗大力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譯經院(國立翻譯院)，參與譯經的優秀學員來自全國以及東亞諸國。他花了十幾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玄奘本身最感興趣的是“唯識”部分。這些佛經后來從中國傳往朝鮮半島、越南和日本。顯慶二年(657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后”。顯慶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著陪駕住在洛陽的機會，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請求，“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獎”。次日，高宗回信拒絕。

玄奘依翻譯佛典與對經文的闡釋而開創了中國法相唯識宗，其學說卻深深地影響了其他諸多宗派。奘師一生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目前學界流行說法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為中土一切譯師之最。

鳳棲原野

龍朔三年(663年)十月玄奘譯完最后一部佛典《大般若經》之后感慨說∶“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日？”玄奘于麟德元年二月六日甲申子時(664年3月8日)圓寂，最初葬于白鹿原云經寺;669年，改葬于少陵原(又稱鳳棲原)，建有舍利塔，并在此興建興教寺。

【作品及成就】

創立學說

①五種姓說。進一步發揮了印度戒賢一系五種姓說，即把一切眾生劃分為聲聞種姓、緣覺種姓、如來種姓、不定種姓、無種姓。認為根據人的先天素質可以決定修道的結果。玄奘在此總賅印度諸家的學說，對五種姓說作了系統的闡述。

②唯識論。玄奘及其學派主張，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類的自我)皆非獨立存在的，而是由人們的意識變現出來的，即所謂“唯識所變”。最根本的意識稱作“阿賴耶識”，是世界各種事物、現象的一切“種子”，是宇宙的本源。研究唯識論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識論》外，有“唯識三大部”，即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慧沼《成唯識論了義燈》、智周《成唯識論演秘》。

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學系中就十分發達。世親之后，經過陳那和護法的發展，因明和唯識學說就緊密地結合。玄奘在此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識量”。回國以后，除翻譯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對因明辯論、論證的性質作了精細的發揮，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論進行了精細的分析。

翻譯佛經傳播學說

另外，從玄奘由翻譯而傳播的學說看來，綱舉目張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紀以后印相關書籍度佛學的全貌。當時印度那爛陀寺等處的佛學，已顯然分為因明、對法、戒律、中觀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譯出《理門》和《入正理論》，樹立了在論議基礎上的佛家邏輯軌范。于對法科，聲聞乘方面以《俱舍》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論，以及其后發展的《順正理》、《顯宗》等論，他都原原本本地傳譯了出來;大乘對法譯出了《集論》和他的注書《雜集論》，顯示對法經不同于瑜伽論的特點，并指示大小對法相通的途徑。

于戒律科，譯傳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薩戒》，并輯出《受戒羯磨》以為實行的規范。于中觀科，特別譯出護法的《廣百論釋》，以見瑜伽系貫通中觀的成就。于瑜伽科，則“一本(《瑜伽》)十支(《顯揚》、《莊嚴》等)”，差不多全部譯出，如上所舉，可以說那爛陀寺最盛時期所傳承的佛學精華，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譯傳于中土了。

另外，由玄奘大師口述，弟子僧辯機筆撰的《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經典游記。尤有甚者，由于印度歷史紀錄的缺乏，這本珍貴的游記更成為歷史文化學者研究古天竺地理歷史時不可或缺的文獻，而近現代以來，根據本書記載所進行之考古遺跡挖掘，亦證明玄奘當時所述真實可信，允為瑰寶。

《大唐西域記》分12卷，共十余萬字，書前冠以于志寧、敬播兩序。卷一記載了今天新疆和中亞的廣大地區，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經之地。卷二之首有印度總述，然后直到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國概況，其中摩揭陁一國情況占去了8、9兩整卷的篇輻。卷12記載了玄奘返國途中經行的帕米爾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緣諸國概況。

《大唐西域記》記載了東起我國新疆、西盡伊朗、南到印度半島南端、北到吉爾吉斯斯坦、東北到孟加拉國這一廣闊地區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科學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陸的地理概況，記述了從帕米爾高原到咸海之間廣大地區的氣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動物等情況，而世界上流傳至今的反映該地區中世紀狀況的古文獻極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貴的歷史遺產，成為這一地區最為全面、系統而又綜合的地理記述，是研究中世紀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屆、克什米爾地區及我國新疆的最為重要的歷史地理文獻。

同時，他還把《老子》翻譯成梵文，介紹到天竺。

【后世評價】

玄奘取經是了不起的事情，雖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經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別大，影響特別大，具有的文化意義特別深遠。玄奘取經，一是為了解決佛經中的疑惑，再一個是當時東土的經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經文。所以，玄奘取經也是對公元3世紀以來不斷往西天求法這個傳統的繼承。玄奘是第一個系統的把天竺的佛教、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等記錄下來并介紹到中國的人。玄奘千里西行求法取經，正是中華民族千年來“舍生取義”精神的最生動和真實的寫照。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從3世紀西天取經的事情中就能看出來，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唐太宗親自撰寫了一篇長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稱贊玄奘“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足見評價之高。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時派多名御醫救治。玄奘逝世后，高宗哀慟傷感，為之罷朝，反復叨念“朕失國寶矣”。

