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諸葛亮北伐真實意圖 恢復漢室只是口號?
蜀漢政權偏居西南一隅之地,國小力弱,其整體實力遠不及曹魏,但“一生謹慎”的諸葛亮卻一反常規,執意率眾五出祁山,北伐曹魏,這與其“謹慎”的性格是相悖的。那么,諸葛亮為什么要北伐?難道真的是為了恢復漢室嗎?其實不然,雖然“興復漢室”是諸葛亮北伐的口號,但是,諸葛亮北伐的真實目的不止僅此:一方面,北伐為蜀漢政權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使其不至于降格為一般的地方割據政權,另一方面,北伐使蜀漢政權內部的荊州集團,東州集團和益州土著集團的矛盾趨于緩和,達到“鬩于墻于墻,外御其侮”的目的,鞏固了其政權。
除此之外,清代學者王夫之還認為,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以攻為守,“夫公固全局于胸中,知魏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不可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以為守焉耳!
其實,諸葛亮北伐還有更加重要的目的:
首先,諸葛亮執意北伐,是為了樹立威信、鞏固其地位。
大家都知道,諸葛亮在劉備“白帝城托孤”之前,地位是比較低的,并不象《三國演義》中說的那樣,劉備對其言聽計從,諸葛亮當時的職務是臨時設立的軍師中郎將、軍師將軍,主要從事的是后勤保障工作。
例如劉備據有荊州時,他“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劉備入蜀,他“與關羽鎮荊州”,劉備占領成都,外出征伐時,他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以供給。當時,諸葛亮不僅要示好關羽,稱馬超的才干與關羽相比“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而且還要對法正的不法行為:
“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忍讓著,因為法正當時正被劉備倚重,“以正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使諸葛亮沒有機會展現其才華,只有到了“白帝城托孤”之時,因為關羽、法正等人已死,諸葛亮才被劉備視為肱股之臣,托付后事,史稱“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后來,諸葛亮雖然在平定南中的戰爭中立有功績,但功小而并不能服眾,于是他只好通過北代戰爭來顯示其才華,戰爭中,在諸葛亮指揮下,蜀軍攻取了魏國的武都,陰平兩郡,射殺張郃,并多次取得一些戰役的勝利,使魏軍疲于應付。數次北伐戰爭,確實展現了諸葛亮用人、治軍、理國之才干,從而確立了其威信、鞏固了其地位。
其次、諸葛亮執意北伐,是為了發現、培養了人才,提高蜀軍戰斗力。
諸葛亮全面執掌蜀漢政權的時侯,關、張、馬、黃四員大將及龐統、法正等謀臣都已經死去,加上東漢末年的人才大流動已經基本停止,益州又地處西南偏鄙之地,本地人才相對較少,這就使他深感“小國賢才少”而力求改變。
于是諸葛亮在北伐戰爭中發現了文臣中的蔣琬、費袆;武將中的王平,姜維等人才。
史書記載:
將琬在諸葛亮北伐時,留守成都,統領丞相府事,“亮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諸葛亮稱贊他“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并對后主說:“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而費袆在調解魏延、楊儀間矛盾時“常入其坐間、諭曉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袆匡救之力也”顯示了其才干,因而受到諸葛亮的賞識。
而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但他卻在街亭之戰中顯示了不凡的才干,“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任討寇將軍,封亭侯。”
姜維雖然是魏國降將,但諸葛亮認真考查他后認為,姜維“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又)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于是加意培養,升拜征西將軍,在諸葛亮死后,姜維接替了諸葛亮,擔當起了保衛蜀漢政權的重任并為此犧牲了生命。但而象馬謖這樣紙上談兵的人和象李平(嚴)這樣雖有才干,卻不盡心為國的人,卻在戰爭中被剔除了出來。
另外,眾所周知,關羽失荊州,劉備敗夷陵,蜀軍被殲滅的精銳部隊就有七、八萬人之多,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所率領的蜀軍,實際上是一支新組建的、缺乏實戰鍛煉部隊,蜀軍街亭之戰的失利,固然與馬謖違抗諸葛亮節度有關,但蜀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又占有有利地勢的情況下,“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不正說明,此時蜀軍的戰斗力遠不如魏軍嗎?遙想當年,老將黃忠,占有地勢之利,從定軍山上“乘高豉譟”而下,一戰而斬魏將夏侯淵的輝煌勝利,我們就不難理解這時蜀軍的戰斗力有多差。蜀軍戰斗力的薄弱,迫使諸葛亮“歷兵講武,以為后圖”。不過,經過數次北伐戰爭的鍛煉,蜀軍的戰斗力大為增強,并且多次取得了戰斗的勝利。再次、諸葛亮執意北伐,是為了拓境就食。
早在劉備時期,秦隴涼州一帶就是其覬覦之地。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因劉備已占領益州,派諸葛瑾索還荊州,劉備回答他說:“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而法正在勸劉備攻取漢中時也說,奪取了漢中,就“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
在馬超投奔劉備的時候,劉備任命其為“涼州牧”,后來的魏延、姜維也任過“涼州刺史”。而當時涼州并非蜀漢疆土,但劉備、諸葛亮卻已選定了其地長官、可見他們早已有意奪取該地。
而益州原本是一個“蜀土富實、時俗奢侈”的地方。但是,劉備攻取益州時,卻使之受到了一定的破壞。“計益州所仰唯蜀、蜀亦破壞、三分之二,吏民貧困”。于是,蜀漢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
建安二十年(215年)劉備攻樸胡、張飛戰曹軍于三巴;建安二十四年,劉備攻漢中、孟達攻房陵、上庸,關羽發動襄樊之戰;章武元年(221年),劉備討吳戰爭;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平定南中之戰。所有這些戰爭,都消耗了蜀漢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恢復、補充決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
據蜀亡時統計,當時蜀漢政權“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其數字大體與諸葛亮北伐時相當。由此推算,蜀國每六個半人就要養活一個將士或官吏,除去老人、婦女、兒童,大約也就是每兩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人不從事生產活動。
就疆域來說,“曹魏三分天下有其二”,因此,諸葛亮想通過發動北伐戰爭來改變這種狀況,開疆拓土,拓展糧食生產基地并就糧于敵,在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鞏固蜀國的西大門,以達到他“以戰養戰”的目的。
總之,諸葛亮發動北伐戰爭雖然使蜀漢“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但通過北伐戰爭,諸葛亮展現了其才華、鞏固了其地位,并選拔了人才、鍛煉了新蜀軍、拓了境、就了食,從而基本實現了其多種目的。