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如何成為鼎盛時代？唐太宗實行經濟藏富于民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義的是樹立怎樣的國策，給今后的國家和社會打下什么樣的基礎。唐太宗剛剛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間就曾經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唐太宗回憶道：當初我對魏征說大亂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見，認為大亂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難當頭，人都想求生，怕亂就盼望穩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調教。魏征說的就是“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道理。他還提出著名的治國原則，那就是“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也就是說統治者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樣對待君主，這是相對應的，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如果實行以德治國的國策，就一定會成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國。
在座的大臣們都覺得魏征說的是書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見辦，國家必定大亂。但是，唐太宗卻聽進去了，力排眾議，確立“以德治國”的基本國策，力行不倦。其實，唐太宗內心并不踏實，他總覺得善人治國，少說也得百年才能成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長期堅持的思想準備。但是，結果讓他大感意外，只過了短短幾年，唐朝就實現了天下大治。貞觀七年，唐太宗回顧這場決定國家走向的大論戰時，說道：“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謙虛的唐太宗把這個功勞全都歸于魏征，說幸虧有了魏征這位“良工”，才將他這塊“石頭”雕琢成為美玉。推善與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這番表現，本身就是以德綏遠的典范。
“以德治國”是當政者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怎么才能真正落實于行動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飾太平呢？唐太宗給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樣。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經把治國的核心問題簡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闡述：“君何以名？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經典表現，國家政務千萬條，最根本的只有一條，那就是愛護百姓。怎么做呢？兩個字：輕稅。
把財富集中于國家，還是“藏富于民”，唐朝有著前車之鑒。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間，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戶數翻了一番多，從開國時不足400萬戶，直線上升至900萬戶;修葺北方萬里長城，開鑿從江南到洛陽、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運河，綿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區域緊緊聯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對外方面則北平突厥，南綏百越，西逐吐谷渾，東征高句麗。隋朝所做的事情，從國家的角度來說，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為什么隋朝這個大帝國會轟然倒塌、毀于一旦呢？這決不是市井流傳的隋煬帝獵色所致。
中國古代的稅收基本上是人頭稅，官方勤于清點戶口，實質上是為了增稅。反過來，老百姓(603883，股吧)就會想方設法從官方的戶籍上逃匿隱漏。所以，古代戶口數從來不準確，戶口增減反映的是官方與百姓的稅收之爭。隋朝在短短時間內實現戶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結果，而是朝廷嚴厲稅收政策的產物，戶口倍增就意味著稅收成倍成倍地增加。為了增稅，隋朝還實行小戶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戶稅。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難以老有所依，這同傳統的道德相悖。
唐太宗曾經讓臣下清點隋朝留下的倉庫，經過隋末唐初的動亂與戰爭，竟然庫存量還能夠讓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換句話說，隋朝38年征收的賦稅，夠得上全國使用將近百年，稅率之高，令人咋舌。國家興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惡，不僅要看是否有利于國家，還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夠承擔，超過這個限度，與民爭利，則雖善猶惡。唐太宗君臣總結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指出：“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鑒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時戶數僅剩400萬戶左右。按照一戶五口的最低標準換算，損失人口近3000萬。唐太宗難道不知道隋末數年動亂不可能傷亡百姓過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樣把官吏派到鄉村挨戶搜查，不就都找出來了嗎。可是，唐太宗沒有這么做，他認了這筆糊涂賬，真是“難得糊涂”。而且，他還從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規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處罰。這更是不利于稅收的增加。說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養魚。什么“以德治國”、“藏富于民”，國家是要讓利的，這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真金白銀做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