7 名揚海外，禪宗六祖——惠能

【人物簡介】

惠能(638—713年)，俗姓盧，唐代嶺南新州(廣東新興縣)人。佛教禪宗祖師，得黃梅五祖弘忍傳授衣缽，繼承東山法門，為禪宗第六祖，世稱禪宗六祖。祖籍河北范陽(定興縣)，其父行瑫于唐武德三年(620年)被貶官流放至新州為民，寓于新州南夏盧村，后與朗傳奇村女子李氏結婚。唐貞觀十二年(638年)二月初八惠能誕生，開元元年(713年)，圓寂于新興國恩寺，世壽七十六歲。六祖圓寂的國恩寺成了禪宗頓教三大祖庭之一，有“中國禪宗發源地”與“嶺南第一禪宗圣域”之稱，名揚海內外。唐憲宗追謚大鑒禪師。著有六祖《壇經》流傳于世。是中國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佛教高僧之一。惠能禪師的真身，供奉在廣東韶關南華寺的靈照塔中。陳寅恪稱贊六祖：“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摧陷廓清，發聾振聵，固中國佛教史上一大事也！”

惠能，中國古代有這么一名僧人，他和孔子、老子一起被稱為“東方三大圣人”，又被歐洲學界列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這已夠傳奇的了;更奇的是，被稱為大圣人、大思想家的他竟然目不識丁，是個文盲。這樣的奇人，開天辟地以來，全世界唯此一人！

【生平事跡】

先悟佛道，后入佛門

六祖惠能三歲喪父，家境貧困，遷居龍山山麓結舍打柴，靠賣柴養母，有一天，他負薪至筠城金臺寺前，聞有人誦經，便問此是何經？從何而來？誦經者告知惠能，此是《金剛經》，是從黃梅五祖弘忍大師處傳來。惠能聞經開悟，感悟佛法，從此對經便結下深深佛緣。二十四歲那年，他決定離開故鄉赴黃梅禮見五祖弘忍，入門求佛，以求從五祖弘忍處參學《金剛經》。

惠能幾經艱辛跋涉于龍朔元年(661年)到達湖北黃梅東山東禪寺，拜五祖弘忍和尚為師。弘忍見他，即問：“居士從何處來，欲求何物？”惠能說：“我是嶺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如何堪作佛？”惠能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我只來求佛，不求余物”，惠能出語驚人，弘忍知來者不凡，根基深厚，智能過人，遂命他隨眾勞動，在碓房舂米。惠能因身材瘦小，腰系一塊60多斤重的石塊增加體重，一腳一腳地踏碓舂米，在艱辛的勞動中“漸悟”佛性。惠能出家求佛，不同于其他出家人，因某種原因而入空門，然后在師父的傳教后才明佛法。惠能是先悟佛道，后入佛門。

先成佛祖，后削發為僧

惠能在碓房踏碓八個月。有一天，弘忍為了考驗東禪寺七百人禪解的淺深，準備傳以衣缽，命各人作偈呈驗。當時，神秀上座為教授師，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惠能也作一偈，請人寫在壁上，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眾人見此偈，甚是驚異。弘忍覺得這示法之人，已經見性，不但道出了禪的本意，而且比神秀理解得更深更透，更“空”，更“無”，更加唯心，認為他是接法的理想人選。恐人損害惠能，親自至碓房暗示惠能晚上三更到方丈堂。是晚三更，弘忍向惠能宣講《金剛經》，至“應無所往，而生其心”，惠能大悟。弘忍便傳頓教及衣缽，并對惠能說：“你為禪宗第六代祖，善自護持，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即送他離寺往九江渡口，臨別又叮囑他南去暫作隱晦，待時行化。惠能遵照弘忍“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之機語，日夜兼程南返廣東，隱遁于四會、懷集的大山之中，與獵人和當地村民一起生活勞作，歷盡磨難，后在懷集冷坑上愛嶺龜嘴巖(后人稱六祖巖)棲身苦心修煉十六年之久。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居士修持中，他身承六代祖師之位，韜光養晦，嚴謹修行，勤練禪法，脫離浮躁，“頓悟”佛性，等待禪機。

儀鳳元年(676年)正月八日，大唐盛世，時逢大運，教派爭端平息，出山弘法機緣俱足，四十歲的惠能即從懷集至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因有二僧辯論風吹幡動，一個說風動，一個說幡動，爭論不已。惠能便插口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你們的心動。”大家聽了為之驚詫。印宗法師契悟詢知是禪宗法嗣，即拜為師。集眾在法性寺內菩提樹下為惠能剃發，請名德智光禪師等為他授具足戒。自此開辟佛教南宗，稱“禪宗六祖”。

下下人有上上智

六祖惠能目不識丁，為后人留下驚世之作《六祖法寶壇經》。這是惠能去世后，其弟子將其法語言行整理成冊，編寫而成的，是中國唯一的佛教經書，也是佛教發源地印度以外唯一的佛教經書。成為研究中國和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學史的歷史典籍。從唐朝至今，不少名人、文豪、學者畢生研究不絕。唐代的王維、柳宗元、劉禹錫，分別為六祖寫碑贊;當年一位偉人曾向身邊工作人員說了一段關于禪宗六祖的精辟論斷：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的創始人，亦是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呵佛罵祖’，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于創新，并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

