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最大的漢奸與他相比吳三桂就是個小角色

崇禎十七年(1644)，清軍入關，自此開始了清王朝的幾百年的統(tǒng)治。論及這事，眾人都會講，沒有吳三桂這個大漢奸，滿族人怎么可能會這么輕易就入關？在當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個族僅限于漢族來說，吳三桂確實是漢奸無疑。投敵賣國之舉在任何時候都要受到唾棄。然而當時吳三桂并不是最大的漢奸，最大的漢奸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范文程。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這個“漢奸”的履歷：

范文程，字憲斗，1597年(明萬歷25年)出生，死于1666年(清康熙5年)，現(xiàn)在遼寧沈陽人。曾經(jīng)侍奉滿清開國四代君主—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清世祖順治福臨，清圣祖康熙玄燁。四代老臣，資質不可謂不深，所以又有文臣之首之稱。范文程是漢人，也是大文豪范仲淹先生之后。清史稿記載“宋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純?nèi)适呤缹O也”。范純?nèi)适钦l？范仲淹的次子。現(xiàn)存鞍山的《范府譜書支派第十八世至二十六世》和《范府譜書支派》，也曾明確記述了范氏由來、遼東派系的遷居過程以及家譜的修訂經(jīng)過等等。也就是說，范文程是中原漢族之名人后代，居然幫助后金之滿人得了天下。所以他為當時多數(shù)漢人所不齒，被斥為賣國賊，無法面對范文正先生的在天之靈。后人也對范文程多有責難。更有人直稱其為“漢奸”，將其同洪承疇、吳三桂、祖大壽等人相提并論。因而背負著諸多歷史罵名。

《清史稿列傳十九·范文程傳》：“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沉毅，與其兄文寀并為沈陽縣學生員。天命三年，太祖既下?lián)犴槪膶u、文程共謁太祖。太祖?zhèn)ノ某蹋c語，器之，知為鏓曾孫，顧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這是說在當時他和他兄弟二人是一起去拜見的太祖，并且表明要為太祖效力。不過，一開始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即使你有很大的才華，有超乎常人的能力，畢竟你是外族。所以他們只能做個馬前卒。

到了皇太極時代，他們的地位發(fā)生顯著的變化。清史稿：“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在這個時候他的完成了在清廷內(nèi)部的逆襲，成為了皇帝身邊的親信。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極繼承汗位。他總結了努爾哈赤的經(jīng)驗教訓，提出了“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并以記己躬之得失”的思想，并提出了調整滿族與漢族之間緊張關系，緩和民族矛盾的主張。要完成這個任務，皇太極急需一批熟知漢族文化傳統(tǒng)的人來替他出謀劃策。關于這一點，在清宮戲里面或多或少地都會有所提及。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皇太極對漢族文化的尊重，畢竟統(tǒng)治之下的大都是漢人，不了解他們，怎么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統(tǒng)治呢？范文程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得到了破格的重用，他從小的學習和戰(zhàn)略性的眼光讓他扶搖直上。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極建立了內(nèi)閣的雛形—文館，范文程也是文館的骨干。由于他每每都有獨到的見解，而且解決問題的方法極合皇太極的心意。所以不久他就成為了皇太極的親信謀臣。因此參與了伐明策略的制定、爭取漢官的歸降、進攻朝鮮撫定蒙古、以及國家制度建設等重大問題的決策。

《清史稿·范文程傳》說，“每入對，必漏下數(shù)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召入。”他們每一次談話就得幾個小時(每晝夜是一百刻)，甚至來不及吃飯和休息，又再次召入談話。這足以說明皇太極對他的意見的重視程度。還有一件事，可以佐證皇太極與范文程的君臣關系。有一次，范文程陪皇太極吃飯，有一道佳肴，甚為稀罕。范文程是孝子，他想到父親還沒有吃過，便遲遲未下筷。皇太極與他相處久了立刻便明白他的意思，立即派人將這一佳肴給他父親送去。所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范文程受到這么大的寵信，當然也得想如何才能盡忠報主。他在用反間計除袁崇煥、招降洪承疇、以及招攬人才、滿洲興學、發(fā)展經(jīng)濟、改革體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可以這樣說，沒有范文程，便沒有后來滿清二百七十多年的中原天下。

范文程是滿清開國元勛，功績斐然。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再做多也是漢人，所以不能要求太多。所以他一生處事處處小心都謹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禍”。他對外要運用謀略對付敵人，以取得政治軍事外交斗爭的勝利，對內(nèi)又要謹防禍起蕭墻，巧妙擺脫內(nèi)部的傾軋。他一生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在朝廷之中游刃有余，多次化險為夷，最終讓自己的在清廷堅如磐石。這一點，不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有相當?shù)挠涊d。

范文程為人深自謙退，從不矜伐其功。這一點，在滿清權力更疊的慘酷政治斗爭中，表現(xiàn)得尢為突出。他在政治斗爭中始終處于超然地位，當當是十分的不易。皇太極死后，各個有力爭奪皇位的人都在相互傾軋，斗爭相當尖銳。但范文程卻如一信守著一條基本原則，始終保持謀臣的公允地位，從不參與權力之爭。但是，作為皇太極的最重要謀臣，不是想要自清就可以如愿的，就算這樣也招來了攝政王多爾兗的諸多猜忌。比如，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爾兗即以“今國家一應事務，各有專屬”為借口，以范文程“素有疾，毋過勞”為名，限制和削弱了范文程的權力。對這事，他只能是默默地接受。順治五年(1648年)，攝政王多爾兗大權在握，就命令范文程等人刪改太祖實錄。范文程深諳此事關系重大，一旦政局有變化自己就會招來殺身之禍。就對外稱病而閉門不出。果然，多爾兗死后即被問罪，清史記載，范文程“與同官當連坐，上以文程不附睿親王，命但奪官論贖。是歲即復官。”

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稱“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謀臣范文程去世。卒年七十。康熙皇帝玄燁“親為文”，賜葬北京懷柔縣之紅螺山，為他立碑來紀念他為清府所做的貢獻。后來，康熙還親筆題寫“元輔高風”的匾額，掛在范氏祠堂。評價如此之高，可見一斑。

撇開民族主義來說，范文程的才能堪比范蠡。但是在傳承千年的中華文明面前，這種賣國的行為絕對不容提倡。現(xiàn)在滿漢一家共同發(fā)展，我們似乎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他，這樣的話，我們也許稍微理解他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