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人譽為“千古伯樂”的是哪位北宋名士？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于世。篤于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見《宋史.歐陽修傳》)譯成白話就是：歐陽修的文章，才華橫溢，樸實流暢，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處。在議論上，簡單而明了，實際而通情，善于聯系事物分析不同問題，闡明深刻的道理，駁斥其錯誤，給人以很強的說服力。他的超然灑脫，文情奔放的風格，別人是無法趕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攜后進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賞識、舉薦的人，大多成為天下的名士。曾鞏、王安石、蘇洵以及蘇洵的兒子蘇軾、蘇轍，原來都寂然無聲，不為人所知曉，歐陽修就廣為揄揚他們的聲名，認為他們將來一定會名聞于世。歐陽修對朋友非常忠實，朋友在世時就推薦幫助他們，朋友去世后就盡力保護周濟他們的家庭。

以上是《宋史.歐陽修傳》中的文字，它不僅贊揚了歐陽修文章錦繡，為天下文學旗手，也對他提攜后輩的精神，大加褒揚。對歐陽修才華非常欣賞的宋仁宗曾贊道：“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后輩，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大度，總是極盡贊美，竭力推薦，使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名垂后世，所以，北宋名士歐陽修堪稱千古伯樂。

宋仁宗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當時還默默無聞的曾鞏，給文壇名人歐陽修寫了一封自薦信，并獻《時務策》，表達政見。歐陽修讀了曾鞏的文章后，賞識不已，他在給曾鞏的回信中說：“其大者固已魁壘，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鞏文章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曾鞏長于古文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一直埋沒于草莽江湖。為此，歐陽修特撰《送曾鞏秀才序》，為其叫屈，為其揚名，又把曾鞏納入門下，悉心教導，把他當成最堪造就的學生。他還盛贊曾鞏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在歐陽修的培養和幫助下，曾鞏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高中進士，從此“一舉成名天下知”。

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之所以后來能夠名揚天下，也得益于歐陽修這位伯樂。蘇洵二十七歲才開始發奮為學，后來進軍科場，卻連連落榜，性格倔強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寫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閉門謝客，埋頭讀書，經過數年磨礪，終于文章大進，下筆千言。

據葉夢得的《避暑錄話》記載，于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四十八歲的蘇洵攜蘇軾、蘇轍兄弟，以文章為“敲門磚”，拜訪了益州知州張方平，希望得到這位文壇宿將的舉薦。張方平說，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輕，此事非歐陽修莫屬。張方平寫了一封推薦信，讓蘇氏父子去京城拜訪翰林學士歐陽修。其實，歐陽修與張方平曾因政見不同而結怨，一向合不來，但當歐陽修讀了蘇洵的文章后，并不因為他是政敵推薦的而怠慢，反而擊節道：“后來文章當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薦布衣蘇洵狀》說：“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于古而宜于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由于歐陽修在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極力推譽，蘇洵從此名動京師。

歐陽修發現蘇軾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壇佳話。嘉祐二年，歐陽修出任知貢舉，擔任這一年禮部進士考試的主考官。策論一場，歐陽修出題《刑賞忠厚之至論》，點檢試卷官梅堯臣批閱試卷時，發現其中一篇文章特別精彩，頗具“孟軻之風”，隨即呈給歐陽修閱。歐陽修讀后，眼睛一亮，覺得無論文采還是觀點，都可以毫無爭議地列為第一。但歐陽修的“入室弟子”曾鞏也參加了這場會試，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屬于誰，不得而知。歐陽修猜想，這篇文章應該是曾鞏所寫，擔心若把自己的弟子列為第一會遭人閑話，便與梅堯臣商量將其列為第二。復試時，歐陽修又見到一篇《春秋對義》，贊嘆之余，便毫不猶豫地將其列為第一名。發榜時，歐陽修才知道，初試、復試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兩篇文章，均出自蘇軾之手。后來，他在給梅堯臣的信中盛贊蘇軾的文才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見《與梅圣俞四十六通》)。看到后生才情勃發，已逾知天命的歐陽修，竟然興奮得猶如孩童一般，愛才之情，溢于言表。

蘇軾只是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個側影，當年共錄取進士三百八十八人，不但包括蘇軾、蘇轍、曾鞏等后來的文壇巨匠，還包括張載、程顥、呂大鈞等后來的曠世大儒，真可謂群星燦爛。之所以一次考試就能錄取這么多名動當時、影響后世的人才，這與歐陽修的學識、眼光和胸懷是密不可分的，難怪他會桃李滿天下。

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這些響當當的人物，都得到過他的激賞與推薦。“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攜而名揚天下。《宋史·歐陽修傳》說他“獎引后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愛才之切、識才之準、舉才之功，稱他為千古伯樂，應該不是過譽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