佛教源于古印度，然后由海路和陸路分別傳入中國，成為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兩支，在中國生息發展，經歷了許多曲折。在南朝梁武帝時期，由西竺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大師從廣州西來初地登岸，在華林寺把佛法傳給中國的慧可，代代相傳到惠能后，佛教的禪宗得到發揚光大。禪宗大師惠能的基本思想是“明心見性”，認為人們不必拋棄現實生活去進行修煉，因而把當時的貴族佛教改造為普羅大眾的佛教。他還大膽地把古印度佛教的儀規、佛理、佛性和修行方式與中國傳統的心性說、忠孝忍讓倫理道德相糅合，把貴族式的靜坐安心的禪法轉換為向“運水搬柴”世間俗事去做的世俗化的頓悟法。他主張“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即心是佛，佛性人人皆有”，“直指人心”，“佛在我心，凈心自悟，見性成佛”。六祖大師特別指出：“佛在心中，悟時眾生是佛，迷時佛是眾生。”所以，求佛參禪時，無處，無在，“吃、住、坐、臥都是禪師，無處不是禪，處處都是禪，修禪，學禪不拘形式，不拘一格，只要你心中念佛，學佛，行佛，你就是佛，心中有佛就能成佛。”

傳佛心印，不傳“衣缽”

《壇經》記載，五祖在傳位給惠能時說“昔日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傳，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古之佛傳，惟傳本體，師今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五祖還說：“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此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從五祖傳位給惠能的囑托中，清楚反映了達摩以前是傳佛心印，但達摩初來中國時，很多人不了解，所以要用衣缽作祖位圣物的象征，從達摩把衣缽傳給慧可(二祖)至僧燦(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惠能(六祖)的歷次接法，均發生不少不盡佛意的事端。因此，五祖特別強調惠能今后傳位不要再傳容易引起爭端的信物——“衣缽”。而是要傳心，以心傳心，心心相印，誰能自悟自解佛法的都為佛。六祖惠能按五祖的旨意，只傳心印，不傳衣缽，避免了為接法產生不必要的事端，結果使得佛禪光大于世。唐朝惠能至今，只有六祖再沒有七祖八祖……。雖然表面上好象祖位失傳，但實際上佛法代代相傳從不間斷，相反佛法興盛，惠能所弘發的禪學理論，使禪宗“西傳”，信徒“東往”，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東南亞各國、日本、斯里蘭卡和北美、歐洲大陸，至今仍有眾多信徒。

落葉歸根身歸曹溪

六祖一生精深持戒，苦修佛道，法施有間，德惠神州。他對生死，了悟自如。參透未生時，誰是我？已生時，我是誰？人生難得，佛法難求，他深知將要圓滿人生，所以在他將要謝世之時，葉落歸根四報恩——報父母恩、報師父恩、報國家恩、報眾生恩。延和元年(712年)七月，惠能命門人回新興國恩寺建報恩塔，次年夏末落成。開元元年(713年)七月初八，惠能帶領門下回到新興國恩寺，同年八月初三晚上子時，囑托一切后事，像平常參禪入定一樣安祥圓寂于國恩寺，世壽七十六歲。惠能圓寂后，其真身不壞，被運回韶州(廣東韶關)曹溪，其門人裹綜涂漆，保持其生前形像。其肉身像至今還保存在南華寺，供奉在靈照塔中。時過1290多年，六祖肉身法像仍完好地留在世間，是為我國最圓滿、最珍貴的肉身高僧法體。

唐玄宗開元二年即730年，在河南滑臺(滑縣)的無遮大會上，惠能弟子荷澤神會辯倒了神秀門人崇遠、普寂，使得“南宗”成為中國禪宗正統。

【作品及成就】

禪法

惠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他又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并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云謂里，也可體會禪的境界。

惠能又曰“先立無念為宗”，“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所謂無念，即雖有見聞覺知，而心常空寂之意。“自心歸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人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皈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皈依。”

典籍闡述

惠能曾告戒僧侶法達，不要錯解法華經中意義。神秀把佛教理論“戒、定、慧”解釋為：“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凈其意名為定。”而惠能則另有不同解說：“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然而，惠能亦一再強調“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所以認為頓漸只是假名，佛法只為一乘法，“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禪宗從達摩始百余年間皆以《楞伽經》相印證，故亦稱為楞伽宗。達摩的三傳弟子道信開始兼以《金剛》等經為典據，到了惠能即以文句簡單的《金剛經》義代替了《楞伽經》，其目的在于擺脫名相煩瑣的思想束縛，而單刀直入求得開悟。

經典作品

惠能圓寂后，其弟子們將其經歷和言論錄整理成《六祖壇經》，簡稱《壇經》，是禪宗的經典。壇經分為十品，經中講述惠能的生平、拜師學道、開示公案和臨終囑托等。壇經中提到南禪宗：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在佛教史上，按照佛教的傳統，只有記敘佛祖釋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稱作“經”，但是根據六祖慧能大師講授的佛法精華匯編的《六祖壇經》，卻是絕無僅有的一部被尊稱為“經”、由中國僧人撰述的佛典，可見慧能大師和《六祖壇經》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中土人的著述，被稱之為經的，唯惠能禪師一人。

佛教文化發展

惠能在寶林寺30余年，悉心傳道，弘法不輟。他以“見性成佛”為宗旨，提倡不立文字，弘揚“頓悟”，以傳統文化的精髓結合禪宗教義的秘笈，形成中國佛教禪宗的“南宗”與“北宗”相比較而迥然不同的獨特風格。由于惠能的弘法，“南宗”禪學的影響逐漸遍及全國，并取代了“北宗”在禪宗中的主導地位，而各地投奔在惠能門下治學的門徒數以千計。其后，他的弟子集錄其講經的要義，編纂成《壇經》一冊。該書反映出惠能對傳統佛教教義作重大改革的思路，是禪宗進一步“中國化”的重要標志，從而對中國哲學與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傳承門派

惠能為禪宗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后來各派禪師建立門庭，影響極大。在他圓寂后，他的弟子傳承禪法，形成南北二宗。北宗即是荷澤神會門下，稱荷澤宗。南宗則以南岳懷讓門下的洪州宗，與青原行思、石頭希遷一系的石頭宗為代表。

惠能禪法在北宗荷澤一派的推動下，取代了原先北宗神秀一系的地位，成為禪門正宗，但荷澤一派因后繼無人，在唐末衰亡。對后世影響較大的反而是南宗門下。南宗門下，后來形成河北臨濟宗、江西曹洞宗、湖南溈仰宗、廣東云門宗、江蘇法眼宗五宗，即“一花開五葉”。后來，法眼宗遠傳于泰國、朝鮮;云門宗、臨濟宗更遠播歐美。在中國、日本，則是臨濟宗、曹洞宗兩宗最盛。

【后世評價】

人稱第二釋迦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是將印度佛教與中國儒道思想交匯融通的第一人。

毛澤東主席曾多次高度評價慧能大師，認為他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外國有學者將慧能大師視作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國家圖書館廣場，矗立著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東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為“東方三圣人”。惠能作為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著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給人以有益的啟迪，并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

8 丈量地球，密宗領袖——一行

【人物簡介】

一行(683～727年)，中國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和佛學家，本名張遂，魏州昌樂(河南省南樂縣)人。張遂的曾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張公謹。張氏家族在武則天時代已經衰微。張遂自幼刻苦學習歷象和陰陽五行之學。青年時代即以學識淵博聞名于長安。為避開武則天的拉攏，剃度為僧，取名一行。先后在嵩山、天臺山學習佛教經典和天文數學。曾翻譯過多種印度佛經，后成為佛教一派——密宗的領袖。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武則天退位后，李唐王朝多次召他回京，均被拒絕。直到開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李隆基派專人去接，他才回到長安。開元九年(公元721年)，據李淳風的《麟德歷》幾次預報日食不準，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編新歷。一行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編制《大衍歷》，他在制造天文儀器、觀測天象和主持天文大地測量方面也頗多貢獻。

【生平事跡】

青年學識淵博而聞名

一行自小讀書很多，到二十歲左右，已經博覽經史，尤其精通陰陽五行之學。他曾寫成闡釋揚雄《太玄》的專著，名聲不小。當時的武三思有意與他結交，但他顧忌其名聲不好，便逃走了，正好遇上普寂禪師，就從普寂出家。有一位叫盧鴻的隱士，得知一行的才學，驚異地對普寂說，此子“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游學”(《一行傳》，《宋高僧傳》卷五)。普寂同意一行外出尋訪名師高僧，于是他遍訪當時的名宿，并曾到浙江天臺山國清寺向一位老僧學歷法。據《舊唐書》，唐玄宗于開元五年(717)派一行的族叔到湖北去請一行入京，向他請教安國撫民之道。

密宗領袖

一行在京城，一方面參加譯經，一方面就是從事他的天文方面的科研工作。《佛祖統紀》說一行“傳密教于金剛、無畏”，向這兩位傳播不同密法的大士學習密法。《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講到善無畏時，也記一行等人曾參預善無畏的譯事。一行參預譯《大日經》是在開元十二年(724)，次年寫成《大日經疏》，此《疏》，是一行請善無畏闡釋《大日經》義，由一行記錄并發揮而成的，所以說這部《疏》體現出善無畏和一行的兩人思想。據《宋高僧傳》，一行又向金剛智學習《陀羅尼印》。金剛智又為一行設壇灌頂，一行還要求金剛智翻譯金剛界一系的密法，于是在開元十一年(723)金剛智組織翻譯《瑜伽念誦法》、《七俱胝陀羅尼》，一行為筆受。一行又拜不空為師，不空在其《金剛頂經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門義訣》中說到，“開元七年，至于西京，一行禪師求我灌頂”。所以，一行的密法兼承胎藏界和金剛界兩種，而能融為一體。本來胎藏界之理和金剛界之智也是合而不二的，兩者的融合才構成完整的整體。

重新制訂歷法

玄宗請一行進京的主要目的是要他重新制訂歷法。因為自太初(漢武帝年號)到麟德元年(664)之間，歷史上先后有過二十五種歷法，但都不精確，玄宗就因為麟德歷所標的日蝕總是不準，就詔一行定新歷法。

一行花了七年的時間，參考了大量的資料，做了許多實測，又制作儀器，以嚴謹的科學精神，終于寫成《大衍歷》。又為《大衍歷》編制而制造了非常精密的黃道儀。

制造儀器和觀測

一行主張在實測的基礎上編訂歷法。為此，首先需要有測量天體位置的儀器。他于開元九年(721年)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設計黃道游儀，并制成木模。一行決定用銅鐵鑄造，于開元十一年(723年)完成。這架儀器的黃道不是固定的，可以在赤道上移位，以符合歲差現象(當時認為歲差是黃道沿赤道西退，實則相反)。

后來，一行和梁令瓚等又設計制造水運渾象。這個以水力推動而運轉的渾象，附有報時裝置，可以自動報時，稱為水運渾天或開元水運渾天俯視圖。一行等以新制的黃道游儀觀測日月五星的運動，測量一些恒星的赤道坐標和對黃道的相對位置，發現這些恒星的位置同漢代所測結果有很大變動。

主持天文大地測量

一行受詔改歷后組織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天文大地測量工作。這次測量，用實測數據徹底地否定了歷史上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錯誤理論，提供了相當精確的地球子午線一度弧的長度。

一行發起這次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中國古代有一種傳統理論：“日影一寸，地差千里。”劉宋時期的天算家何承天根據當時在交州(越南河內)的測量數據，開始對此提出了懷疑，但長期未能得到證實。隋朝天算家劉焯則提出了用實測結果來否定這一錯誤說法的具體計劃，但這個建議在隋朝沒有被采納。一行的測量則實現了這一計劃。其二，當時發現，觀測地點不同，日食發生的時刻和所見食象都不同，各節氣的日影長度和漏刻晝夜分也不相同。這種現象是過去的歷法所沒有考慮到的。這就需要到各地進行實地測量。

當時測量的范圍很廣，北到北緯51 度左右的鐵勒回紇部(蒙古烏蘭巴托西南)，南到約北緯18 度的林邑(越南的中部)等十三處，超出了現在中國南北的陸地疆界。這樣的規模在世界科學史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測算子午線一度的長度。得出大約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極高度相差一度的結論。這實際上給出了地球子午線一度的長度。由于對唐尺數值的大小，人們目前的看法還不一致，故評價一行這次子午線測量的精度受到限制。初步的估計結果是，一行的測量值與現代值相比，相對誤差大約為11.8%。

國外最早的子午線實測是在公元814 年，由天文學家阿爾·花剌子米(約783—850)參與組織，在幼發拉底河平原進行了一次大地測量，測算結果得出子午線一度長為111.815 公里(現代理論值為110.6 公里)，相當精確。但這已在一行之后九十年了。

制定《大衍歷》及制作黃道儀

從開元十三年(725年)起，一行開始編歷。經過兩年時間，編成草稿，定名為《大衍歷》。《大衍歷》后經張說和歷官陳玄景等人整理成書。從開元十七年起，根據《大衍歷》編算成的每年的歷書頒行全國。經過檢驗，《大衍歷》比唐代已有的其他歷法都更精密。開元二十一年傳入日本，行用近百年。

黃道儀仿天的形狀而制成圓球形，銅鑄，上面標有星宿、赤道及周天的度數，由水力推動其旋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在天外別置二輪，上面鑄有日月，也能轉動。以木柜為地，放在木柜子中，天球的一半在柜外，一半在柜中，又做兩個木人，分別在木人前置鐘鼓，每到一刻就自動擊鼓，每至一辰則自動撞鐘。這里面使用了齒輪系統。當時都稱這一制作為奇妙神功，玄宗下令將它放在武成殿上讓百官參觀。但后來因為生銹，轉不動了，就收藏在集賢院。

一行于開元十五年(727)十月去世，玄宗親自撰塔銘，謚一行“大慧禪師”號。

【作品及成就】

一行的著作，以《大日經疏》為其密教思想的代表作，《大衍歷》為其歷法方面的代表作，這本書是在一行死后的第二年由玄宗詔令編成而正式使用的，稱《開元大衍歷》，五十二卷。

一行的《大日經疏》把《大日經》中一些隱含的意義都解釋出來了，其中對一些教義的闡述，結合了佛教各宗如華嚴、天臺、凈土、唯識及儒家的觀點，更主要的是該《疏》系統地組織密宗的理論和儀軌，因此對于密宗來講，本《疏》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后世評價】

一行作為科學家，在中國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為佛教高僧，一行傳承胎藏和金剛兩大部密法，在密宗史上的作用，不只系統組織密教的教義教規，也把兩大部融合起來。集科學家與高僧于一身這個特殊身份本身，也說明佛法和科學技術在一定條件下的相融性。

9 僧界狂人，草書之圣——懷素

【人物簡介】

懷素(725-785年)，唐時人，字藏真，僧名懷素，俗姓錢，漢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為僧。懷素既是狂僧，又是醉鬼，更是書法史上領一代風騷的草書家，他的草書稱為“狂草”，有如疾風中的勁草，用筆圓勁有力，使轉如環，奔放流暢，一氣呵成，與唐代另一草書家張旭齊名，人稱“張顛素狂”或“顛張醉素”。是中國古典浪漫主義藝術的杰出代表，對后世影響深遠。

【生平事跡】

生于濃厚文化氣氛環境

懷素幼年出家，依止于伯祖惠融禪師，惠融禪師亦醉心書法藝術，他倆人的書法藝術遠近聞名。人稱他們為“大錢師”、“小錢師”。

懷素的叔父錢起是唐代大歷年間(766—779年)的著名詩人，有“才子”之美稱，曾任翰林學士，官至考功郎中。時任金吾兵曹的鄔彤，錢塘人，也是唐代一位頗有名氣的書法家，他的《金剛經》、《尊勝經》等書法作品，至宋代仍有人珍藏。

懷素生長在這種濃厚文化氣氛的環境之中，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使得他自幼就對書法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諸如東漢草圣張芝臨池學書，池水被染黑;三國魏人鐘繇晝夜習字，睡夢中還時常用手指在被子上比比劃劃，天長日久將被子磨穿;隋初和尚智永躲進小樓，三十年如一日地練字，禿筆成冢等故事，他都爛熟于胸。這些書壇上的精英就成了懷素學習的楷模。

芭蕉葉苦練字，成就狂草之圣

懷素早年苦于無錢買紙，曾將一個漆盤和一塊方形木板專門用來練字，隨著歲月的流逝，木板和漆盤都被寫穿了底，寫禿了的筆頭堆積起來，就像當年智永禪師的“禿筆冢”，壘得猶如小山一般。后來，懷素覺得漆板光滑，不易著墨，就效法古人在芭蕉葉上題詩的辦法，在寺院附近的一塊荒地，種植了一萬多株芭蕉，芭蕉長大后，他摘下芭葉，鋪在桌上，臨帖揮毫。由于懷素沒日沒夜的練字，老芭蕉葉剝光了，小葉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個辦法，干脆帶了筆墨站在芭蕉樹前，對著鮮葉書寫，就算太陽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風凍得他手膚迸裂，他還是在所不顧，繼續堅持不懈地練字。特別是芭蕉葉滑潤的、不易著墨的特點，促成了懷素后來那種靈動疾速、忽斷忽連、乍干乍濕的筆觸和點畫。

僧界狂人，不受世俗羈絆

精湛的書藝，使得年輕的懷素在家鄉湖南一帶很快獲得了廣泛的聲譽，被推許為“草書天下獨步”。每逢暖日高懸、涼風習習，氣候宜人的日子，騷客酒徒總是聚集一堂，擺開箋麻素絹、宣州石硯，準備好粉壁白墻，然后縱酒酣歌、高談闊論。酒酣耳熱之后，懷素總是習慣性地斜倚在繩床上閉目休息一會兒，然后，突然縱身起床，揮筆疾書，如入無人之境。有時趁酒發興，不僅是粉墻、紙張、素絹，就連衣裳、器皿，也都成了懷素的草書園地，常令觀者嗟嘆不己，時人謂之“醉僧”。

懷素一生云游，漂泊四海，他性情疏放，銳意草書，卻無心修禪，更飲酒吃肉，交結名士，俗世交往非常廣泛。除了書法別具一格、匠心獨運以外，他還能賦詩吟句，與當時文化名流如李白、戴叔倫、顏真卿、錢起、陸羽等諸多名人交往甚密。每逢聚集，必飲酒恣情，瘋狂極致，杰作連連。以“狂草”名世。

【作品及成就】

懷素傳世的書跡較多：計有千字文、清凈經、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腳氣帖、自敘帖、苦筍帖、食魚帖、四十二章經等。

就以上懷素作品加以研究，其風格并非全部相同，大到可分為三種：一是尚未完全擺脫前人作風的：如圣母、食魚、苦荀、藏真、諸帖，保留晉法甚多，圣母帖且多有顏真卿作風。二是他自成一家本領作風，如清凈經、四十二章經、自敘帖(堪稱標準的懷素書)。三是循和平澹的書風，如小草千字文，與其狂肆作風，大異其趣，完全換過一番面目，也可說是他過人之處。

《自敘帖》紙本，原跡現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自敘帖》是懷素草書的代表作。就草書而言，在晉唐以來的傳統之中，有以羲之父子為最具學究派特質的主流，而屬于反傳統者，當推懷素的自敘帖式的“狂草”一路。據說顏真卿曾以張旭筆法授與懷素，所以或許可說是“張旭-顏真卿-懷素”是一脈相傳的，從遺留下來的作品看來，顏真卿在楷書及行書方面，已呈現出反傳統的趨向。就草書言，懷素大概是從張旭的作品中，悟得了他獨自的書法。

《小草千字文》。懷素千字文有多種，而以“小字貞元本”為最佳，又稱《千金帖》絹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此本為懷素晚年所書，懷素晚年草書又從驟雨旋風轉到古雅平淡，與字不相連屬，筆道更加蒼勁渾樸。當為絢爛之極而復歸平淡之作，故歷來為書林所重。

《論書帖》，紙本，縱38.5厘米，橫40.5厘米，9行，共85字。一般說是繼承和發展了張旭的草書，所以有“以狂繼顛”的說法。

【后世評價】

懷素的狂草書法大大拓展了中國書法藝術表現力的邊界，奏出了雄健昂揚的盛唐之音，其公開表演似的創作過程多為當時社會名流所記載。流傳至今的《自敘帖》是書法史上狂草第一名作，對后世影響極大。

懷素狂草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瑰麗非凡的華彩樂段，是書法藝術所映射的精神世界的孤品，故極珍貴。后世書家再也未能超越懷素的健勁疾速，所以堪稱絕唱。

10 和尚軍師，袈裟謀臣——姚廣孝

【人物簡介】

姚廣孝(1335～1418年)，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出自顯赫的吳興姚氏。幼名叫天禧，字斯道。祖籍河南汴梁(今開封)，曾祖父隨宋室南渡時逃到江南，落腳在長洲相城(蘇州)。元至正十二年(1352)出家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號逃虛子。元末明初的政治人物、詩人，明成祖朱棣自燕王時代起的謀士、靖難之役的主要策劃者。明成祖即位后，賜名姚廣孝。

明朝洪武末年至永樂年間，在風云變幻、驚心動魄的政治舞臺上，姚廣孝若隱若現，神出鬼沒，他身披袈裟，口喧佛號，是地地道道的和尚;他出謀劃策，指點江山，是貨真價實的軍師。他最擅長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能親自指揮千軍萬馬，守城卻敵，在明成祖朱棣奪取江山的斗爭中，他是第一功臣。但他恰如一條神龍，見首不見尾，使人感到莫測高深。他實在是一位神秘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在腥風血雨的朝代更迭中，計定江山的謀略家燦若繁星，不可勝數。這也不足為奇。但能夠將超凡脫俗、四大皆空的和尚和積極用世、竭精殫智的謀臣集于一身者，卻極為少見。而姚廣孝就是這樣一位神秘的和尚軍師，一位身披袈裟的政治家和謀略家。

【生平事跡】

怪杰出世

姚廣孝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鄉間郎中，生活雖然清苦，但祖輩事佛積善，很受鄉里敬重。姚廣孝十四歲時，由于姚家祖輩事佛，父母決定讓他出家為僧，謀口飯吃。

姚廣孝出家后，卻從師于一個叫席應真的道士，向他學習“陰陽術數之學”，同時還讀書工詩，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廣交名士，精通佛、道、儒諸家之學，成了當時頗有名氣的高僧。

吳中富庶，也是人才薈萃之地。姚廣孝有四個好友，分別叫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這四人自比于唐初四杰。其中的徐賁，號北郭生，比鄰而居的高啟、王行、宋克等十人，號稱“北郭十友”，均與姚廣孝結為詩文好友。這些人勸姚廣孝棄佛歸儒，姚廣孝婉言謝絕了。大約在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4年)，他潛心內外典籍的學習，開始了佛、儒兩家的對比與選擇。在學佛訪友和詩文來往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漸成熟。

在元末亂世中，姚廣孝叩缽吟詩，高談闊論，確實不像個安分守己的出家人，倒像一個胸懷大志的書生。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劉秉忠的路子，輔佐明君，成就帝王之業。

洪武八年(1375年)，姚廣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師天界寺。這一次他雖未得官，但這次赴京使他進一步交結了官宦和高僧，并增強了成就事業的雄心。

洪武九年，姚廣孝回到蘇州西山海云院，在那里住了四年，過著“無過客則終日危坐澄想”的生活。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揚帆于浙江之上”。在好朋友宗泐的舉薦下，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被選高僧進京。

燕王朱棣的首席謀臣

洪武十五年八月，皇后馬氏去世，朱元璋命令選拔天下的有道高僧來侍奉諸王，為諸王誦經薦福。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高僧，當時正應詔在京，深得朱元璋器重，朱元璋稱他為“泐秀才”。在他的舉薦下，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召見了姚廣孝。兩人一交談，竟非常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朱棣請姚廣孝出山相助，姚廣孝毫不猶豫，欣然應允。姚廣孝就跟隨燕王北上，來到了北平。為了遮人耳目，朱棣讓他住持慶壽寺。兩人從此頻繁往來，經常秘密私談，至于談論什么，至今不得而知。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死，皇儲之位成了空缺。朱元璋晚年喪子，悲痛不已。同年九月，在翰林學士劉三吾的建議下，朱元璋立年僅十歲的朱允炆為皇太孫，指定了未來的接班人。

朱元璋死后，朱棣得到消息，遂帶領軍隊赴京奔喪。即將到達淮安時，卻收到了朱允炆派人送來的敕符，讓他立即返回自己的封地去。朱棣非常惱火，仍要下令過江。姚廣孝趕忙勸阻說：“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違詔命，反為不孝也，愿殿下養成龍虎之威也。他日風云感會，羽翼高舉，則大江只投鞭可斷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朱棣聽從了姚廣孝的建議，雖然心中不滿，但還是帶兵返回了北平。實踐證明，姚廣孝的建議在當時的確是明智之舉。因為如果朱棣強行過江，不僅有違朱元璋的“遺詔”，鬧不好還會搭上自己的性命。

1399年，朱允炆即位，改年號為建文。他上臺之后，采納了大臣齊秦和黃子澄的意見，大肆清除諸王，朱棣的處境十分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姚廣孝立即密勸朱棣起兵奪取政權，但朱棣一直顧慮重重，下不了決心。為了進一步堅定燕王起兵的決心，姚廣孝煞費苦心，以相面、占卜等方法不斷地誘導，并對當時形勢作了精辟的分析，朱棣終于被說動了。

靖難之役定天下

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等人的鼓動下，決意奪取皇位，與侄子建文帝決一雌雄。姚廣孝作為燕王的主要輔佐和謀士，不但以自己的謀略使燕王最后下了決心，而且要作各方面細致的準備，其中的練兵和鑄造兵器尤為重要。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正式起兵。燕軍一路破關拔城，來勢兇猛，舉國震動。建文帝急忙派耿柄文為征虜大將軍，率三十萬大軍討伐。燕王在姚廣孝的輔佐下，采取兩面夾擊的戰術，大破耿柄文的大軍。

建文四年五月。燕王朱棣進入京師，終于奪取了明朝的政權，當了皇帝，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成祖，定年號為永樂。

不脫袈裟的政治家

朱棣即位后，姚廣孝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寵信，馬上被授予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1404)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并恢復了他的姓，賜名為廣孝。太子少師是當時文臣的最高秩(正二品)，是一個實職，由此可見朱棣對他是極為重用的。

永樂二年六月，姚廣孝以欽差身份前往蘇湖賑濟，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離別故鄉二十余年后，他終于衣錦還鄉了。但是，回到故鄉時，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沒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悵然。姚廣孝帶著復雜的感情，將父母的靈位放進了少時出家的妙智庵。

姚廣孝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先后主持了《永樂大典》和《明太祖實錄》兩部大書的編修。原來主持編修《永樂大典》的是解縉，解縉并沒有理解皇帝編修這部巨書的宗旨。永樂二年二月，這部巨書完成后，定名為《文獻大成》。上呈皇帝審閱，成祖對這部書不太滿意。命姚廣孝等人重修。永樂五年，這部包羅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等內容的二萬多卷的巨書，在姚廣孝主持下順利完成，并更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九年，七十七歲的姚廣孝再次受任監修官，主持《明太祖實錄》的重新編修，直至他去世，大約六年多時間，他兢兢業業地完成了此項工作。這次修成的《明太祖實錄》就是今天我們所見的三修本，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的時間和全書的內容都大大超過了前兩次的修纂。

姚廣孝八十四歲時病重，不能朝見，仍居于慶壽寺。成祖多次親往看視，賜予金唾壺。永樂十六年(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廣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夠按照出家人的方式來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了，并停止視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照僧制安葬于京西盧溝河畔。三十日，鎮遠侯顧興祖奉旨祭靈，并宣讀了明成祖朱棣親自撰寫的祭文。

【作品及成就】

主持永樂大典

姚廣孝雖然受官，卻未改變僧人身份，主要承擔太子、太孫的輔導講讀，及主持《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等書的修纂，又著《道余錄》專詆程朱，人稱“黑衣宰相”。其博通精深的學識和修養對皇太孫(明宣宗)有較大影響，對《永樂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

作品

主要著作有《逃虛集》十卷，續集及補遺各一卷，《逃虛子詩集》、《逃虛類稿》五卷等。

禪佛哲理

姚廣孝詩之另—特色，即詩中有禪佛哲理。詩人寫詩，常于現實之此岸世界，吟詠山水，抒情寫意。而姚廣孝既為禪僧，又作詩人，故詩有禪境，亦有對彼岸圓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觀了無法，何有寂與喧”，“竹云時駐影，桂露夕闌香”。

姚廣孝曾作《綠洲曲》，五言四句，寫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語，卻入禪味。禪宗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為其教義之一，故禪與詩的關系，譬如春與花，“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思與詩，融會通達而無滯礙。

【后世評價】

姚廣孝是一位穿著袈裟的政治家、謀略家和軍事家。在朱棣奪取政權以前，姚廣孝是和尚;在朱棣奪取政權以后，他仍然堅定不移地當和尚，因為這身袈裟為他的政治活動和得以善終做了最有效的保護。他繼續當和尚，實質上向朱棣表了一個態度，自己對權勢是淡薄的，在政治上是沒有野心的。朱棣因而對姚廣孝放心了，反而使姚廣孝的權勢和地位更加牢固，得以安度晚年，善始善終。

姚廣孝的高明之處還在于，他在成為達官貴人之后，并沒有像別人一樣大肆斂財。相反地，他保持了一個和尚的本色，視金錢如糞土，永遠不蓄錢財。他曾因公干到家鄉長洲，把朝廷所賜的金帛和財物都分給了宗族鄉人，自己不留積蓄，這與歷來巧取豪奪、搜刮民財的封建官僚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世人議論廣孝，常以異僧詆毀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勸導且幫助燕王奪太祖嫡孫之位，既違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禮。然而觀其終究不改僧相之舉，則不能單以純粹之功利心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